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通常產生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的效果，從而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勞動力流動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種重要機制。然而，人們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卻觀察到勞動力流動和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現象。對這種現象做出分析，可以為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一、流動與差距同時擴大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農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為特征的勞動力流動規模和范圍都空前擴大了。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遷移和流動人口為1.31億。非戶籍遷移的比重為65.1%，其中有49.1%是農村到城市的遷移。從戶籍狀況看，城市非農產業就業人口中，33.8%具有農業戶口，而在全部具有農業戶口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中，有52.4%在城市。根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調查，2004年農村外出一個月以上的勞動力達到1.03億，其中4299萬為跨省流動。

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卻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擴大。從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個收入指標的比較來看，如果不考慮城鄉物價指數變化因素的話，城鄉收入比率（以農村收入為1）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3年的1.8，隨后持續提高，達到2003年的3.2.如果考慮到城鄉零售物價指數變化的不同，城鄉收入比率從1978年的2.6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后提高并且達到2003年的2.4.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里使用的城鄉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大幅度擴大，目前中國具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城鄉收入差距。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也存在一些因素，使得真實的城鄉收入差距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大。有學者認為，由于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城鄉分布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目前按照戶籍人口計算的分城鄉人均GDP 或人均收入，具有低估農村人均收入、高估城市人均收入的傾向。但是，這種因素只是使目前顯示出的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緩和而已，還不足以在統計上消除這種差距，也不會改變城鄉收入差距逐年上升的趨勢。

勞動力從邊際勞動生產率近乎為零的農業轉移到非農部門，可以通過縮小兩個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差別，而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許多發展理論認為，勞動力流動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種重要機制。因此，這種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現實，值得從理論上和經驗上給予做出解釋。

理論上說，勞動力流動之所以具有縮小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差距的作用，主要是通過這種流動改變城市和農村原本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均衡達到的。勞動力流動的情形意味著城市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左下方移動，農村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然而，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情況下，如果勞動力流動不足以形成足夠大的力量，將城市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并且/或者農村勞動力市場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或者甚至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在勞動力流動發生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也仍然會保持甚至擴大。

林毅夫等（Lin ，Justin ，Gewei Wang and Yaohui Zhao ，Regional Inequality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3）2004：587-603.）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同時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妨礙勞動力流動達到應有規模的因素，同時也就是妨礙城市勞動力供給曲線不能向左下方移動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從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進行觀察。

二、工業發展排斥就業的傾向

經濟改革在經歷一段時間對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矯正之后，又回復到重工業領先增長的軌道，從而經濟增長具有了排斥就業的傾向。

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職工大批下崗，城市失業率上升。按照國際通用的口徑，城市調查失業率從1995年的4%攀升到2003年的6%.政府相應制定了包括刺激宏觀經濟景氣、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創造公益性崗位和提供再就業服務等各方面內容在內的積極的就業政策。但是，與此同時，產業發展方向和增長模式卻并不與這種經濟的就業政策相配合。

例如，在針對加入TWO 之后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的爭論中，決策者和許多學者都主張不能以比較優勢戰略作為基本的戰略模式，認為實行靜態比較優勢戰略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將影響處于比較劣勢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拉大與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差距，阻礙動態比較優勢的轉換（郭克莎《中國工業發展戰略及政策的選擇》，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投資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較多就業的產業，造成就業促進效果不明顯的經濟增長。劉學軍等（劉學軍、蔡昉《制度轉軌技術選擇與就業增長》，《中國勞動經濟學》2004年第2期）發現，90年代中期以來就出現了工業增長中技術選擇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趨勢。1998年以后，一方面，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貸款利率持續下調，以刺激企業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儲蓄規模持續增大，增長速度很快。資金供需兩方力量的共同作用，除了使利率長期處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觀經濟現象演化成持續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的信號，從而資本作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之外，還衍生出國有商業銀行必須為其龐大儲蓄額尋找貸款出路與投資需求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以及金融機構強烈的放貸動機和謹慎的放貸責任之間的矛盾，使得銀行信貸投資往往追隨國債的投資方向。

