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早在亞歐會議開始時，東盟10國與中、日、韓的政治和經 濟的協商就達到了新的水平，進入新世紀后更處于經濟整合的新階段。在東亞各國進一 步的發展與合作中，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響成為極其重要的因素，其意義不斷提高、 其作用不斷增強。它們既有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深層背景，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呈現出 豐富而復雜的色彩。本文簡要地提出我對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對東亞發展與合作的影 響的思考。

東亞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特點

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中，民族是載體，是現實主體。從廣義來說，文化是民族的生存 方式；從狹義來說，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價值體現。宗教是文化以信仰形式表現 出來的部分。這三者有密切的聯系，但聯系的方式和緊密程度卻大相徑庭。東亞民族、 宗教和文化的特點很多，從宏觀上概括有以下幾點：

1.東北亞和東南亞有較大的差異性

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東北亞與東南亞有較大的差異。總體上說來，東北亞國家的 民族比較單一，而東南亞則更為多樣。在東北亞，有民族相對單一的朝、韓、日本和蒙 古。中國具有56個民族，13億人口，但是90%以上為漢族。東南亞各國的民族和語言卻 極為多樣，超出人們的想像。

從宗教上看，東北亞各國更加強調世俗化。在東北亞有較多人信奉大乘佛教、道教、 神道等，西方侵入后，基督教也獲得日益增加的信徒。除了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信仰伊 斯蘭教外，伊斯蘭教基本上在東北亞地區未得傳播。東南亞各國的宗教性更強，大多數 國家擁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對社會生活正式地或默許地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在印 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文萊，眾多民眾信奉伊斯蘭教，馬來西亞和文萊則將伊斯蘭教奉 為國教。在緬甸、泰國、老撾、越南和柬埔寨，眾多民眾信奉小乘佛教。在菲律賓，幾 乎90%的人是天主教徒。在新加坡，占統治地位的是佛教與道教。

從文化上看，東北亞各國歷史上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中華文化圈，當然各國 也保持和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東南亞則是印度文化圈(包括佛教與印度教)、伊斯蘭 文化圈和中華文化圈交匯之地。在印度支那半島上，印度文化(主要是佛教)的影響最大 ，在海洋島國，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更大，中華文化則對整個東南亞有影響，盡管影響力 因地而異。

2.東南亞存在著巨大的多樣性

東南亞各國的民族和語言存在著巨大的多樣性。印尼有100多個民族，緬甸有135個民 族，越南有60多個民族，泰國有30多個民族。其中有的國家有一個占絕對多數的民族， 如在柬埔寨20多個民族中，高棉人占80%以上；但有的國家則沒有占絕對多數的民族， 如印度尼西亞最多的爪哇族也只占全國人口的47%；泰國有30多個民族，而泰族只占總 人口的40%。使用語言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亞，有669種，創世界紀錄；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至少也有150種之多；緬甸101種，老撾90種，泰國80種，越南76種。(注：[德]弗勞利 安·康馬斯、[荷]尤迪特·施塔波絲著，陳寶、周一玲譯：《新亞洲——亞洲挑戰世界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頁。)多樣文化中潛藏著豐富的人文資源 。

西方殖民主義的侵入不僅增加了新的宗教即基督教的傳入，而且使天主教成為西班牙 統治下的菲律賓的主要信仰。創建植物園和礦山需要勞工，引發了人口的流動，使大批 華人、印度人和泰米爾人遷居于此。殖民主義者還常常使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加深 各民族和宗教之間的隔閡。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有時重疊、有時分離，在殖民統 治結束之后仍然遺留至今。比如東帝汶人反對并入印度尼西亞，不僅因為其民族是巴布 亞人與馬來人的后裔，而且因為其信仰主要是天主教。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從20世紀70 年代開始就以武裝斗爭方式要求自己的權利，直至前幾年才達到和解。在社會騷亂時， 華人也往往成為犧牲者。

3.文化的差異雖然產生矛盾，但也有相當的融合性與包容性

在東北亞，中華文化本身就是多樣文化的集合體，以漢族文化為主體，包容和吸收了 少數民族的文化。包容性的實例之一是，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未曾實行和平同化，只有 在中國例外。它證明了社會學和文化學的理論假設，如果社會足夠開放和包容，民族的 差異也許會經過世代變遷減少或泯滅。日本和韓國都是善于學習和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 ，而且能根據本國特點創新，歷史上如此，現代亦然。它們的經濟繁榮和民族崛起有多 種原因，文化優勢的發揚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東南亞，伊斯蘭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華文化圈的交匯也促進了文化的互相學習 和借鑒。而文化學早已指出，絕大部分的文化創新來自于文化交流的動力。東南亞的伊 斯蘭教與中東的伊斯蘭教已經有了相當的差別，雖然基本的教規教義不變，但民眾的信 仰和文化價值觀卻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響。例如，對于父母雙親的敬重，東南亞人與阿 拉伯人重視部族不同，卻與中華文化比較接近。無論是在伊斯蘭教還是在佛教或是天主 教中，東南亞絕大部分信徒的態度是溫和的。東南亞豐富的文化已經對這些國家的起飛 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其潛力還遠未完全發揮。

