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

土地和勞動是傳統農業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評價傳統農業和生產效率時，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成為最重要的指標。

如前所述，我國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產率也是相當高的。據日本學者熊代幸雄對古代農業播種量與收獲量比值的研究，西歐“在以小麥為主食的英格蘭，這一比值在中世紀略少于4，到了近代則提高到11—6”。在六世紀前期的華北（《齊民要術》所反映的時代），粟的比率倍數為200—400倍，麥類則為200—44倍。“與歐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寧可也指出：“如果從播種量看，歐洲中世紀農業的粗放程度就更驚人了。當時一般收獲量最低是播種量的一倍半兩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過六倍。至于我國，從云夢秦簡的材料看，收獲量至少為播種量的十倍到十幾倍，而據《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記載則已達到幾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國農業單位面積的產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農業科學家曾利用《沈氏農書》和其它一些資料，估計明末清初嘉興地區稻米產量最高為每公頃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國加州稻米產量僅為每公頃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們把視線轉向農業勞動生率，把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作為動態的考察，就會發現情況有所不同。較早進行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寧可。他計算了西漢農業生產的三個數字：“每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產糧兩千斤，每個農業人口每年口糧四百六十八斤，全國每人每年占有糧食六百四十斤。這些數字反映了一個我們過去不大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從漢以來的兩千年，我國農業雖然有所發展，但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和全國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糧食數仍在漢代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認為西歐中世紀雖然單產較低，但由于每戶耕作土地較多，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糧食和能為社會提供的剩余產品和中國相差無幾。[11a]

繼寧可以后，近年研究歷代畝產和勞動生產率的不乏其人，現僅舉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吳慧對漢代畝產和勞動生產率的估計大大高于寧可。在他的估算中，畝產在漢唐有明顯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緩慢增長，近代則顯著下降，勞動生產率唐代達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趨勢，清中期低于戰國秦漢，近代進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糧食畝產（市斤/市畝） 勞動生產率（市斤/勞動力）

—— —————————— 原糧 成品糧

戰國 216 3188 2027

西漢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葉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項目 ——土地生產率產量 ——勞動生產率

時間 （市斤/市畝） 指數 勞動力年產量（斤） 指數

漢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謝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畝產研究的基礎上加以修改補充，結論是：中國封建社會單產是幾度上升，曲線前進的。明清南方常產是占國的5.5倍，是漢代的將近4倍。其中單產增加有四個關節點：一是漢武帝后，較戰國增長43%，二是唐，較漢增長31%，三是兩宋，較漢增長106%，四是明清，較漢增長284%，較宋則增長41%強。胡戟對漢唐明清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行了推算：漢代每勞動力產糧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會頂點；明清之際江浙一帶4418斤，但這是地區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作者總結說：兩千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是緩慢的，緩慢到近于停滯。盧鋒的估算與上述諸人均不相同。他認為從漢到清兩千年間，土地生產率即畝產獲得長足發展，清代畝產相當于漢代的2.44倍.畝產的提高表現出加速運動的趨勢；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個百分點，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則提高了一倍。但勞動生產率水平卻顯示出迥然不同的變動趨勢。清代勞動力年產糧指數反比漢代下降大約30%。他把土地勞動生產率這種動態趨勢的比較差異稱之為“農業生產效率剪刀差”。他進一步指出，兩千年間我國糧食總量增長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數卻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典型畫面。[14a.b]

國外學者也作過有關估算和統計，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來中國糧食單產的發展趨勢，他根據（按人計算的糧食產量×人口數）/糧食耕地面積=單產量的公式，設定按人計算的糧食產量基本不變，從而推算出下述結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畝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畝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畝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畝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畝276斤

（式中人年均產糧量設為570斤，種糧地占耕地80%，人口與耕地面積均以百萬為單位）

帕金斯在這里計算的是土地生產率而不是勞動生產率。但根據他設定的人均糧食產量基本不變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紀中期農業勞動力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變（事實上大概正是如此），則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六百年中也應基本不變。

從上述舉例看，各家對歷代畝產和勞動生產率估算結果相差頗大。我國古代缺乏系統的糧食畝產記載，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歷代人口與墾田數字雖多，問題也不少。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度量衡千差萬別。這是導致各家估算差異的客觀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異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結論，仍需作進一步的努力。不過，根據目前研究狀況和成果，對我國歷史上農業土地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趨勢作出一個初步的判斷，仍是可能的。