這時，仍然享受政府軟預算保護并受到干預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大型項目便成為國有商業銀行放貸的首選對象。而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貸款非常困難，資本需求被人為持續壓低。或者說，容易成為政府推行重工業化戰略的載體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容易獲得貸款，融資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較優勢的中小企業正好相反。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勞動者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從1998年的53.1%降到2000年的51.4%，再到2003年的49.6%.這個數字信息同時反映了兩個傾向，一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就業效果不佳，二是收入差距擴大。顯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充分，從而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未能得到抑制，都與此有關。

三、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

此外，農村和農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機會不足，妨礙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在農民轉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不足以使他們的收入趕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就不能縮小。

國際比較表明，中國的農業投資相對不足。例如，發達國家對農業研究的投入大約為農業增加值的1%，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為0.5%-0.8%，而中國還不到0.4%（Huang ，Jikun，Keijiro Otsuka and Scott Rozelle，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s Development，presented at Pittsburgh Conference，2004）。2003年中國農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是14.8％，但是農業在整個金融機構中占用的貸款余額不到6％。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通過公開稅、價格剪刀差和儲蓄凈流出渠道，從農業轉移出6000-7000萬元的工業化積累（蔡昉、林毅夫《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第129頁）。而在改革期間（1980-2000年），相同的渠道從農業吸取了1.29萬億元（2000年不變價格）的剩余用于工業發展。如果從城鄉關系看，同期有大約2.30萬億元資金從農村流入城市部門。

這種農村向外的資金流出導致農村投資不足。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遠遠高于城市工業，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1990年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是城市工業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這一期間農村非農產業資本邊際收益率的增長速度是城市工業的4.3倍（世界銀行《全國產品和要素市場分割：經濟成本和政策建議》，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備忘錄，2004年）。農村非農產業維持較高資本收益率這一事實，意味著資金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流向嗷嗷待哺的鄉鎮企業。

四、城市勞動力市場歧視

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戶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制度仍然存在，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遷移存在很多障礙和限制，遷移成本很高。例如，遷移的距離就構成一項重要的遷移成本。蔡昉等發現，在其他影響遷移因素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遷移距離每增加1%，遷移率降低1.08%（Cai ，Fang and Dewen Wang（2003）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Can We Learn from China ‘s 2000Census Data？The China Review 3（2）：73-93）。也就是說，由于戶籍制度的制約，農村勞動力流動一旦跨越地區界限，其成本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國遷移人口中出縣遷移占56.3%，出地級市和地區遷移占42.7%，出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遷移占26.4%，如果按三類地區劃分，遷出地區的只占全部遷移的20%.

中國正在經歷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勞動力市場不完善或者發育過程本身，也造成了特殊的就業和工資歧視現象。當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發生，而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戶籍制度尚未徹底改革時，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后來者，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面臨著雙重的歧視，即在崗位獲得上受到“進入”歧視，在工資決定上也受到歧視待遇——同工不同酬。調查表明，遷移勞動力比城市勞動力平均報酬低28.9%.其中，15.96%來自于同一行業內的報酬歧視，26.93%來自于行業的進入障礙（王美艷《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機會與工資差異——外來勞動力就業與報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五、通過改革縮小差距的建議

首先，落實科學發展觀，調整發展戰略和轉變增長方式。從國內和國際經驗看，實行不同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形成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不同的就業結果和社會經濟后果。違背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增長方式，在勞動力尚豐富條件下形成資金密集型的產業結構，降低經濟增長過程對就業的吸納，阻礙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從農村到城鎮的轉移，維持了落后的勞動力分布二元結構，三農問題就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相反，如果發展戰略是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形成的，按照中國當前的資源稟賦特點，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得到大的發展，可以為源源不斷地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轉移機會。

其次，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是使勞動力流動發揮縮小城鄉差距的功能的基本要求。從這個要求出發，戶籍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取消人口流動的限制和戶籍登記辦法，更重要的是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以均衡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推力與拉力。不同規模和發展水平的城鎮和城市，在戶籍制度改革的難度和進展上有很大差異。歸納起來，不外乎是不同城市戶口的“含金量”有所差異，或通過市場獲得公共資源的程度不同，造成推力和拉力的不均衡。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條件，需要在相關領域進行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