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金庸的意義不能僅僅從文學史角度去考慮，而需要從更寬闊的文化視野——中國文化現代性去審視。金庸為處于現代文化虛根危機中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象征性的文化認同模型。金庸小說本文在傳播媒介、小說類型、語言、形象、文化價值取向和深層意蘊六層面分別體現出報刊連載體奇跡、俗雅雙重性、多語混成漢語形象、有疑問英雄、后古典性和中華性等特點，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價值系統的現代性風貌，為現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價值建構確立了一種“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作為現代大眾通俗模式的當然代表，金庸武俠小說標志著這種小說達到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峰，并且憑借這一大眾通俗小說高峰而成為整個中國現代性文學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

關鍵詞：中國文化現代性；現代文化虛根；文化認同；俗雅雙重性；后古典性；中華性

金庸是一個多義世界。本文打算在簡要梳理已有的幾種意義讀解的基礎上，從中國文化現代性角度去嘗試別一種閱讀，以就教于方家。

一、三種閱讀模式

目前對于金庸的閱讀（包括闡釋和評價）呈現眾說紛紜的局面，無論是閱讀方式還是評價，都難以作簡單概括。盡管如此，我認為還是可以從中梳理出三種主要閱讀模式，而人們的肯定或否定性評價也都可以從這些模式引申出來。

第一種閱讀模式為俗文俗讀，可稱娛樂說。這是從金庸武俠小說的通俗娛樂效果著眼的，認為它的價值就在于向讀者提供通俗的日常感性愉悅。但正是在這同一娛樂基點上，評價卻可能完全相反。肯定的觀點認為，“俗”有什么不好？讀者俗人俗性，俗文俗讀，此俗何罪之有？這種觀點不是輕視或掩蓋金庸小說的俗性，而是充滿自信和自豪地肯定它，以俗為正、以俗為美。許多普通讀者往往對金庸持這一態度。而否定的人（如一些批評家、學者或社會評論者）則說：金庸的俗是俗不可耐，是低俗或媚俗，甚至簡直就如“鴉片”一般毒害讀者，應當堅決“拒絕” 。誠然上述評價截然相反，但都共同地認定“俗”或通俗娛樂乃是金庸小說的基本的或唯一的意義或特性。

第二種為俗文雅讀，可稱高雅說。這種觀點不是認可金庸小說的通俗娛樂性，而是相反竭力證明它可由俗通雅，直通高雅文化層面，并且甚至具有極高的高雅性。由此出發，認為金庸的特點在于俗文雅性，即通俗本文也指向并蘊含高雅文化屬性。例如，認為金庸真實地描寫了中國人的生活形象；刻畫了中國文化中的正氣、情義、高尚人格、個性解放、民主等主題；并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首次把俗文化提升到雅文化的高度，證明通俗文化也具有雅性，體現雅俗共賞價值，因而對于填平雅俗鴻溝做出了了不起的貢獻。一些讀者、文學史學者、文學批評家及文化批評家持此看法。在這里也出現相反看法：金庸確實可以通向雅，但這雅是“偽雅”或令人做作的高雅，對社會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

第三種是古典今賞，可稱古典說。與前兩種分別從俗雅角度去閱讀和評價不同，這里著重領會金庸對于中國古典傳統的保存、發掘或普及性意義，認為金庸小說的價值既非俗性也非一般雅性，而是古典性（或傳統性）。由于金庸致力于以武俠小說形式發掘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現代價值，因此在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持這種觀點的多為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的愛好者和學者。但反對的人往往可能指責說：金庸的古典性是虛假的“假古董”。

這三種觀點分別標舉金庸小說的“俗”、“雅”、“古”特性，顯然各有其合理處。然而，它們又各自難以溝通，并且每一種都會引發肯定和否定的相反結論。要想在這里硬性裁定哪種更具合理性是不必要的，應當承認，這本身就表明了金庸小說在闡釋上的多義性和評價上的分歧性。如果這一概括大體能夠成立，那么，問題在于，為什么這種闡釋多義性和評價分歧性會同時存在于金庸閱讀中？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跳出這三種觀點各自的立場而從一個寬闊的界面去重新閱讀金庸小說本文。正是在這樣一個寬闊的界面上，金庸本文能顯示出它的遠為豐富復雜的意味。這個寬闊的界面就是金庸小說本文被創造和閱讀的中國文化現代性語境。