就糧食單產而言，各家估算雖然出入頗大，但認為戰國秦漢到清前期畝產逐步增加則是一致的；近代畝產是增是減，則有分歧。大量事實表明，盡管近代糧食總產仍有增長，糧食單產恐怕是下降的，雖則這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農業生產的暫時性逆轉。章有義整理現存徽州地主帳冊時發現，這一古老地區的農田畝產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現下降跡象，到了近代，這種下降趨勢更為明顯。他又根據偽滿三十年代中的抽樣調查，指出近代東北墾區單產的普遍下降。“除少數近代農業生產力確有發展的地區以外，可能有相當多的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類似的趨勢”。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小農貧乏經營的必然結果”。“這正是近代中國農業危機的實質所在。”“一般地斷言近代中國農田產呈繼續增長的勢頭，否認‘人口壓力下土地過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現象是沒有充分根據的。”[57]帕金斯關于近六百年來糧食單產量不斷增加的結論，是把人均糧食產量當作一個常數，而根據人口數.耕地數推算出來的。為滿足人體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糧食消費量（主要是口糧數）是有一定標準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況下，根據大致恒定的口糧標準，可以從人口和墾田數倒推糧食總產量的增減趨勢和在正常情況下糧食單產水平的大致下限。這是國內外學者相當廣泛采用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為糧食消費的彈性較大，且受生產制約。糧食產量不足，就會壓低消費，以至“糠菜半年糧”，糧食產量豐裕，就會增加消費，有更多糧食轉化為肉類酒類等。正常條件下糧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實際人均消費量，也不等于實際的糧食人均產量。因此，在長時間內把人均糧食產量固定化倒推糧食單產，本身就包含了與實際情形產生較大偏離的危險。程洪就曾對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評[61]。而且帕氏是選擇了近代最好時期（1933年）與近代開始時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較。這樣推算和比較的結果自然就掩蓋了近代單產下降和解放后單產迅速恢復和提高的事實。

至于農業勞動生產率，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數研究者公認的。但我國封建時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并非自始至終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經濟史學家如波斯坦等，認為封建社會技術停滯，土地單產基本上沒有提高，人口卻不斷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積不斷減少，所以封建社會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一種下降趨勢。這種意見，就西歐中世紀而言也未必正確，更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從最簡單的常識判斷，宋以前農業工具和農業技術均有明顯進步，畝產也有提高，宋代人口雖比漢唐增多，但農業開發范圍也有相應的拓展，勞動生產率理應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況比較復雜，分歧也較大。勞動生產率下降的觀點似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計較高的如薛國中，認為16—18世紀中國農業又有新躍進，生產技術提高，產量增加，經營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大大超過同期西方農業革命的內容，可稱為中國的農業革命。他估算萬歷年間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六府的余糧率分別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據吳慧最近的計算，清前期（乾隆年間）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原糧3877.7市斤，合成品糧2358市斤，達到盛唐時的水平。嘉慶以后農業勞動生產率才開始下降[27b]。史志宏對清代糧食畝產.總產和勞動生產率的估算與吳慧不同，但他也認為清初勞動生產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紀中葉（乾隆中后期）以后勞動生產率才逐漸下降，至鴉片戰爭前夕，僅及明代的2/3[13]。看來，清乾隆以前，農業勞動生產率即使沒有明顯上升，起碼也和唐宋大體持平，否則康乾盛世的出現，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難以獲得合理的解釋。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由升而降的轉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導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積的顯著減少。也就是說土地資源的相對短缺限制了正常生產能力的發揮然后是繼之以地力下降.生態變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個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數量作為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指標，但在耕地不足條件下，各個農戶會更多地開辟副業門路或外出當雇工，增加農業以外特別是糧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勞動力年糧和年產值兩個指標相互參照，既考慮實際上達到的勞動生產率，又考慮可能達到的勞動生產率。這樣，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農業生產率的真正狀況。不過，無論如何，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業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這是毋庸置疑的。

四.“增長”論與發展論

對我國傳統農業的不同評價，除了對農業生產率估算的差異以外，還存在理論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業西方發展經濟學傳入我國，影響頗大。根據舒爾茲的理論，傳統農業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狀態，技術狀況是不變的，生產形成定局，進一小增加產量已不可能。下面將要談到，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國傳統農業的實際。帕金斯是服膺舒爾茲的，但他看到了從明代至二十世紀五十所代農業產量一直在增長的事實。他指出，中國人口在十四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初增長了5—6倍，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又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中國農業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雖有曲折，但總算跟得上人口增長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點維持生活以外的“盈余”。這一增長的原因，作者認為主要是土地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長，至于技術上的變化，不論是由于設備改進.耕種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種子，都無關重要。作者稱之為“技術停滯中的產量增長”。[71]這樣。帕金斯就“協調”了舒爾茲理論和中國歷史實際之間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結論，被中外研究者所廣泛引用。

