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提出了一套由網絡規模、網頂、網差、網絡異質性、網絡的密度所構成的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模型?；?003年和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借助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驗證了這個測量模型在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時，也說明了春節拜年網是測量中國人社會網絡資本的有效工具。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結構方程模型拜年網

一、研究背景

在對人類社會經濟行為的研究中，資本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它經歷了從最初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的資本概念，到人力資本、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等社會學意義上的資本概念的發展過程(Becker，1964；Bourdieu，1983)。經典的資本概念以及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是針對孤立的以原子形式存在的個體而言的，而社會資本則是將個體與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代表著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體系和方法上的突破。正因為如此，社會資本作為新資本主義思潮的代表，成為近20年來討論得最多的熱點議題之一。但是，在這些討論中，大多數都是采取思辨的形式、從抽象概念的角度來探討的，對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并沒有進行清晰的闡述，缺乏概念的操作化定義，更談不上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測量模型和實用工具，從而在對其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著許多混亂不清，只能將研究局限在抽象的概念探討的層面，無法深入地進行實證化研究。

在社會資本的定義上，一般都將其視為可以從中獲得回報的社會關系(Lin，2001a)。這個定義是在一般概念的基礎上而言的，而在具體的操作化定義上，是通過社會網絡來將社會關系操作化。所以，在實證研究中，社會資本被操作化為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本，即社會網絡資本。對這個前提的承認，是對社會資本予以清晰地概念化并進一步提出測量指標和模型的基礎。在社會網絡分析的意義上，社會資本指的是嵌入在社會關系(社會網絡)中的，在有目的的(工具性)活動中可以獲取并加以動員的資源。從這個定義上說，社會(網絡)資本具有三個特性，即嵌入性、工具性和可及性。作為一種資本，社會資本對于資本的主體要產生回報，林南(同上)將社會資本產生作用的途徑總結為“信息、影響、信用、強化”?！靶畔ⅰ敝傅氖巧鐣P系可以提供各種有價值的信息；“影響”指的是社會關系可以在工具性行為中對具有重要作用的角色施加影響；“信用”指的是個人的社會關系可以成為其信用的證明；而“強化”指的是社會關系可以強化個體的身份和認同感，一方面為個人提供情感支持，另一方面為個人對某些資源的使用權提供了公眾認可，從而有助于維持個人的精神健康以及對某些資源的使用權。但是，在對社會資本的運用上，需要區分個體與群體這兩個不同的層次。社會網絡資本，從個體層次上說，指的是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來說，指的是個體網(ego-centric network)；而在群體層次上說，則是將群體作為一個行動單位來考慮，在總體上可以動員的資源，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而言，指的則是整體網(socio-centric network)。一般而言，從群體層次上討論社會資本的更傾向于概念和理論上的推演，操作化得不夠，布迪厄(Bourdieu，1983)和科爾曼(Coleman，1988)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是其代表；相對而言，從個體層次上討論社會資本更易操作化，大多數研究者，如R.S.伯特(R.S.Burt)和林南都是持這種視角的。對于討論社會資本時需要區分層次這一點來說，許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并沒有清楚地區分或者是加以明確地說明，從而造成了諸多的混亂和錯誤。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同樣的網絡屬性對于個體和群體層次的社會資本來說，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如對于個體網來說，密度小的社會網絡對于個體更有意義；而對整體網來說，更加致密的社會網絡則意味著群體擁有更加有效的社會資本。

只有在弄清楚了討論社會網絡資本時需要明確研究的層次之后，對于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才有可能。就現有的研究而言，對于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有三種策略。

第一種策略是線性的策略。這種測量策略以弗奈普(H.D.Flap)為代表，其認為應從三個方面來測量社會網絡資本。首先，當個人有需要時，其社會網絡中有意愿或有義務提供幫助的人的數量；其次，這些人提供幫助的意愿的強度；再次，這些人所能提供幫助的能力，即這些人所擁有的資源的多少(Flap、Graaf，1986)。弗奈普所定義的社會網絡資本可用以下公式表達：

這種測量策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層次的社會資本(即嵌入在個體網或整體網中的社會網絡資本)，都可以采取這種測量策略。但是，這種測量策略需要對網絡的信息有最全面的掌握，在測量的具體實施中很難實現。所以，盡管這個測量模型簡單而清晰，但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屠龍術”，很難在具體的研究中予以應用。