二、中國現代性與文化精神

如果把金庸納入中國現代性語境去闡釋，會發現它具有一種跨越上述俗、雅、古等單一立場而更具通串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現代性意義。

所謂中國現代性，也稱中國文化現代性，主要是指與中國古代文化狀況相對應的一種新的文化發展時段。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化本身構成一個有著悠久歷史過程的“長時段”，那么，中國現代性則屬于另一個新的由若干“短時段”組成的長時段 。中國現代性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至今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宇宙模式、價值體系、倫理范式、心理結構、審美表現等層面所體現的特性。如果說，“現代化”一詞突出經濟、商業和貿易等物質層面及相應的制度層面的變革的話，那么，“現代性”則主要體現文化層面（即生活方式、宇宙模式、價值體系、倫理范式、心理結構、審美表現等）的轉變。這樣的文化現代性力求回答中國人在現代世界上的地位問題，即：中國人在現代世界上活得怎樣？中國人在現代世界上具有怎樣的形象和個性？對此的探詢必然會引申出如下問題：中國人靠什么來確證自己在現代世界的地位？顯然，靠的不應是單純的經濟發展指標或社會制度變遷，而應是中國文化在現代文化格局中的獨特個性，而這正是現代文化精神之所在。現代文化精神是尤其能顯示民族的現代個性和地位的東西。

但中國現代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單獨存在的，而只能透過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宇宙模式、價值體系、倫理范式、心理結構、審美表現等具體而多樣的文化過程表現出來。而在其中，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中國人審美表現的集中形式，往往能借助獨特而富有審美魅力的語言藝術形象系統去表現特定的現代文化精神。金庸小說，正是這樣一個能體現中國現代文化精神的形象系統。因此，從文化現代性語境看金庸，正意味著把金庸同中國現代性文化精神緊密聯系起來加以閱闡釋和評價。

三、 現代文化虛根與認同模型

要理解金庸的現代性意義，首先需要追問：金庸小說是在什么樣的具體語境下產生的？因為，它所產生的具體語境也正與它所發生作用的語境相通。

簡單地說，金庸小說產生于20世紀后期英屬香港殖民地的漢語文化語境中。自從被納入英國殖民地版圖后，香港的漢語文化遭遇三種焦慮：非古、非中、非西。非古，指它與中國古典文化進程斷裂、參照英國模式而呈現出明確的現代性特征。非中，即與中國文化母體疏離而具有西方文化特征。非西，指它看起來歸屬于西方文化統治，但實際上又與西方中心相疏離，無法割舍與中國文化的血脈聯系。這三“非”決定了香港漢語文化出現一種虛根狀態。所謂文化虛根，指在文化的各個層面如生活方式、宇宙模式、價值體系、倫理范式、心理結構、審美表現等所體現的普遍性失落、失范、虛無或空虛狀況。生活在香港文化語境中的華人，對這種文化虛根狀況有痛切的體驗，產生了對于中國文化根基的急切認同渴求。金庸正是在這種語境下產生的。金庸的出現滿足了處于文化虛根狀態下的香港華人對于中國文化根基的想象性認同。

而金庸的影響之所以遠遠超出香港語境而伸展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各個華人區域，則仍與這種普遍性文化虛根狀況相關。文化虛根，不僅特地針對香港狀況，而且也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在現代遭遇的普遍性危機境遇的一個簡便概括。在古代，中國文化歷來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中國中心”幻覺，即相信中國是“天下之中央”；二是“中優外劣”心態，即認定中國人天然地優越于其它民族 。而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兩種固有的中國文化信念都被瓦解了。中國人真實而又痛苦地發現，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過是邊緣；自己非但不再比其它民族優越，而且處于極端貧弱境地，甚至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這種瓦解給中國人帶來的文化焦慮是：一方面置身于這種文化信念被瓦解的痛苦之中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是急切地渴求的新的文化信念又遲遲難以確立。于是，現代中國人不得不遭遇文化虛根危機，并在這種危機境遇中執著地開始了新的文化認同的艱難歷程。