發展和增長這兩個詞原來是詞義相通可以互用的。發展經濟學賦以其不同含義。或認為經濟增長指一國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發展則意味著結構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陳江參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運用發展經濟學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經濟發展軌跡，認為是典型的“沒有發展的增長”，龐大的人口普遍的貧窮后和社會的停滯，便是這種“增長”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結果。[35]或以勞動生產率的升降區分發展與不發展。如前引盧鋒文根據土地生產率上升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趨勢把整個中國傳統農業視作典型的“有增長而無發展”。[14]從勞動生產率著眼，又導出“內卷化”或“過密型增長”理論。如黃宗智認為中國農業主要依賴農作物，而較少牧養牲畜，這一特點表現為極高的土地生產率和極低的勞動生產率，兩者的結合正是正是農業內卷化的證明。內卷化是指在人口壓力下，勞動投入增加而邊際報酬遞減情況下進行的農業生產。[72a]以后，黃宗智又提出“過密型增長”的概念。他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中區分了農村經濟變遷的三種狀態：密集化，產出或產值以與勞動投入相同的速率擴展，勞動生產率不變；過密化（即內卷化），總產出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擴展，即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產業擴展快于勞動投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增加，即勞動生產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的總產出和總產值的絕對量有相當幅度的增長，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長，但這種增長是由于家庭勞動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價是單位工作日的報酬遞減，因而這是一種“過密型增長”，即“無發展的增長”。[72b]黃書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認為明清江南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是在水稻生產中增加以肥料為中心的資本投入，一是農業經營重心向集約程度更高的蠶桑業轉移[30]。李伯重意在論證明清農業的發展，而黃宗智認為它正好證明了明清農業沒有發展的增長。因為蠶桑業單位工作日的報酬低于水稻生產，肥料投入雖然增加，但邊際報酬遞減，明清水稻產量并沒有增加。這是由于理論與概念不同，以致對同一事實作出相反判斷的一例。黃宗智認為，這種“過密型增長”一直延續到八十處代實行改革以前。[72b]

對無發展論提出批評并揭出徹底發展論旗幟的是吳承明。八十年代初，吳承明指出：二次大戰以前，西方對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流行一種“停滯論”，認為中國社會處于長期停滯狀態，不能自己振興經濟。（按，中國傳統農業被認為是這種停滯的典型）這種理論，有的出于資產階段偏見，有的是對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誤解。二次大戰以后，停滯論受到批判，又有傳統平衡論的出現。“用平衡解釋停滯不變狀態，近年來甚為流行。他們大體是指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平衡。這里所謂傳統平衡，是指傳統生產技術的平衡狀態，并未確定量的關系。這個理論雖然比較生動，而實際上是停滯論的翻版，意在說中國的舊社會是停滯不變的，有待西方勢力來打破平衡，然后引起變化。”并對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論作了具體評論。[26]。八十年代未，吳承明又提出反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的“沉淪觀”以及“不發展的發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類的理論。指出“中華民族的經濟史是一部不斷發展和進步的歷史。其間有嚴重曲折，以至人口損失三分之一，但即在這種時代，也不是神州陸沉，而有它發展和進步和一面。這正是帝國主義不能滅亡中國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間，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運動也從這里開始。”[25a]他對近代農業生產力作了具體考察，認為“是有一定發展的，生產方法也有所變化。發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適應人口增長的需要。變化極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樣子了。”在對近代糧食總產量增長，單產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估計上，吳承明和大多數研究者是大體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著貶義的農業內卷化的提法。他認為，在人口壓力下，勞動力邊際產量遞減的生產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對小農的生存有效用，而且從宏觀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獲得足夠的食用。很長時期內，在邊際產量遞減的同時，總產量仍會不斷上升，整個近代尚未達到峰巔，在這個意義上講，近代農業仍然是個進步。邊際產量遞減論以假定土地.資本.技術等因素不變為前提，事實上這些因素不是不變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邊際收入遞減的生產。我國傳統農業固然以人力為主，但并非純粹勞動密集生產，也重視肥料.種子.飼料等資本的投入。小農經濟精打細算，以為人口壓力會迫使農民將剩余勞動力無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25b]