無論在東北亞還是東南亞，都必須重視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它既取決于各國正確 的政策，也取決于國際互動。

當前民族、宗教和文化影響的趨勢

1.雖然當前東亞的宗教總體上是溫和的、多元的，但在各種宗教內都出現極端主義勢 力上升的趨勢，恐怖主義、販毒、販武和跨國犯罪的威脅在增長。在很多情況下，這種 趨勢都與宗教、民族和文化的背景有關聯。

在東北亞，出現了奧姆真理教和法輪功等邪教，反映出極端主義的影響。在東南亞， 問題更加復雜。東南亞國家在過去數十年內經濟增長和社會現代化取得了長足進步，尤 其是“五小虎”(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和越南更令人稱道。但 與此同時，宗教復興運動也悄然興起，其原因十分復雜。第一，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的 發展促進了人的自我意識上升和對本土文化的回歸。現代化使不同的人群互相交流，在 此過程中突現了人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差別。不僅在全球化和現代化中受挫的 國家和人民轉而求助于本土文化，即使在現代化成功的國家中也出現了重新尋找文化定 位的現象。許多人在接觸了更多的外部世界后反而對本土文化產生了更大的期待。穆斯 林和其他教徒認為，他們已面臨外來的挑戰，于是加強了認同意識。如過去10年來馬來 西亞的留學生從西方學成歸國后，往往更加虔誠地信仰伊斯蘭教，更積極地參加宗教活 動。(注：馮德麥登著，張世紅譯：《宗教與東南亞現代化》，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5年版，第180頁。)當然，他們也不反對學習和引進西方的技術。第二，國際宗教 復興運動的影響，穆斯林為伊斯蘭國家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感到驕傲。中 東國家向東南亞伊斯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伊朗人和巴基斯坦人提高了伊斯蘭教在政治 和經濟舞臺上的地位，令東南亞穆斯林很受鼓舞，起而效法，并感到自己是不斷強大的 伊斯蘭社會的一部分。第三，政府的政策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復興。在民主化的壓力下， 為了獲得民意民心的支持，為了凝聚復雜多樣的社會，政府宣稱自己是宗教的保護者。 當然，政府領導人一般不希望出現宗教凌駕于政治之上的局面，但是其政策卻有助于這 種局面的出現。政治家在傳媒中更多地談論宗教問題，全國范圍內實行宗教假日制，政 府文職人員也被要求穿傳統服裝(尤其女性)。泰國佛教徒中也有極“左”和極右的領導 人。

宗教極端主義極易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而廣泛的宗教復興運動又使宗教極端主義得 到容忍，甚至取得部分民眾的支持和同情。2001年“9·11”事件后，各國政府都認識 到恐怖主義的危害，積極支持國際反恐斗爭。2002年在印尼巴厘島發生的針對外國人的 炸彈恐怖事件，令人擔心恐怖活動向東南亞蔓延。目前看來，以本·拉登為首的基地組 織可能向東南亞突破。美國準備向伊拉克“先發制人”，可能會刺激東南亞的穆斯林， 加深他們對美國在東南亞的用心和政策的懷疑。東南亞各國尚未完全從金融危機的打擊 下恢復，其民主政治也很脆弱，不僅需要各國實施正確而謹慎的政策，也需要國際社會 給予可能的援助。

2.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還在高漲，具有非常積極的效應，但是民族整合和國家穩定尚 不牢固，某些非傳統安全的威脅與特定民族狀況有關，此外還須警惕民族主義的負面效 應。

東亞各國在過去幾十年里取得了現代化的優異成績，人民更加充滿自信，對于民族國 家更加容易認同。現代化的結果(大眾媒體的普遍化、國家政權的鞏固、工業化和城市 化)也都成為沖擊原來民族群體的強大力量。歐洲的民族主義因為與殖民主義相聯而受 到批判，但亞洲的民族主義卻因爭取民族解放而獲得了贊揚。蘇加諾把“荷屬印度”的 眾多民族集合為“印度尼西亞人”，蘇哈托又使他們相信，印尼人可以在經濟領域有所 成就。李光耀推動在一個港口共居的人們發展成新加坡公民，并在生活水準上超過了其 以前的宗主國。在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多民族的人民團結成一個個共同的 民族國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現代化。民族主義將給各國發展 以更大的信心和推動。由于一些國家還比較落后(如緬甸、柬埔寨、老撾等)，一些發展 較快的國家也受到內部的挫折和外部的壓力(如金融危機)，現階段民族主義總體上還是 表現出積極和正面的效應。