而正是在香港這個三“非”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化的虛根危機被暴露得如此鮮明、露骨和毫不掩飾，以致它高度濃縮地和典范性地匯聚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危機癥候和認同渴望，從而在中國文化現代性時段產生了一種普遍性意義。這里的“如此鮮明、露骨”，是說在香港殖民地，處于英國統治下的中國人，從制度、語言、行為方式、生活習俗、藝術等層面，無時無刻不在感受到異族壓抑下自身文化根基喪失的痛楚。而“毫不掩飾”則是相對于中國大陸和臺灣而言的。如果說在大陸和臺灣都因復雜的原因而曾出現過“文化復興”的虛假繁榮的話，那么，正是在香港，這種虛假繁榮不會有任何市場。香港成了殖民地，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誰也掩飾不了這個現實；但正是在這種奇恥大辱現實中，“物極必反”，身在香港的中國人尤其能對中國現代文化根基產生極其強烈的反思意識和認同渴望（這或許是一種文化辯證法吧？）。在過去，人們曾習慣于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這只說對了一方面。而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是尤其重要的：在荒漠中遭遇饑渴的人特別能生出啜飲甘泉的渴求。正像愈是干渴而愈生渴望一樣，處身于文化沙漠里的人具有超乎尋常的文化認同渴望。所以，在香港，這種極其強烈的文化反思意識和認同渴望在20世紀全球華人中可以達到一種極致，而這種極致狀況獲得了一種文化虛根和認同的象征性模型的意義。也就是說，這一象征性模型高度凝縮了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的深切痛苦和強烈的認同渴望，在中國文化現代性時段中具有一種普遍的象征性模型的意義。

而金庸正是這一象征性模型的一個當然代表。金庸小說往往以活生生的形象折射出中國現代文化虛根危機和認同欲望。喬峰（蕭峰）由一封來歷不明的信件而揭開身份認同危機的連鎖反應，引發無休止的沖突及痛苦折磨，并且為抵制和戰勝這種不幸宿命而表現出非常英雄氣概，這些都可以說正是象征性地和曲折地顯示了這種文化虛根危機和認同渴望。這樣，金庸之所以產生于香港卻又能風行全球華人區域、激發起強烈而持久的文化共鳴 ，就是由于他的這種象征性模型的特殊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金庸武俠小說不可能產生于中國大陸、臺灣及其他區域，而只能產生于香港——這個在中國現代文化虛根和認同方面尤其具有象征性模型意義的三“非”語境中。而同理，處于相同的文化虛根境遇中的全球華人，面對金庸，怎能不生發出共同的文化反思與認同渴望？ 四、 金庸小說層面及其現代性意義

如果把金庸納入中國現代文化的上述虛根和認同語境中去閱讀，就可以發現它的充分的現代性意義。這種閱讀可以有多種不同方式，見仁見智。這里只想從金庸小說本文層面入手作簡要分析。一般地說，金庸小說可以由外向內地分做如下六層面：傳播媒介、小說類型、語言組織、形象系統、文化價值取向、深層意蘊。而前面所述俗、雅、古三種閱讀模式，則大致可以對應于這六層面：俗文俗讀（娛樂說）可從傳播媒介和小說類型層面理解，俗文雅讀（高雅說）可從語言組織和形象系統分析，而古典今賞（古典說）則與文化價值取向和深層意蘊相連。當然這種對應只是在極簡化意義上說的。而實際上，這六層面是相互交叉、滲透而難以截然分開的。不過，這至少可以說明：正是由于小說本文的這種多層面的存在現實，才可能引申出閱讀的差異。

金庸小說起初是以報刊連載形式發表的。這就是說，它的基本傳播媒介是現代報刊。這種現代報刊連載體小說，在傳播上具有特殊的優勢：一是信息輸送量大，二是傳播速度迅捷，三是受眾數量巨大，四是既滿足又生產公眾的日常閱讀需要。公眾每天閱讀未完成小說，總是一面感到一天的等待終于獲得滿足，但一面又期待著明天的下一節閱讀，從而不斷滿足又不斷誘發閱讀需要。于是，公眾的閱讀渴望被再生產下去。金庸成功地以這種現代報刊連載形式滿足了現代都市公眾的閱讀需要，使小說贏得了最廣泛的公眾（“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創造了現代性文學的傳媒奇跡。當然，這種傳播優勢也是與金庸小說的類型特點結合在一起的：既俗又雅，俗而雅。這就需要與下一層面聯系考慮。