這種對近代經濟史沉論觀的批評獲得了響應。如王建中認為近代農業確有一定發展，停滯.衰退的主張值得商榷。[21]據報道，衣保中在對東北近代農業的研究中提出了“農業近代化”的論題。他不同意把中國近代農業看成漆黑一團.毫無進退。明確指出：“進入二十世紀以后，以農業技術實驗化，生產工具機械化，農業生產商品化.農業經營資本主義化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業近代化在中國已經發生和逐步發展，這是中國近代農業發展史的主導方面，不應一筆抹煞。”（《東北農業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筆者無意在這里全面評價舒爾茲的傳統農業理論，但他認為傳統農業是技術與產量不變的經濟均衡狀態的論點顯然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我國歷代農業產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傳統技術而言，也有一形成發展的過程。我國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以前人們往往把明清視為經濟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證明明清農業是繼續向前發展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明清主要依靠傳統農業自身的潛力，經受住了人口激增的歷史考驗。明清農具無重大改革，但農藝有長足進步，新作物的引進.新品種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餅和糞肥）的增施.多熟種植的推廣.土地利用技術的創新，均有可觀的成績，我國農史界公認為精耕細作技術繼續發展時期。帕金斯把明代以來農業增產主要原因歸結為土地.勞力.資本投入的增多，顯然忽視了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其實土地.資本.勞力的增加也與技術的推廣或進步分不開。如新耕地的墾辟，不但要求資本與勞動投入的相應增多，而且也是先進技術向更大范圍的擴展，有的則直接以土地利用技術的進步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區的進一步開發，即和堤塘生產方式的創造分不開，而這正是明清時代意義深遠一項技術進步。新品種.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術進步的結果。復種指數的提高也不單是勞動投入的增加，而是與育種.施肥.栽培等技術的發展分不開的。近代傳統農業技術雖無重大改進，但西方近代農業機械和農業科技已開始傳入中國。因此，籠統說明初以來的農業是技術停滯下的產量增長是欠妥的。從這個角度看，吳承明的徹底發展論是有道理的。

當然，這里說的徹底發展論是從生產力沒有停留在一個固定的水平上這一事實立論的。若把明清和近代的傳統農業與前代事同期的西方相比較，就顯得發展遲緩和落伍了。游修齡指出，清代農業在有限耕地上依靠精耕細作.增加復種等經驗，養活了不斷增加的人口，并有效地保持了地力于不衰，確有十分成功的一面，但當西方已利用顯微鏡為工具發現了細胞，打開了了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秘之門的時候，清代農學卻仍然停留在抽象的哲學思考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的落后，正是從這里開始的。[56]鄒德秀認為十八世紀歐洲農業革命仍屬傳統農業范疇，水平沒有超過中國，但速度已超過中國。1840年李比希發表《有機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上的應用》，標志著歐洲農業實驗科學的開端，中國農學在水平上開始落后于歐洲，但差距還不大，真正開始出現大的差距，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32b]近代農業單產下降，則是傳統農業危機的一種表現。但即使是落伍和危機，我國農業也沒有完全停止它的發展。

在這里，還牽涉對“發展”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吳承明所指的“發展”是從社會進步的總趨勢著眼，綜合考慮了技術.產量.勞動生產率等要素。黃宗智的“發展”，則主要根據勞動生產率增長與否，而勞動生產率又以工作日報酬為唯一指標。有的評論者指出，只講“工作日勞動生產率”，不講“年勞動生產率”有片面性。[3]還可以指出，勞動者單位勞動時間收獲的多少，不但與勞動手面優劣有關。而且與他所能占有的自然資源的豐嗇有關。據現代人類學的調查，現代澳大利亞和非洲一些采集狩獵部落，每周只需勞動十幾二十個小時，即可獲得足夠消費的食品，而在農業社會為了達到同樣目的則需要付出多得多的勞動時間。難怪有人把采獵時代稱為“黃金時代”。但從人類社會的進步看，總不能否認農業之代替采獵是一種經濟發展吧。舉這個例子并非否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而是為了說明衡量經濟的發展與否不能不與整個社會的時步.文化的積累相聯系，不能不考慮比“工作日報酬”更多的因素。例如，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廣度和深度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因而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也是經濟發展的指標之一。從發展的基礎看，如果農業生產收獲除維持生產者本身消費外別無剩余，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當然談不上發展；如果農業生產收獲除維持生產者本身消費外尚有剩余和積累，社會的擴大再生產，從而經濟的發展也就有了可能。農業經濟比采獵經濟進步，就是因為它能提供比較穩定的剩余和積累。我國傳統農業能提供頗大的剩余，長期以來實行50%左右的地租率即是證明，雖則由于地主階級的奢侈性消費，這些剩余不能完全用于擴大再生產，但經濟發展畢竟有了基礎。如前所述，明清農業技術并非完全停滯，產量的所增長，對自然資源利用的廣度和深度均有進展，不宜根據所謂“工作日報酬遞減”（這里撇開具體計算不談）斷言其無發展。至于把解放后有些地方集體經濟中工分值的長期徘徊作為“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根據，把解放后農業農田基本建設的巨大成就，技術進步與新要素的加速投入，農田產量與勞動力產量的明顯提高，以及農業通過稅收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等為我國工業化提供的積累等等，均排除在“發展”的概念之外，其不足以完整反映歷史真實現面貌更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