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所說的“洋樓”，泛指解放前外國人居住的“小洋樓”、使用的“大洋樓”，多見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來看，“洋樓”的內涵要豐富得多，中國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灘的那種“洋樓”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國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國國土上于近代社會發展歷史時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從樣式研究的角度來看 中國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類型在中國幾千年的古代封建社會里，雖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對外交流，但是，中國文化基本上是連續的一元文化。中國的建筑，在中國整個環境總影響之下，雖各個時代有時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則卻始終一貫。

歷史進入十九世紀后，封建主義的清王朝經歷“康乾盛世”而日趨衰落；歐美資本主義各國卻因工業革命而迅猛發展。中西文化交流從明末清初開始，就不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鴉片戰爭以后，則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進行了。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志，中國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會，以此為開端的中國近代建筑的歷史進程，也由此被動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沖擊、激發與推動之下展開了。其間，一方面是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繼續，一方面是西方外來建筑文化的傳播，這兩種建筑活動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構成了中國近代建筑史的主線。

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外國文化的大規模侵入，在中國國土上除了傳統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續、演變之外，外來的歐洲建筑樣式逐漸多起來，在中國近代的建筑歷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則又出現了以模仿中國古代建筑或對之改造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這兩股潮流在中國近代建筑史中時隱時現，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歐美“國際式”新建筑潮流的沖擊，使中國近代建筑的歷史呈現出中與西、古與今、新與舊多種體系并存、碰撞與交融的錯綜復雜狀態。中國近代建筑正是這種多元文化下的歷史見證。

1、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為特征的中國近代建筑由于中國國土幅員廣闊，各地發展很不平衡。中國沿海地區、長江沿岸地區的一些城市，由于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外國的入侵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較早作為商埠開放，因此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在這些城市出現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內陸地區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處于與外部世界較為隔絕的狀態，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表現為強；只有個別城市或臨近邊界、或因鐵路建設的發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興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灘（Bund of Shanghai，又稱“黃浦灘”）和南京路、天津九國租界、廣州“十三行”和沙面、廈門鼓浪嶼、青島膠澳租界“青島區”的建筑為代表。

長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關、武漢漢口租界的建筑為代表。

內陸地區沿邊城市哈爾濱早期的建筑主要通過中東鐵路的修建和開通，受俄羅斯傳統建筑和十九世紀末歐洲流行的“新藝術運動”樣式影響，在中東鐵路系統的建筑和東正教堂中表現為多。滇越鐵路（1903——1910年）是中國西南地區的第一條鐵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參與了滇越鐵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開發過程中，間接地把其所受法國建筑文化的影響帶到滇越鐵路沿線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則以東交民巷使館區建筑為濫觴，以資政院、大理院為代表。

洋式建筑的設計者基本為外國來華的建筑事務所或建筑師。

2、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傳統式建筑：

以模仿中國古代建筑或對之改造為特征的中國近代建筑本世紀的第二個二十年，中國建筑的歷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現代建筑思潮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出了中國建筑師面對列強的入侵而激發的民族意識，這兩種因素有劇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傳統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說是在中國近代建筑歷史中具有傳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師呂彥直（1893？929年）設計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園總體平面呈鐘形，引人發“木鐸警世”之想，寓意深遠；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國觀念，式樣采古制，建筑樸實堅固，形勢及氣魄極似中山先生之氣概及精神。

呂彥直生年僅36歲，但他以設計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確立了自己在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是中國近代跨度最大的會堂建筑。

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計劃”，則是中國進行的較早、規模較大的城市規劃設計?！笆锥加媱潯钡脑敿毞桨钢?，全部政府辦公建筑均采用中國傳統建筑造型，極力提倡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意為發揚光大本國傳統的文化。這在二十年代是一種開創性的設想。

在北京，傳統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協和醫學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簡稱 PUMC）新校舍建筑群體、燕京大學校園建筑、輔仁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較早出現的傳統式建筑的設計者主要是外國來華的建筑事務所或建筑師。反映出外國建筑師處在中國近代社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對當地傳統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歐美“國際式”新建筑潮流沖擊下的中國近代建筑中國近代建筑的歷史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進入重要的發展時期。其標志是中國近代建筑教育興辦，并日益完備；中國建筑事務所陸續開業，中國人建筑師成長起來；中國建筑團體先后成立，學術活動得以開展。