從類型看，金庸小說具有獨特特點：一方面，無可爭議地歸屬于通俗武俠類；但另一方面，又被認為突破了雅俗界限而達到高雅文學的美學高度，因而具有俗雅雙重性。俗雅雙重性是對金庸小說的俗而雅特性的概括。金庸小說既可以被視為通俗本文或俗文而單從通俗層面去閱讀，稱俗文俗讀；又可以被進一步視為高雅本文或雅文而同時從高雅層面去閱讀，稱俗文雅讀。俗文俗讀和俗文雅讀，既可以各行其是，也可以相互通串。你可能只對武俠的驚險和奇異感興趣，所以把金庸看作平常娛樂本文，消遣而已；也可能在娛樂之余，對其中寄寓的文化意味產生深深的共鳴，并且感到余味深長，所以擊節贊嘆金庸高雅。當然，無論俗雅如何共存和相通，必須看到，俗是金庸小說的基本特性，而雅只能在俗土中生長。雅是俗土生長之花。金庸小說的俗雅雙重性，為渴求精神皈依的現代華人提供了一個具有多層面結構的審美的公共想象空間。在這里，俗與雅之間，低文化與高文化之間，大陸、香港、臺灣及全球其他華人文化社群之間，整體上的漢語文化（如中國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與整體非漢語文化中的漢語文化（如歐美華人文化）之間，既可以各行其是地按自身規律或社群語境展開想象，形成自身層面的意義世界（如可以俗文俗讀、俗文雅讀或古典今賞）；也可以暫時消除彼此的種種疏隔，而匯合到由共同的漢語形象媒介而組成的“想象的共同體”中，于是，一種想象的全球漢語文化的“大同”情境油然而生。

而一旦由俗文品味到雅意，就不再僅僅意味著從外在文學類型來閱讀了，而事實上已伸展進小說的漢語層面。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漢語文學是漢語的藝術 ，閱讀金庸無法回避金庸的特殊漢語組織。調動多種語言資源和手段而形成多語混成的漢語組織，是金庸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金庸善于調動對話與獨白、陳述與轉述、方言與書面語、口語與俗語等多種語言形式去敘述故事、刻畫性格，渲染出通俗娛樂效果；同時，這些語言本身又在成功的表現中顯示出動人的形象魅力。也就是說，金庸小說的漢語組織不僅能夠成功地刻畫各種藝術形象，而且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正是在對于各種藝術形象的成功刻畫中，金庸的漢語組織呈現出的動人的漢語形象。對這種漢語形象需要做進一步的專門分析。

由上述漢語形象加以表現的其他各種藝術形象，如人物、景物、器物等，為現代中國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意味深長的象征性范型。單從人物形象看，金庸筆下的那些帶著人生疑問而又充滿正義感和崇高氣質的英雄們，如郭靖、令狐沖、喬峰（蕭峰）、張無忌、胡斐等，往往遭受情與義、忠與奸、正與邪、漢族與異族、及個人身世之謎等種種危機的痛苦折磨。這些危機與痛苦體驗仿佛是以寓言形式，曲折地象征著中國人在現代所遭遇的文化虛根危機和認同渴望。因此，武林英雄們的身份認同危機及其擺脫危機的英雄般努力，無法不在現代華人社群中激發起內心深處的強大共鳴。而金庸對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各種景物、器物、知識、歷史故事、典故等的描繪，又體現出鮮明的古典崇尚傾向。這就需要滲透到下一層面去分析。

