[摘要]文化體現了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物質及精神成果。因此要了解一個民族或國家，首先必須了解其文化，文化交流也因此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具有獨特的重要作用，他們拉開了中法交往的序幕，成為了當時兩國間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橋梁，取得了燦爛輝煌的成果，也使法國成為了歐洲的漢學中心。

[關鍵詞]法國耶穌會傳教士 文化 文化交流

一、文化概述

“文化”一詞含義廣泛，人們對其下的定義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權威的漢語詞典《辭海》對文化的定義是：“廣義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式：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意識形態。”故廣義上的文化概念，大體可以包括精神領域和物質領域兩方面，它體現了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物質及精神成果。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它們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成果，從而也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我們知道要了解一個民族就必須了解它的文化，否則對這個民族的了解就是膚淺的，這反映了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樣地，要了解中國和法國，就要從了解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入手。

二、中法文化概述

中法兩國距離遙遠，一個地處東亞，一個地處西歐。中國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影響，法國受基督教影響。當我們思考和研究中國和法國的歷史和現狀時，我們會發現古代和近現代史上的中國和法國之間存在著許多相同和相似之處。兩國有很多共同語言，首先兩個國家都是歷史悠久的文明中心，都有著古老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非常鮮明的特點。中世紀以來，中國為東方文明之搖籃，法國則為西方文化之中心。兩國人民都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雙方都很注重維護它自己的文化。兩國都較早實現了統一，并且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傳統，兩國都非常注重獨立。目前，中法兩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它們都堅持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路線。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舉世公認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其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延伸至廣闊的地區。直至17世紀，即在西方干涉和入侵之前，中國在教育、文化、知識和科技方面一直獨樹一幟，呈上升之勢。

法國的人口為6000萬，有著2000年的悠久歷史，文化上具有羅馬文化色彩，從10世紀起，法國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法國也是一個文化大國，文化底蘊深厚，法國人的藝術欣賞能力超過了一般的民族。

中法兩國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對人類文明和進步都做出過重要貢獻。兩國關系源遠流長，兩國人民早就有交往。而歷史也證明了文明的進步存在于東西方不斷的交流活動中。“中法關系可上溯至13世紀中葉，但雙方完全意義上的接觸則始自16世紀以后傳教士來華，并由此引發了中國熱和漢學的創建。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由法國傳教士進行的漢學研究初見端倪。”

三、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活動

13世紀中葉的1248年和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兩次派多名我會修士到蒙古（當時的中國）。1477年，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出版后傳到了法國。16世紀后期，歐洲傳教士來華人數逐漸增多，至17、18世紀，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已達數百人。1610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原名尼古拉?特里戈）來華傳教。金尼閣和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比利時耶穌會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歐洲傳教士利用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藝博得了中國朝廷的歡心。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 法國傳教士首先進行了漢學研究，這也拉開了中西兩大文化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汲取營養的序幕。

17世紀下半葉，中國是康熙（1654—1722，1661-1722在位）皇帝統治時期，而遙遠的歐洲大陸西部的法國正是“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時期。這兩位偉大的君主統治時期也正是歷史上中法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時期。路易十四（1638-1715，1643-1715在位）掌權初期，法中兩國之間的交流極其有限，互不了解。在其后的數十年內，兩國間的交流逐漸加強。當時兩國間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橋梁是耶穌會傳教士。當時的中法文化交流取得了燦爛輝煌的成果！

為了了解遙遠的東方帝國，路易十四于1685年以“國王數學家”的名義向中國增派耶穌會傳教士。這批傳教士以洪若翰神甫（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為首于1685年3月3日從法國的布勒斯特港出發，于1687年7月23日抵達浙江寧波，最終五人（洪若翰、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張誠（Jean-Fran ois Gerbillon， 1654-1707）、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于1688年2月7日抵達北京，叩拜康熙皇帝。這些耶穌會士均為飽學之士，他們精通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他們中的張誠和白晉被留在清朝宮廷之中，擔任康熙的科學顧問，其他幾位傳教士則被允許到其他地方傳教。這是第一個到達中國的法國代表團，由此開啟了中法兩國官方早期交流之先河。他們既傳授西方天文歷法及醫學、化學、藥學知識，也潛心研究中國文化。

他們后來又受康熙皇帝的派遣回到法國傳播友誼與中國文化。如1697年白晉回歐洲時，帶回去很多中文書籍，包括《書經》、《春秋》、《易經》、《本草綱目》等。白晉把這些書連同康熙大帝贈給法國國王的禮品一起進呈給路易十四。1700年，洪若翰回歐洲的時候，曾將康熙大帝贈給法國國王的禮品茶、絲、瓷器和一些書籍呈送路易十四。1715年，傳教士馬若瑟將十三經等中國典籍帶回法國贈皇家圖書館。1722年，通過耶穌會傳教士運回法國的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典籍達4000種，這批書籍構成了今天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的最早特藏。20世紀30年代，僅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各種刊本、寫本漢籍就已達一萬冊以上。白晉還曾撰寫了一部《康熙帝傳》在法國出版發行。這些傳教士不僅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之間互送禮品書籍，還通過書信、匯報等方式向法國宮廷和社會介紹了大量關于中國歷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況。這對“中學西傳”起了重大作用，有關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道德等逐漸被歐洲人所認識，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在法國啟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動。