另外兩種測量策略則都只是針對個體層面的社會資本而言的，即在個體網中討論社會網絡資本，但這兩種策略分別強調從不同的角度對個體網中的社會資本進行測量。一種強調個體在網絡中的位置，另一種則強調網絡中嵌入的資源。前一種測量策略以R.S.伯特為代表，他提出從個體在其所處的社會網絡中的位置來定義社會網絡資本。個體在一個社會網絡中越是處于橋梁性的位置，即所擁有的“結構洞”越多，則其個體網中的社會資本也越多(Burt，1992)。后一種策略則以林南為代表(Lin，2001a)，他指出，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測量嵌入在個體網中的資源：(1)網絡中價值最高和最低資源之間的距離(差異性)；(2)網絡中價值最高的資源的價值(達高性)；(3)網絡中所有資源的種類(多樣性或異質性)；(4)網絡中最典型的資源或資源的均值(構成性)。需要強調的是，這兩種測量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和對立的，而都只是在一定的理論假設下對社會網絡資本進行測量的角度?？偟膩碚f，大多數研究者對于從網絡中嵌入資源的角度來測量社會資本都是接受的，但是對于從個體在網絡中所處位置的角度來測量社會資本則存在著爭議。一般來說，接受這種測量方法的多是一些更多地強調社會網絡分析技術的學者，他們對于結構主義的方法有著某種類似于原教旨主義的迷戀。對于這種測量策略比較中肯的意見是由林南(Lin，2001b)提出的，他認為，最穩妥的方法是將個體在網絡中所處的位置作為影響其社會網絡資本的外生變量，而不要作直接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因為網絡位置對于社會資本的意義在不同的社會網絡中是不同的。例如，某個人要找工作的話，他需要的是一個異質性大的、松散的社會網絡，以便為其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而某個人需要社會支持時，其需要的可能是一個致密的，同質性強的網絡，以保證社會支持的強度。

以上的三種測量策略，無論哪一種，都只是用來測量社會網絡資本的指標體系，或者說是測量模型，而不是一個具體的測量工具。在這里，所謂測量工具，就是某一個具體的社會網絡。前面提到過，因為研 究層次的不同，社會網絡可分為個體網和整體網兩種類型。在大多數研究中，我們都是從個體網即個體的層次上來討論社會網絡的。而對個體而言，由于定義網絡的社會關系不同，可以有多種社會網絡，如討論網、社會支持網等。關鍵性的因素是要尋找一個能最有效地反應行動主體在工具性行為中可動員的社會資本的社會網絡，作為測量其社會資本的工具。所以，在社會資本研究的實證化過程中，與社會資本的測量相關的實際上有兩項內容，一是建構一套有效的測量指標體系(測量模型)，二是尋找出一個能最有效地測量社會資本的社會網絡(測量工具)。

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在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上需要同時檢驗測量模型和測量工具的跨文化有效性。具體到國內對社會網絡的研究而言，盡管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被引入國內學術界已有多年，也有著數量不算少的實證研究，但在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上仍然只是沿用國外學術界既有的成果，沒有用實證的方法去探討在中國獨特的社會文化前景下是否存在一個普適的、可用來測量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的測量模型，以及在這個模型下，是否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測量個體在工具性行為中可動員的社會資本的實際的社會網絡。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恰恰是希望對上述狀況有所突破。

二、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關于社會網絡的模塊

測量模型的建立和測量工具的選定都需要實證數據的支持，而在國內的大型社會調查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所主持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為此提供了條件。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是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宗旨之一，所以關于社會網絡的模塊是其重要的內容。它關于社會網絡的模塊不僅包含了多種不同的社會網絡，而且在歷年的調查中對同一個模塊進行了重復調查，提供了歷時性的數據，這對有效的測量模型和工具的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

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關于社會網絡的模塊涉及兩種具體的社會網絡，一個是重要事情的核心討論網(discussion network)，另一個是中國人農歷新年的拜年網(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討論網是一種基于定名法(name generator)的社會網絡技術的社會網絡，最初是在1983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國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所主持的綜合社會調查(GSS)中被使用，它是經典的社會網絡工具(Burt，1984)。所謂核心討論網，就是詢問被調查者在過去的半年里，同哪些人討論過他個人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并請他舉出這些人的姓或稱呼。然后從給出的這些人中，限定選取前幾位(一般不超過9位，最常用的是5位)作為核心的關系人，并進一步探詢這些關系人的基本情況、被調查者與這些關系人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關系人之間的關系。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具體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時常會和他人討論重要的問題。這些人，可以是自己的配偶、家人、親戚、同事、老同學、鄰居、朋友及其他人等。在過去半年內，您和誰討論過對您來說是重要的問題呢?請你說出所有這些人的姓或簡稱，如老張、小李、王姨、老伴等(調查員：將被訪者所說的交往對象按重要性程度，將其中最重要的5個人依次記錄在下表第一行，同時請調查員記錄被訪者提出的全部人名的數目。注意：如果提名超過5個，記錄實際數字)”。