需要澄清一個普遍性誤解：金庸在文化價值取向上誠然體現出明顯的中國古典文化崇尚傾向，但是，這種古典崇尚在性質上卻不是像某些論者所說的那樣歸屬于古代的，而是屬于現代，可以說，它不過是一種后古典性。中國古典文化作為一種現實的實在進程在鴉片戰爭以來的現代已經逐漸地中斷，取而代之，處于真正的現實地位的是現代性文化。例如，現代漢語取代古代漢語，新詩取代舊體詩。不過，在作為實在的現代性進程中，古典文化并沒有完全絕跡，而是作為古典殘片生存下來，具體地說，是在現代因子的激活下生成為活生生的古典傳統形象。這種現代性語境中的古典形象已不再是古代的古典文化本身，而是現代性中的古典傳統，是現代性古典。不妨套用“后…”術語說，這是一種“后”于古代而在現代存在的古典傳統，即是在古代文化進程中斷以后而在現代性進程中重新創造或再生的古典傳統，稱后古典性（或后傳統性 ）。后古典性是現代性的一種存在樣式，是以古典風貌存在的現代性形式。金庸對中國古代文化資源如史、地、易、儒、佛、道、兵、武、醫、農、琴、棋、書、畫、詩、酒、食、俗等的描繪，以及對中國文化精神如俠義、忠孝、名教、夏夷、窮達等的刻畫，都并不簡單地等同于中國古典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現代性形式，即體現出濃烈的現代后古典性特征。

應當指出，后古典性并不是簡單地指時間上的“后于古代”，而是指古典文化在斷裂中的現代性再生形式。后古典性與古典本身不同。置身在古代文化懷抱而體驗古代，與置身在現代文化語境而回瞥古代，必然會有不同的體驗。在前者，當我們的古代先輩生存于其中時，他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觀照實等于一種自我體驗，即是以自我視野觀照自我；而在后者，由于古代文化流程已經中斷，現代性已成生長中的實在，加上西方文化的強烈對照和實際撞擊，因而現代人對古代文化的回瞥就不得不在切身體驗中混合著一種旁觀性成分，變成對已經消逝而又力求復活的陌生且熟悉的“他者”的旁觀性體驗了。回瞥那已消逝的古典，回瞥什么和忽視什么，張揚什么和抑制什么，都不是單純取決于古典本身，而是從根本上取決于現代性需要。金庸對于中國古典文化的審美張揚，實際上就標志著處于現代性語境中的中國人對于古典文化“他者”的重新體驗和創造，從而具有后古典性特征。那飄逝的往往可能更美麗。在古代未必動人的，在現代卻可能展現出絕妙的韻致。例如，現代美學中的“意境”概念，誠然早已出現在唐代，但卻是從王國維的現代性發明開始，才逐漸地顯示出真正的重要意義的。可以說，“意境”雖然來自古典美學，但卻不折不扣地是現代人重新發掘和創造的產物，因而屬于中國現代美學范疇。同理，在金庸筆下，因而也在金庸讀者眼中，中國古典傳統往往按照現代中國人的需要（情感、理想、趣味、想象等）而獲得重新取舍、發掘、變形或移植，從而呈現出與其在古代語境中的原有面貌并不完全相同卻又息息相通的嶄新“意境”。試想，置身在今天已經變得“非常現代化”或“西化”的生活境遇中的香港和海外華人，從金庸世界里能不“讀”出的一種自己所心儀的后古典性“中國”么？對后古典性的把握，要求我們從文化價值取向層面進入更深層的文化認同層面。因為，對特定文化價值的選擇是與某種最高的文化認同欲望緊密聯系著的。也就是說，要把握金庸的后古典性價值，就需要進而追究其至深而隱秘的中華性意蘊。

由于上述多層面特點的綜合作用，金庸小說往往透露出一種深層意蘊：對于一種新中國性形象即中華性的文化認同和想象。也就是說，在金庸小說的報刊連載體奇跡、俗雅雙重性、多語混成漢語形象、有疑問英雄和后古典性等層面，共同衍生著一種深厚的文化意蘊，為現代中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提供了一種與古典性中國形象不同的新的想象性模型。

這里的古典性中國，可簡稱“中國性”，是潛在地影響或制約現代中國人的古代文化范式。作為這種古代文化范式的現代性存在方式，中國性主要由中國中心幻覺和中優外劣心態等構成，代表著自覺處于世界中心和優于其它民族的中國人對于世界、他者與自我的文化想象。隨著鴉片戰爭以來原有的中國中心幻覺和中優外劣心態逐漸解體，這種古典性中國或中國性必然趨于解體。而正是在這種解體過程中，中國性才得以完整地呈現，其作為中國文化范式的作用也才會顯示出來。所以，中國性概念的意義與其說是對中國古代人而言，不如說是對中國現代人而言。正是在鴉片戰爭以來的現代，面臨解體命運的中國性才在解體中呈現出實質性意義和作用來。它是現代中國人反思自我形象、認清外部他者形象的一把基本尺度。問題在于，置身在強盛的西方“中心”格局中的邊緣中國，應當如何實現自身文化的重新建構呢？