四、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的歷史功績及其影響

包括法國傳教士在內的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在科學文化傳播中扮演了雙重角色。傳教士們遠涉重洋來中國的主觀愿望是要傳播基督教教義，同時也負擔了了解中國的地理、歷史、天文、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但這些傳教士客觀上也為中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體系的建立貢獻很多，這正應了中國的古話“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們不僅在中國積極參與朝廷的天文觀測等科學活動，還把相關的科學資料送回法國科學院，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同時，中歐貿易逐漸加強，歐洲各國建立的東印度公司將各類中國物品源源不斷地輸出到歐洲，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便逐漸風靡歐洲。

曾任法國皇家科學院主席的德梅朗于1728年10月14日給在中國宮廷長達四十余年之久的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寫了第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對中國的優秀之處作了肯定：

“我對它的崇敬在于它的君主政體的久遠；它的政府結構，君主們的睿智和公正；它的人民對于勞作的熱愛和溫順服從；總體上對于次序的理念；以及這個民族毫無動搖地堅持對于規則和舊習俗的眷戀。我不知道是否中國人性格中的最后一點，即對于舊習俗的不可侵犯的熱愛，加上對于父輩和長者的尊重，以及在生前死后給與他們幾乎神話的敬意，正是其他各點的源頭。”

法國傳教士在華傳教事業發展迅速，在華發展的教徒在1918年曾達到190萬人。“法國天主教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創辦教育事業。盡管從本意說是為了促進傳教，但客觀上極大地促進了近代中法文化交流。”和法國相關并影響很大的震旦大學于1903年由中國基督教徒馬相伯出資創辦。“至1943年，據估計有3800名震旦大學畢業生分布于中國所有的工作領域且大多居于顯要的位置，擔當重要職務。那些沒有得到顯赫職位的人，大多數成為律師或教師……天主教教育事業得到了法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因為法國政府發現，要在中國舉行文化事業，不得不借助傳教士的工作。雖然在理論上，傳教士不能成為民族勢力的傳播媒介，但在中國他們卻是法語教學的先驅，而且法國政府官員認為他們同時也是法國勢力的代言人。”與之相對的，大量的中國書籍也被翻譯成法文，法國漢學也繼續蓬勃地向前發展。

正如《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的譯者鄭德弟教授在該譯著的中文版序中所寫：“他們在中國社會中的融入程度以及對我國了解的深度是以往來華的任何外國人無法相比的，他們稱得上是當時的‘中國通’。而這些‘中國通’又長于著述，勤于寫信，于是，在近兩個世紀中，有關中國的大量信息便通過他們的著述、書信或報道源源不斷地傳到了西方，西方人由此才開始真切地認識中國，西方的漢學也由此才得以奠基……他們是16至18世紀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角色和先驅者。”

由于在華傳教士們的介紹以及他們帶回法國的大量中國物產，至路易十四統治后期的18世紀初，法國興起“中國熱”，“上至君王重臣，下至平民百姓，幾乎無人不對中國懷有強烈的興趣，在華傳教士們的出版物成了熱門讀物，來自中國的商品受到熱烈的歡迎，有關中國的消息和知識不脛而走。中國瓷器在法國擁有無數喜愛者，在十七世紀中期，任何一個別墅或宮殿中若無中國瓷器點綴，便不可能被看作完美。”除了中國瓷器，中國風格的建筑、中國的漆器、絲綢、家具等工藝品也逐漸傳入歐洲，先是在宮廷和貴族中流行，然后風靡整個歐洲長達數十年。當時法國宮廷中的中國影響幾乎到處可見。路易十四本人習慣使用中國或按中國式樣制造的家具。凡爾賽宮內，王后有一整套中國家具。王太子的辦公室內，擺放著四把中國扶手椅和若干折疊椅。甚至國王的仆人家中，也有中國的漆桌、花瓶與掛毯等物品。17世紀，即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凡爾賽宮中舉行的慶祝娛樂活動經常包括中國題材。在王室貴族的引領下，這股“中國熱”風靡17、18世紀的法國上流社會，并傳布到其他歐洲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支配了歐洲人的審美情趣。

如前所述，17、18世紀，歐洲傳教士陸續涌入中國，但到歐洲去的中國人卻是寥若晨星。“中國熱”雖然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熱火朝天，但漢學研究卻相對滯后。這里我們想提一個人，即黃嘉略（Arcade Huang，1679-1716）。黃嘉略于1702年隨法國傳教士梁宏仁（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法，后定居法國巴黎。在他的啟蒙和影響下，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和弗雷萊（Nicolat Freret，1688-1740）從事并開啟了法國漢學研究，他們也成為了法國18世紀初漢學的領軍人物，對漢學在法國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從他們開始，法國人對漢語和對中國的研究不再是傳教士的專利了。”這也使法國成為了歐洲的漢學中心。

五、小結

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既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民族，也影響著世界，具有世界性的意義。但同時它也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在中法兩國歷史上最初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研習漢語，考察中國的風土人情，介紹和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古籍，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引發了法國甚至歐洲的中國熱，促進了法國漢學的興旺，起了主導性和開創性的作用。無疑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的歷史性功績。

[1]辭海[M]．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2]竇坤．中法漢學研究所與中法文化交流述略[J]．北京社會科學，2000，（4）．

[3]朱仁夫．儒學傳播法國——為中法文化年而寫[J]．云夢學刊，2004，25（3）．

[4]韓琦．17、18世紀法國科學家眼中的中國科學——從德梅朗和巴多明的通信談起[J]．中國經濟史論壇，2005．

[5]張雪永．20世紀20年代的中法文化關系[J]．中華文化論壇，2003．

[6]杜赫德著，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M]．大象出版社，2001．

[7]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M]．中華書局，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