楊廷寶（1901-1983）是中國第一代建筑師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設計作品運用中西建筑處理手法，不墨守陳規，刻意創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譽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國近代建立較早、規模較大的建筑事務所，中國有相當影響，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許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華蓋建筑事務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莊俊建筑事務所”、“范文照建筑事務所”、“董大酉建筑事務所”、“興業建筑事務所”等都是中國近代極為重要的建筑設計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慶、成都、無錫、桂林、貴陽、昆明等地主持設計了許多建筑項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國近代建筑教育事業的開拓者，是中國古代建筑歷史研究工作的創始人。建筑設計創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動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對建筑設計創作問題多有著述，為數不多的作品表現了世界現代建筑潮流的影響，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鋪面改造設計為代表。

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國建筑師設計創作的許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國的寶貴財富，成為當地城市的重要景觀，給中華大地增添風采。

中國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歷史見證 但不能成為當代中國建筑師創作的樣板早在本世紀之初，兩位中國人建筑師就分別在北京和南京作過不同的嘗試：供職于陸軍部軍需司營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為陸軍部衙署設計了一棟以西洋樣式為主、但頗多中國裝飾的主樓；受命于兩江總督的通州師范學校工科畢業生孫支廈（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設計了一棟基本為西洋樣式的江蘇省諮議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間，中國近代和現代建筑師有無數設計作品問世，樣式繁雜。但是，雖然經過了幾代人的艱難摸索，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結合問題，仍然是困擾著每一個中國建筑師的難題。

雖然今天西方現代文化的沖擊不再是伴隨著侵略而來，但中國建筑師仍始終跳不出中華民族悠久而燦爛的幾千年歷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環。雖然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師設計創作的許多重要建筑物，都成為今日中國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珍惜和保護，但他們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為當代中國建筑師創作的樣板。我想，這當是我們對中國近代建筑認識的一個方面。

對作為多元文化下的歷史見證的中國近代建筑應予以積極的保護我們對中國近代建筑認識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國近代建筑作為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歷史時期多元文化下的歷史見證，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氨Ｗo巍然屹立的歷史建筑，作為先輩辛苦耕耘的歷史見證，是我輩的光榮，也是對后代所應盡的責任。只要我們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問題是我們一定要正視這個課題，仔細想想我們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寶貴歷史文物的代價?！薄痘畹臍v史棗保護香港的歷史建筑》（1982年）一書中的這一段話，寫得是何等地好?。?/p>

關于近代建筑的保護，有兩方面的工作：

1、對具體建筑物調查、實測，進行建筑歷史研究。

這項工作主要由民間學術團體開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時期，有部分初步成果問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擾，除偶有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外，大陸上對中國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實際上是處于停頓狀態。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建筑歷史學界，隨著對涌進國門的五彩紛呈的眾多國外建筑流派的介紹、評論，進而變為對其發生、發展之淵源的關心，并引發了如何認識建筑傳統與現代風格關系的討論。這樣一來，中國建筑歷史中處于承上啟下的中介環節和中西交叉的匯合狀態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汪坦發起的“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揭開了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進入第二時期的序幕。

第二時期的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建設部城鄉建設科學技術基金會的聯合資助，從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間，舉行了五次全國性會議，提出論文 179篇，出版四本論文集（收入論文92篇）。同時，通過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進行了哈爾濱、青島、煙臺、南京、武漢、廣州、北京、廈門、重慶、昆明以及廬山16個城市（地區）的近代建筑調查，填制調查表2612份，出版《中國近代建筑總覽》十六個分冊。上述工作對于推動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第二時期的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正處在深入發展的階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廬山舉行的“第五次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討論會”，將是一次承上啟下的盛會。

2、對有價值的近代建筑保護、再利用。這項工作主要由政府機構推進。

1988年11月10日，建設部、文化部聯合發出《關于重點調查、保護優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體現了在新的形勢下，國家主管部門對近代建筑價值的認識和評價，并開始重視其保存與再利用問題?！锻ㄖ钒l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門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進行的中國近代建筑調查互相配合，經過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薦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近代優秀建筑名單和資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準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共56項。其中27項為近代建筑。

同時，各地對有價值的近代建筑保護、再利用的具體工作也逐步進行。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近年來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和北京市規劃局支持下，受北京鐵路分局文化宮委托對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建筑進行復原改建設計，以保護北京的歷史風貌；1993年10月，受國家文物局委托對三峽工程淹沒區四川境內的近代建筑進行考察，對有重要價值的進行論證，提出保護與再利用方案，以保護長江沿岸景觀；1994年6月，受西城區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對西城區北京水準原點、陸徵祥家族墓廬等近代建筑進行實測，以建檔定級保護；1995年6月，受宣武區建設委員會委托對宣武區大柵欄、天橋、白紙坊地區14棟近代建筑進行實測，以提出保護與再利用方案。

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近代建筑的保護日益受到重視，逐步付諸實踐。作為多元文化下的歷史見證的中國近代建筑，對其進行保護的現實意義正在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其歷史文化價值也正在逐漸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