由于如此，一種與中國性不同的新的想象性探索就是必然的了。這種新的中國性，可以說是一種后中國性，或者不如稱為中華性 。相比而言，“中國性”一詞帶有“國”的意義，有可能保存著“中國中心”幻覺的殘余，而且在英語世界也有現成的“中國性”一詞的對譯，即 Chineseness 。而改用“中華性”一詞，正可以避免“國”字的狹隘提示而突出全球華人區域社群的寬泛含義，并可以體現新中國性（Neo-Chineseness）或后中國性（Post-Chineseness）特點，被灌注入現代中華民族或華人的共同文化根基的意義。中華性是在中國性走向衰敗的語境中出現的現代文化想象和體驗模式，即是中國原有的自我中心幻覺和中優外劣心態被迫解體的產物。這一模式在認可中國在現代世界的非中心（或邊緣）境遇的前提下，努力尋求新的中國形象的建構。這種新中國形象是兩方面力量制衡的結果：一方面，中國人不甘忍受現代貧弱與落后境遇而時刻渴望復興；而另一方面，又不可能也不再把重建中國中心和中優外劣等級制作為追求的目標，而是務實地面對現代世界多極化境遇而尋求再生。于是，現代中華民族向自己提出的在現代多極化世界中復興中華文化的任務，就不得不伴隨著一種文化想象過程。按照這種文化想象，現代中國人即便是生活在全球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生存境遇、承受不同文化塑造，也能在漢語小說基礎上表現和體驗共同的情感、欲望、理想、趣味等。這無疑是一種全球華人在漢語形象基礎上的想象性認同。置身于香港殖民地的金庸，以其武俠小說正構成對上述中華性的一種審美探求。

在我看來，金庸的小說形象世界一面呈現出中國性的解體過程，一面又顯示了中華性的建構軌跡。他在前期小說如《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和《神雕俠侶》里，雖然沿用了中國性中典范的“夏夷”二元對立模式，但卻是一種翻轉：從揚夏抑夷變為抑夏揚夷。他把明顯的褒揚投寄給少數民族美女香香公主咯絲麗、巾幗英雄霍青桐、英雄好漢蕭峰、蒙古帝王成吉思汗和滿清皇帝康熙等，而對漢族的腐敗、墮落、軟弱等痛加貶斥、批判，正是一個明證。這種翻轉的“夏夷”二元對立視野，其實可以視為他對處于西方中心主宰下的現代中國的邊緣境遇的一種具有批判性意義的審美反省，即是對中國性的一種形象式清算。通過中華民族內部的抑夏揚夷傳統的反省，他形象性地揭示了中國在現代積弱和衰敗的心理根源或集體無意識，為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格局中的復興方式提供了一種象征性借鑒。而到了后期小說里，他的上述翻轉的“夏夷”二元對立模式逐漸淡化，而讓位于一種更加平和通達和容納廣闊的多元文化視野——這實際上可以視為中華性的一種表征方式。《天龍八部》講述了中華民族內部的大理、宋、遼、西夏、吐蕃、燕等“國”之間的“多國演義”，在多民族沖突和群雄競爭的激烈風云中，刻畫出既融匯漢文化與契丹文化、又超越其上而代表天下百姓利益的大英雄、大豪杰蕭峰。蕭峰形象的成功塑造，等于是以一種有力的象征性形式，消解中國性中的古今、中西、官民、正邪等二元對立模式以及相應的中國中心幻覺和中優外劣心態，而呼喚新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中華性的生成。