在被調查者給出這些關系人的稱謂后，調查員進一步詢問這些關系人的以下信息：(1)被調查者與之討論重要問題的關系人的數量(討論網的規模)；(2)與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討論問題的性質(工具性、情感性、混合性)；(3)與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人際關系類型(家庭成員／親屬／朋友／同事／鄰居／其他)；(4)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性別；(5)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年齡；(6)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教育程度；(7)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職業；(8)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工作單位性質；(9)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管理級別；(10)與核心討論網中關系人的交往頻度；(11)核心討論網中所有成員的熟悉程度(矩陣)。

需要指出的是，第(11)項中的矩陣是非常有意義的，正是由于它所提供的信息，可以讓我們計算核心討論網的一些反映社會網絡結構特征重要的社會網絡分析指標。

關于討論網的問題只在2003年度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被詢問過，表1是討論網的一些基本指標的描述統計。

而所謂拜年網，指的是采用一種所謂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它是專門針對中國社會的情況所提出的一種社會網絡(Lin，1991，2001c)。即被調查者在中國傳統的節日即春節期間以各種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具體的調查內容為：(1)拜年者中親屬的人數、親密朋友的人數、其他人的人數，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網的規模及各類關系所占比例；(2)在社會等級結構中從高到低列出了一些種職業(包括無業者)，詢問被調查者的拜年者中是否有從事這些職業的；(3)列出了8種不同的工作單位類型，詢問被調查者的拜年者中是否有在這些單位工作的。

在2003年、2006年和2008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都詢問了關于拜年網的問題。在2003年，所列出的職業有產業工人、大學老師、中學老師、醫生、護士、廚師、飯店服務員、商業銷售人員、無業人員、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法律工作者、商業人員、行政辦事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政府官員、黨群組織負責人、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保姆等18種。對2003年度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廚師、飯店服務員、無業人員這三類職業區分度低，所以在2006年度的調查問卷中予以刪除，同時增加了私營企業主、農民、農業工人、商業服務人員、個體戶這五種職業。表2列出的是拜年網在2003年、2006年調查的一些基本描述統計。

需要指出的是，考慮到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社會，城鄉之間的社會文化背景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本文所討論的只限于中國城市社會的情況。同時由于2008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在本文完成時尚未最后發布，所以本文所用的數據只涉及2003年和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城市樣本，樣本量分別為5894和6013。

三、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模型

在有了可資利用的數據的前提下，下一步就是提出一個可以用來驗證數據的測量模型。在前面所討論的三種不同的測量策略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一套在中國城市社會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適性的測量模型。模型所包含的測量指標如下：(1)網絡的規模。(2)網頂，即網絡中最有價值的資源。在這里，我們將其操作化為網絡中所包含的處在最高社會地位的職業。而在測量職業的社會地位上，我們采用甘澤布姆(Ganzeboom，1992)發展出的“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為指標。所以，網頂即網絡中所包含的最大ISEI值。(3)網差，即網絡的 網頂和網底之間的距離，也就是網絡中ISE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4)網絡異質性，即網絡中所包含的不同職業的數量。(5)網絡的密度。網絡的密度對于個體網來說，是測量個體在網絡中所處位置的指標，它等于網絡中實有關系數量和可能關系數量的比值(Scott，1991)。之所以使用網絡密度而非網絡中包含結構洞的數量來測量個體在網絡中的位置，是因為結構洞的數量與網絡的規模相關(Burt，2000)，將這兩個指標同時用在測量模型中可能出現測量誤差相關。另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拜年網中網絡的密度是無法直接計算的，我們以拜年網成員中親屬所占比例的平方來作為其估計值。這種處理方法的思路是，一般情況下，網絡成員的親屬之間互相拜年的可能性大，而其他成員之間互相拜年的可能性則要大大地降低，所以將其簡化假設為網絡成員中的親屬之間都有拜年關系，其他成員之間都沒有拜年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網絡的密度為：

其中，D為網絡的密度，N為網絡的規模，M為網絡成員中親屬的數量(王衛東，2006)。由于非親屬之間拜年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用M／N來取代(M－1)／(N－1)是使得估計值更接近于真值的一種修正。