然而，控制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也非常必要。在非傳統安全威脅中，恐怖主義、販毒 、販武和跨國犯罪往往與特定的民族問題相聯系。例如緬、泰、老邊界的“金三角”販 毒者，主要是緬甸北部的撣族山地人、泰國和老撾的苗族山地人，還有一部分國民黨殘 余部隊。撣人、苗人經濟落后，又在政治生活中受到排斥，種植和販賣鴉片既是他們的 生計，又是他們反政府活動的經濟支持。泰國政府調整政策后，通過談判解決了坤沙集 團的販毒問題。目前的海盜活動已今非昔比，其組織嚴密，行動詭秘，裝備精良，手段 殘忍，銷贓網絡化。據國際海事組織統計，1/3的海盜襲擊事件發生在東南亞海域，實 際發生案可能更多。“基地”組織、泰米爾伊拉姆“猛虎”組織等都在馬六甲海峽頻繁 活動，獲取資金和物資，甚至試圖截取能制造“臟彈”的核材料。

在傳統安全領域內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在20世紀90年代，東亞各國政府都 在加速軍事現代化，大量增加軍費開支，如印尼增加了1.5倍，菲律賓和新加坡增加了0 .5倍。(注：[日]若松和樹：《東南亞各國的擴軍與對峙格局》，載[日]《軍事研究》 ，2002年第9期，第78～87頁。)它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一是因為冷戰后兩個陣營對峙局 面結束，各國需要獨立維護安全；二是因為邊境、民族、宗教等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容易引發政局動蕩和地區沖突，尤其是在東南亞。但是如果超過合理需要的限度、如果 沒有從根本上控制動蕩和沖突的國內政策和國際合作，也會演變成軍備競賽，反過來增 加原有問題的復雜性，使之更難解決。

強國和大國的民族主義如果沒有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往往會造成危險的惡果。日本 走上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之路，固然有其歷史的條件，也與民族沙文主義達到瘋狂程度 有關。今天時代和國際環境已經迥然不同，但是霸權與強權仍存，強國和大國應當認清 潮流，警惕錯誤的選擇。

3.東亞各國的文化是多樣的，但是在三大文化圈的交匯中也形成了許多共同文化取向 ，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交流更促進了“東亞意識”的覺醒。它對于東亞的崛起具 有很大意義，對于形成“世界意識”是關鍵的起步。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提倡的“亞洲價值觀”，在金融危機前就受到許多批評，金融危機 后更加被輕視。雖然如何界定它和在學理上探討，還可以長期進行，但這種提倡本身就 是歷史性的標志，說明“東亞意識”的覺醒。正如法國經濟學家雅克·阿達所指出的， 全球生產活動的再分配，首先表現為誕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經濟地區——東亞。(注：[ 法]雅克·阿達著，何競、周曉幸譯：《經濟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5頁。)“9·11”事件之后，東亞經濟并未隨著美國經濟的衰退而停滯，而 是保持了超過預期的穩定增長(日本與菲律賓除外)。因為各國進行了改革，區域內經貿 的擴大減少了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東亞的蓬勃向上有多種原因，文化則是其深層原因。 尊重權威、服從集體、勤力節儉、重視教育、以家庭為核心，是各國文化普遍推崇的價 值觀。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各國努力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的成果，促使本土文化變革； 又善于發揮本土文化的潛力，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揚棄，尋找到了適時適地的結合，取得 了值得自豪的成績。這就從根本上撼動了“西方中心論”，催生了“東亞意識”。

“東亞意識”對于東亞各國進一步的團結、合作與整合是非常有力的工具。東亞的發 展中國家政府對于民主、人權的看法很相近，而且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如 1993年4月2日，亞洲國家政府代表在世界人權大會亞洲區域籌備會議上通過的《曼谷宣 言》。現在，東盟各國又在討論“預防干預”問題，涉及主權、安全和人權的微妙關系 ，很值得關注。東亞金融危機給各國帶來了災難，但災難又促進了東亞的覺醒、團結與 整合。各國對簽訂區內自由貿易協定、“10 + 1”和“10 + 3”的熱情就反映了這點。 東亞只有整合起來，才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進而發揮更 大的作用，達成共識將加強東亞的精神力量。