什么是“和而不同”？歷來眾說紛紜。劉鶚在《老殘游記》中借助玙姑的話語而提出了一種理解：“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是從來沒有譜的。不但此曲為塵世所無，即此彈法亦山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彈的皆是一人之曲，如兩人同彈此曲，則彼此宮商尚皆合而為一。如彼宮，此亦必宮；彼商，此亦必商，斷不敢為羽為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并非合奏。我們所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則為‘合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圣人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誤會久矣。”按照劉鶚的描述，“和而不同”不是多方消除差異“合而為一”，而是“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即帶著自身差異參與進來，達成一種相互協調境界。如果說，中國性是希求“合而為一”的話，那么，中華性則是主張“相協而不相同”即“和而不同”。顯然，“和而不同”不是指異質性聲音的泯滅差異的同一化狀況，而是指它們的帶著各自差異的相互協調狀況。生存在全球不同區域或社群的華人，盡管其具體生存境遇各不相同，但不妨通過以漢語作品為中心的多種方式的溝通，而想象性地匯聚到一起，產生一種深深的共鳴體驗。這，不正是中華性的一個基本內涵么？正是在蕭峰性格的形成過程中，可以見出舊的中國性的逐漸淡隱和新的中華性的艱難生長歷程，這里凝聚著中國性與中華性之間的微妙而重要的滲透與轉變狀況。《鹿鼎記》里的韋小寶，就索性被刻畫為一個兼有漢、滿、回、蒙、藏等多民族血統的“混血兒”。這一描寫可以說是以寓言形式表達出中華性的上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等內涵。而金庸的漢語小說被全球各區域華人共同地閱讀和熱愛的事實，本身不就是這種中華性圖景的典范表征么？當然，金庸小說不可能體現出中華性的全部豐富內涵 ，而只是從后古典性這個特殊層面介入中華性之中，使中華性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后古典性風貌。

以上對金庸小說六層面的分析是由外到內、由淺入深地展開的。但這種外與內、淺與深的區分是相對的和大致的，不同讀者其實完全可以拋開這些區分而隨興所至地優游，體味自己所心儀的特定層面的意義。盡管如此，有一點應是明確的：正是中國文化現代性語境可以把上述六層面統合起來闡釋。 五、 金庸與中國現代性文學

從中國文化現代性語境閱讀金庸，可以不僅進入金庸小說本文層面，而且還穿透這些層面而伸向更寬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領域。一個必須面對的現代文學史問題是：如何把握和評價金庸武俠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小說）史上的地位？在這里，現代文學史問題其實可以與文化現代性問題聯系起來考慮，因為在我看來，現代文學史是文化現代性進程的一個方面。

金庸武俠小說應被視為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組成部分之一。我曾經指出，把以往所謂近代、現代和當代三個時段包容在一起的“中國現代文學”一詞，不應只是用來指時間概念，而應涉及中國文學的一種與古典性傳統不同的“新傳統”，而這正是與中國文化現代性相聯系的，所以應準確地稱為“中國現代性文學” 。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發生，是與文化現代性內部的審美現代性和漢語現代性的關系有關的。在中國原有的中國中心幻覺和中優外劣心態已然解體、中國人不得不領受弱國小民地位的情境中，同時，在古代漢語已經喪失其卓越表現力和崇高權威性的情形下，中國人如何才能創造出新的屬于現代的漢語組織以便表現自己在現代世界上的新的生存體驗呢？對此的追問正構成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這樣，正是在審美現代性（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的審美表現）和漢語現代性（創造新的現代漢語去加以表現）相交叉的坐標點上，出現了以20世紀中國文學為代表的新型文學，更確切點說，中國現代性文學。