在提出了測量指標的情況下，我們希望這個測量模型用于經驗數據時能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我們提出的對于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模型中的大多數指標都不是直接的觀察指標，而是間接指標，無法用經典的測量理論來計算其信度和效度。而結構方程模型則提供了一套在這種情況下計算信度和效度的方法(Bollen，1989)。具體方法是通過結構方程的測量模型，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來計算既有的一套測量指標的信度和效度。就本文來說，具體的分析步驟是：首先，對測量模型進行擬合，看模型整體的擬合優度(Goodness 0ffit)，如擬合良好，說明模型整體上有良好的效度。其次，看估計出的各項測量指標的標準化負荷是否足夠大(絕對值大于0.3)，如是，說明各項指標亦具有良好的效度。再次，在前兩點滿足的前提下，對同一時點上兩個同構但不同內容的模型進行同時估計，互為效標，如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足夠大，則說明模型具有普適性。最后，在以上各項都滿足的情況下，對同一模型在不同時點上先分別估計，建立非約束模型。再將各個測量指標在不同時點上的負荷約束為相等，建立約束模型，如估計出的非約束模型與約束模型差異不顯著，則說明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測量信度。

表3：討論網和拜年網的測量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設定模型時，由于網絡規模這個指標的信度最高，所以將其設為參照指標；同時，由于網差＝網頂－網底，網差和網頂這兩個指標具有一定的相倚性，所以在模型中將這兩個指標的測量誤差設為相關，分析結果詳見表3。首先，以2003年的數據為例，從整體上看，討論網和拜年網的測量模型整體上都擬合不錯，RMSEA都小于0.05，所以，這個測量模型用于測量討論網和拜年網中的社會資本在整體上都是有效的。而分別看各指標的標準化負荷時，除了在討論網中，網絡密度的負荷過小(－0.19)以外，其他所有指標的負荷都較好，這說明，各個指標對社會網絡資本都具有較有效的測量效果。但更嚴格地說，拜年網比討論網能更加有效地測量個體的社會資本。接下來，對2003年的討論網和拜年網中的社會網絡資本測量模型同時進行估計，其結果見圖1，從中可以發現兩個潛變量，即討論網中的社會資本與拜年網中的社會資本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32，這說明，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普適性。

由于前面的分析說明拜年網相對于討論網是更好的測量社會資本的工具，所以在進一步驗證模型的測量信度時，本文只對拜年網進行分析。從表3中可以看出，分別將2003年和2006年的拜年網中的社會資本的測量模型進行估計(非約束模型)，這個多組非約束模型的各組的負荷是非常接近的，而將各組(年)的負荷設定為相等來建立約束模型時，約束模型和非約束模型之間的自由度的差為4，而這兩個模型的卡方值的差僅為3.38，這說明約束模型和非約束模型之間無顯著的差異，即測量模型在測量嵌入在拜年網中的社會資本時也具有良好的測量信度。

四、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由網絡規模、網頂、網差、網絡異質性、網絡的密度所構成的社會網絡資本的測量模型在中國城市社會具有良好的效度與信度，也具有較好的普適性。這個測量模型的各項指標，結合了對社會網絡資本進行測量的不同的視角。將網絡的規模作為測量嵌入在網絡中的社會資本的指標，是可以得到絕大多數研究者認可的。而余下的測量指標，實際上代表著從個體網的層次上測量社會資本的兩種不同的思路——網絡位置的思路和嵌入資源的思路，盡管這些指標的測量效度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從具體的標準化負荷值來看，嵌入資源的角度可以比網絡位置的角度更好地測量社會資本，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林南關于網絡位置并不是社會網絡資本的直接測量而只是影響社會網絡資本的外生變量的觀點。另外，無論是討論網還是拜年網，無論是2003年還是2006年的調查數據，無論是約束模型還是非約束模型，總體而言，網絡的異質性這個指標在所有模型中的負荷都是最高的。這說明，當人們想以某個單一的指標作為社會網絡資本的估計時，網絡的異質性是最佳的選擇，這一結論同國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致的(Lin，2001b)。

本文的另一個結論是，拜年網是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測量個體的社會網絡資本的有效(可能是最有效的)工具。一種測量工具的有效性，同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密切相關的。春節的拜年行為，對于中國人有著豐富的意涵，它同時具有表意性和工具性的雙重意義。長期以來，相關研究一直試圖尋找一個能夠最充分地說明中國人在工具性行為中可動員的社會資本的工具，至少，目前為止拜年網到是最有希望的候選。盡管本文只是從測量的角度討論測量模型和測量工具的有效性，但相關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在建立了一個有效且可信的測量模型的同時并找到了合適的測量工具的基礎上，將社會網絡資本作為一個外生變量，用來解釋在中國社會文化背下的其他的重要社會變量，并建立理論模型，這將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