從更長遠來看，西方首先完成了現代化，并給人類貢獻了它獨特的價值觀。這些價值 觀有普遍意義，否則也不會被其他國家學習和借鑒。但是，西方文化也有其局限性，單 靠它自己無法克服其局限性。為了應對未來人類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必須從多樣文化 的共存中吸取人類的智慧，必須由各種文化貢獻出自己的價值觀，形成和豐富人類的共 同價值觀。但各種文化價值也必須先進行現代化的提煉，然后才能做世界性的推廣。東 亞各國歷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繽紛多彩，再加上現代化的進步，它們對于人類精神 飛躍的貢獻是可以期待的。

概括以上三種趨勢可以發現，現階段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仍然具有非常積 極的作用。尤其它強調現代性和世俗性，對各國現代化進程和融入世界體系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民族國家受挫或失敗，取而代之的將是宗教力量，尤其是在東南亞。因為東南 亞的宗教性很強，它是與人民生活與社會運行密不可分的文化部分，也是惟一可以替代 民族主義、填補政治真空的精神力量。宗教力量執政，既可能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也 可能要求國際主義的空間，后者會帶來更大的危險，霍梅尼白色革命后的伊朗就是實例 。無論如何，宗教勢力執政都值得警惕。“東亞意識”的覺醒和地區合作的發展，卻是 更高層次的考慮。它促使東亞各國政府和人民超越本民族的視野，在更大的范圍內追求 共存多贏的結果。

從新角度看東亞合作

民族、宗教和文化提供了新視角，幫助我們更深地觀察和分析東亞合作。本人不揣淺 陋，提出幾個觀點，以激起討論。

1.東亞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造成了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分歧，必須謹慎處理， 在合作中求同存異。例如，在南斯拉夫聯盟科索沃事件上，世界穆斯林幾乎都同情阿爾 巴尼亞人。發達國家以“維護人權”而進行武力干預，與穆斯林殊途同歸。在反恐問題 上，雖然各國政府都支持反恐，但東亞出現了色彩濃淡差別。東南亞最積極的國家是菲 律賓和新加坡，都不是伊斯蘭國家。而在東南亞伊斯蘭國家中，卻出現了民眾情緒的偏 離，也影響了政府決策。如果美國對伊拉克“先發制人”進行攻擊，東亞各國之間的分 歧可能會擴大。而維護東亞地區安全包括反恐，又必須各國通力合作，因此謹慎地處理 敏感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異，努力加強互相理解，在合作中求同存異，在追求共同利 益中縮小分歧特別重要。日本作為美國的軍事盟友采取行動，中國將國際反恐與反對國 內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聯系在一起，其他各國也各有自己的獨特情況，皆須 多加溝通，求得理解。當然求同存異也有基礎，大部分國家支持反恐，但不贊成美國的 單邊主義，即使在日本也有不同聲音。

2.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差異決定了東亞合作將是“10 + 3”的長期過程。歐盟的整合樹 立了一種模式，它的成功不僅因為其成員國經濟差距比亞洲小得多，而且也因為其宗教 相近，文化價值觀認同。東南亞各國之間盡管也存在著民族、宗教和文化差異，但卻比 較容易形成一個擴大了的東盟，絕不是簡單的經濟或政治原因所能解釋的。東北亞受中 華文化圈影響較大，各國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共通處較多，與東南亞相比就顯示出 精神、氣質和心理上的接近。因此，一面推進“10 + 3”，一面推進中(包括中國臺灣) 、日、韓的合作，不僅必要，而且可行。中、日、韓的經濟合作已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 ，但在機制上推進仍很不夠。促進“10 + 1”和“10 + 3”可能更加可行，而不是過于 急躁地倡導。

3.在考慮東亞合作時，除了經濟、金融和政治安全領域之外，還必須在廣泛的文化交 流的基礎上長期開展文化對話，討論民主、自由、市場、人權、民族、國家、和平、穩 定、公正和發展等等問題，與時俱進地更新觀念，尋求共識。這種對話可以在政府和民 間同時進行，在民間應當邀請各界精英參加，學術界、文化界、傳媒界更是重點。萬隆 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中國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都為東亞國家間的關系奠定了良 好的基礎。但是幾十年后國際局勢劇變，原有的原則已經不夠用，需要推進與發展，對 話和討論的目的是形成新的原則和共識。它不僅有利于東亞經濟和政治合作，而且能更 好地協調東亞對地區和全球問題的立場。

4.強國、大國對東亞合作舉足輕重，中日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舉措應當顧及東 亞地區各國的反應，力爭被更多的鄰國接受或理解，尤其要警惕和反對民族主義的負面 影響。日本人民要求走出戰敗國的陰影，成為國際社會中正常的一員，并且根據自己的 實力和貢獻，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正當的。但是因為經濟成功而認為本民族文化優于 其他文化，或因為經濟低迷而歸咎于人，卻十分有害。中日兩國如能在這方面有更多的 對話、理解與合作，對兩國是幸事，對東亞亦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