如果說這種新型文學致力于以新的現代漢語形式去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那么，問題在于，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如何呢？“曾經運用古代漢語去書寫生存體驗、并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典文學的中國人，還能運用新的現代漢語去書寫現代生存體驗并創造堪與古典文學媲美的具有現代性的新文學嗎？”這顯然是一次前無古人的審美創造。“不再是沿用偉大而衰落的古代漢語、而是自無而有地創造稚嫩而偉大的現代漢語，以便表現現代中國人的新的生存體驗，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艱巨而輝煌的事業。”可以說，“中國現代性文學并不只是以往中國文學傳統的一個簡單繼續，而是它的一種嶄新形式。即，它不是為既往五千年或三千年傳統續上一百五十年‘尾巴’，而是在五千年或三千年傳統衰落之后另辟蹊徑，另創一種新的形態，從而使中國文學呈現與古典性文學不同的別一種‘美’。如果說，以古代漢語為書寫形式的古典性文學代表中國文學的古典性傳統，那么，以現代漢語為書寫形式的現代性文學則代表中國文學的新的現代性傳統。這是中國文學所具有的兩種彼此相連而又不同的‘傳統’。” 因此，由于本身如此重要而又長期受到忽視和輕視的緣故，作為中國文學新傳統的現代性文學需要加強研究，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本文的論題決定了不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停留，而是需要追問：從文化現代性語境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中國現代性文學（小說）中地位如何？應當看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過許多小說家，金庸不過是其中之一。作為這“之一”，他做出了怎樣的成績呢？這里，不妨從小說模式這一具體方面入手去分析。論者大可以從別種角度去考察，所見彼此不同，應是正常的事。在過去百年來的小說寫作中，出現過多種多樣的小說形態，這里可以約略梳理出三種基本模式：一是文化批判模式（魯迅、巴金、郁達夫、老舍等），二是學院田園模式（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三是大眾通俗模式（張恨水、金庸、梁羽生、古龍等） 。如果說，文化批判模式以魯迅為代表，有力地顯示了中國性在現代的解體過程及其深重后果，在現代讀者中喚起了強烈的文化批判的激情；學院田園模式以沈從文為代表，通過對中國湘西邊地田園風光的描繪，從衰敗的中國情狀中“搶救”出充滿自然靈性的美，為承受現代性轉變過程劇烈沖擊的現代中國人，提供了富有浪漫理想意味的精神撫慰；那么，金庸堪稱現代大眾通俗小說模式的當然代表。前兩類小說模式都屬“高雅文學”，雖然分別富有文化批判和文化緬懷效果，但畢竟它們的讀者集中在大約初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讀者群中，無法傳達到初等文化程度以下的廣大普通讀者中。

而正是這樣，金庸的通俗武俠小說由于涵蓋了包括普通讀者在內的各個讀者層面，因而具有了最為廣泛而獨特的社會學與美學意義。不妨仍然從金庸小說本文六層面入手考察。金庸以現代報刊連載武俠小說體形式，搶救出古代章回體，使這種古代文體獲得新的現代性形式，從而在古典傳統的現代性方面取得了成功。與此相連，由這種現代報刊連載體所傳播的俗雅雙重性，體現出現代其他小說模式如文化批判模式和學院田園模式等所無法企及的類型優勢。上述兩種小說高雅文學模式無可否認地各有其獨特價值，但金庸小說借助報刊連載樣式卻獲得了它們所沒有的特殊優勢：它不僅牢牢地占據著最廣大的社會公眾的日常體驗空間，編織著他們的情感、欲望、想象和幻想，而且成功地穿越中國現代性文學中長期存在的雅俗鴻溝而真正實現“雅俗共賞”審美理想。金庸小說的多語混成的漢語形象，顯示了現代漢語的豐富資源和獨特魅力，并從語言媒介這一特定角度確證了中國在現代世界的新形象。金庸創造的令狐沖、楊過、蕭峰、韋小寶、霍青桐、黃蓉和小龍女等人物形象及器物形象和自然山水形象等，完全有理由列入中國現代性文學形象畫廊而毫不遜色。而金庸透過這些藝術形象而對后古典性價值和中華性意蘊的富有魅力的卓越探測，從審美角度為古典傳統在中國文化現代性中的移置方式提供了一種富有價值的象征性模型，并且成功地實現了中國現代性文學同整個中國文化現代性工程之間的想象性貫通。由此可見，金庸通俗武俠小說在上述六層面都取得了很高的美學成就，體現出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審美與文化價值。

盡管中國的現代性文學進程仍在延續，新的小說家層出不窮，相應地會引申出種種新的閱讀和評價，但仍然可以肯定地說，就我們目前的有限閱讀而言，金庸武俠小說標志著中國現代大眾通俗小說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難以企及的高峰；并且從整個現代文學史的寬廣視野來看，金庸的成就也毫不遜色：這座大眾通俗小說高峰本身同時也就是整個中國現代性文學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當然，文學探索是無止境的，高峰之外還有高峰，高峰之后更會升起新的高峰。但文學高峰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它一經出現就具有美學與文化上的獨一無二性和不可重復性。在這個意義上說，金庸是中國現代性文學和文化進程中的一個不可重復的和影響深遠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