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
王秀梅 王恒進
摘 要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突出問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要著重從調整收入分配體制、提高農民素質、強化政府服務功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等方面入手,不斷推進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關鍵詞 城鄉收入差距 和諧社會 提高農民收入 市場經濟
十六大報告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并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黨的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農民收入長期低水平徘徊,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是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突出問題。
1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1.1 提高農民收入,有利于穩固農業的基礎地位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這種基礎地位更為突出。一方面,解決占世界1/4人口的吃飯問題,不僅關系我國的糧食安全,而且關系國際糧價的穩定,以致涉及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系;另一方面,農民收入水平關系農民對農業生產投入的能力和熱情以及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生產關系重要內容的利益分配制度的合理程度直接影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高低。改革之初,“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種分配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取得歷史性發展,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但后來由于多方面的影響,農業發展缺乏持久的制度支持,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劇,谷賤傷農、豐產不豐收現象時有發生,部分農村出現大面積拋荒,糧食出現連續減產等,這對于一個耕地有限、人地關系緊張的人口大國是極其危險的。
1.2 提高農民收入,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良性循環
社會經濟發展是緊密聯系、互相制約的。農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物質生產部門,是第一產業。沒有農業的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就不可能廣泛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對第二、第三產業的基礎地位愈發明顯。一方面農業為工業提供糧食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國內市場需求的擴張。我國廣大的農民是工業品的重要消費群體,潛力巨大的農村市場需求狀況對工業和國民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近幾年農民收入不高導致的農村購買力的低下已直接影響了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勢頭。
1.3 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曾作過鮮明的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更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我們必須消除兩極分化,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社會主義不僅要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而且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生產力發展的成果,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平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基礎。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利益分配上,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和發展不同群體的利益,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
2 農民收入狀況與城鄉收入差距
農村改革之前,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極低,增長緩慢。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為133.57元,比1958年僅增長60.62元,每年平均增長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改革以后, 農民在擁有了部分生產資料的同時,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農業生產連年大幅度增產,加上當時農產品供不應求,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1997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3.57元提高到2 090.1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3.4倍,平均每年增長8.1%, 特別是 1978~1984年,實際平均增速達13.4%,但是從1997年開始, 由于多種原因,農民收入增長出現回落。1997~2002年5年間,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6%,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只增長3.8%。2004年是近些年來農民收入增幅較大的一年,達6.8%,但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1984年是我國城鄉差距最小的年份,城鄉收入比是1.74?誜1,而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3.2?誜1,加上各種福利差距,實際可能達到6?誜1,幾乎是世界上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已成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中之重。
3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3.1 長期以來重工輕農政策的積淀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建國之初,為了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發展工業,國家對工農業實行不同的經濟政策,使資源配置向城市工業傾斜,農業僅作為發展工業的基礎。農業的發展缺乏長期穩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決策者只是在農業發展不足而威脅整體經濟發展時,才重新重視農業,致力增加農民收入,一旦矛盾緩和,又會減弱對農業的重視和對農民利益的關注。
3.2 農業的弱勢產業地位
首先,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農業是社會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質產業。按照一般規律,經濟越發達,人民生活水平越高,農產品消耗比重會越低。其次,農業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大,農產品科技含量低,農業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來自自然的不確定性很大,對我國這樣的農業基礎非常薄弱的國家更為突出。再次,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還要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市場風險。雖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觀念已深入人心,但由于歷史傳統的慣性和自身素質的制約,農民的觀念以至行為模式,還沒有擺脫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農民的市場經濟和市場主體意識不強,抵御市場風險、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很弱,勤勞不能致富、增產不能增收等現象時有發生。
3.3 農村的現實狀況
首先,人地關系日趨緊張。一方面,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加上農民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執行困難,新增人口主要在農村;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有限的耕地被大量占用。其次,政府投入長期偏少。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2/3,但政府財政用于農村發展的各類支出僅占總支出的10%~15%,占GDP總量比重的1%。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公共產品投入嚴重不足。再次,農民負擔長期偏重。一方面,有限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的投入相當一部分由農民自行分攤,農民又基本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另一方面,農村基層組織不斷膨脹,走不出“膨脹——精簡——膨脹”的怪圈,行政支出入不敷出,導致農村亂收費。
3.4 農民自身素質狀況
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具有勞動力量的優勢,但卻不具備質的優勢。農民作為一個整體,是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最低的一個群體。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農村人口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占42、8%,15歲以上文盲率為8、3%,農村人口主要由受過初中和小學教育的群體構成。在此基礎上,農村干部的素質令人擔憂,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只具備初中文化水平,甚至還不到,這些都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導致現階段農村體力型勞動力大量過剩與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需要的較高質量的勞動力嚴重短缺并存的尷尬局面。
4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分析
4.1 調整收入分配體制,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首先,加大對農村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等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其次,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需要國家政策的保護。在經濟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也不例外。再次,從實際出發,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是國家依法為公民提供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的安全網。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制度對保障勞動者的權益、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們實行得較多的是送溫暖式的或節日型的救濟,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穩定性,國家和社會應該始終履行最起碼的社會保障職責,使社會救濟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
4.2 提高農民素質,增強農民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首先,提高農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質。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國家應通過多種渠道增加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扭轉長期以來大多由農民承擔基礎教育經費的狀況,保證農村義務教育名副其實。其次,著重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農村基層干部是黨與廣大農民聯系的橋梁,是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者,是農民致富的帶頭人,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選拔干部時應把文化、技術等素質作為重要依據,并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的繼續教育培訓。
4.3 強化政府服務功能,增強農民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一是加強農村信息服務。包括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和生產資料的供應以及技術、資金、信息、經營管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各項服務,指導農民及時調整種植結構,提高農產品的市場轉化率,增加農業比較效益。二是規范農村市場經濟秩序。嚴厲打擊劣質農資產品的流通,防止偽劣農資坑農,維護農民利益,規范農業生產資料市場,抑制農資價格過度上漲。
4.4 進一步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
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所需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少,農民要增收,只有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中去。當前,政府應著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規范農村就業中介組織。建立和健全覆蓋面廣的勞務輸出網絡,幫助農民有序流動;二是加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工的素質,不但可以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而且可以提高其就業層次和收入水平;三是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大批進城務工的農民已成為第二、三產業的重要力量,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對農民工利益的保護已不僅僅是農民工本身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對農民工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