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衍生工具，由于其交易的杠桿性，成為游離于傳統財務報表之外的巨大潛在風險源，并對傳統的成本體系提出挑戰。針對這一，IASC和美國FASB對衍生金融工具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我國尚未制定衍生金融工具合計準則。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對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建議可以實行表內歷史成本計量、表外披露公允價值及其他相關信息的會計處理。

自1972年美國推出首張外匯期貨合約以來，衍生金融工具迅速，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日益重大的，也對傳統會計體系提出挑戰。

衍生金融工具(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據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下定義，是一種雙邊合約或支付交換協議，其價值是從基本的資產或某種基礎性的利率或指數衍生而來。最基本的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貨、期權、遠期和互換，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均由這四種基本工具組合而成。衍生金融工具通常采用以小博大的保證金交易，由于具有杠桿性，其價格波動可達標的物價格波動的數十倍。

由于標的金額較大，衍生交易的實際損益一般相當巨大，易對金融穩定造成巨大沖擊。衍生交易也大多集中在大型金融機構間進行，信用集中風險較高。而衍生交易的國際化趨勢更增大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衍生交易對危機的進一步加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鑒于衍生金融工具的高度風險性，對其作恰當的會計披露就變得極其重要。但是，傳統的會計體系并不能滿足這個要求。

一、衍生金融工具對傳統會計體系的沖擊

衍生金融工具很難納入傳統的財務報告體系。衍生金融工具的本質是一種待執行合約，不符合傳統資產負債的定義，無法確認計入財務報表。此外，傳統會計在確認會計要素時必須遵循權責發生制。權責發生制要求會計要素的初始確認、終止確認均以經濟事項實際發生為標志。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雙方簽訂合同時，權利義務關系已經確立生效，但相應的資金收付等行為還未發生，因此不能在報表上確認。而由于衍生金融工具能夠數倍、甚至數十倍地放大標的波動，如果不予及時確認，又會帶來極大的風險隱患。

衍生金融工具對計量傳統造成的沖擊更是致命性的。歷史成本計量是傳統會計的基本會計假設之一。歷史成本原則要求報表要素以初始發生成本計量入賬，在后續持有期間不再根據市價變動作任何調整。而不少衍牛金融工具的初始凈投資為零或者極小，通常不予表內確認。此外，在持有衍生金融工具期間不得對賬面價值作任何調整，也會導致一個遠遠高于入賬價值的變動額不能及時披露，這必將嚴重誤導報表使用者。

衍生金融工具對傳統的表外披露慣例也造成很大沖擊。衍生金融工具的價值波動較大，即使披露了資產負債表日的市價信息，等到報表獲得通過并最后公布出來時，這個市價信息早已過時。因此除市價信息外，財務報告還需要額外披露更多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和價格波動信息，以便于報表使用者自行估計報表披露日的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價值。而傳統的歷史成本報表附注并不涵蓋這方面的。

衍生金融工具對傳統會計的沖擊，最終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會計

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有2000多家金融機構因為從事金融工具交易(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財務危機。這些金融機構的財務報告都是根據歷史成本模式編制的，不對未結算的衍生交易作任何披露。財務報告顯示會計主體的經營情況良好，不存在金融風險過高的跡象，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這場金融機構倒閉風潮，促使人們意識到歷史成本用于計量衍生金融工具，存在致命的缺陷。

1990年9月，美國SEC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指出歷史成本財務報告對于預防和化解金融風險無濟于事，并首次提出應當以公允價值作為金融工具的計量屬性。應金融監管機構的強烈要求，從1990年開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先后頒布了一系列衍生金融工具財務會計準則，至今共計將近十則。與此同時，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1ASC)和英、加、日、澳等國也開始制定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衍生金融工具會計準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準則包括FASB發布的第133號財務會計準則(FASl33，1998)，以及IASC發布的第32號和第39號國際會計準則(IAS32，1995，和IAS39，1998)。這些準則提出了與歷史成本相對立的公允價值會計。所謂公允價值，是指熟悉情況并自愿交易的雙方，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上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結算的金額。公允價值的最好依據是活躍市場上的公開市價，如無法獲得市價，也可采用合理的估計價值。按照公允價值會計的要求，所有衍生金融工具均在表內確認，并以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變動的浮動盈虧需確認并計入當期的會計盈余，不能遞延處理。且在報表附注中額外披露關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同內容、損益變化、風險等信息。

從上看來，公允價值會計確實能夠解決歷史成本披露不充分、不及時的弊端，更能符合報表使用者的決策要求，也代表了衍生金融工具會計未來發展的方向。但是公允價值會計在實施上存在一定的技術難度，而且公允價值的確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報表編制者的職業判斷，要受人為估計的影響。通常，能否保證可靠性，是決定是否采用公允價值會計的判斷標準。

三、我國的衍生金融工具發展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逐步開展衍生金融工具交易。1984年，銀行率先開始從事境外外匯衍生交易的代理業務。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缺乏相應的金融監管等配套機制，國內一度曾出現地下衍生交易猖撅、投機盛行等現象。當時國家對投機性的衍生交易也不加限制。1995年，發生了上海中信、中石化聯合公司參加境外外匯期貨交易損失慘重的事件。為此，1995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出通知，明令禁止國內金融機構隨意開展境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業務。

國內的衍生金融工具產生時間稍晚，于1991年才正式推出。迄今為止，我國公開交易的境內衍生金融工具種類主要有可轉換債券、外幣期貨、股票指數期貨、認股權證、國債期貨等。外幣遠期和外幣互換也在小規模范圍內存在。除了國債期貨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均未形成較大規模。

從1991年始，我國部分上市開始發行可轉換債券，先后發行的有瓊能源、成都工益、深寶安、深南玻等?？赊D換債券和認股權證均仍在交易。

繼而在1992年，上海外匯調劑中心建立了我國首家外匯期貨市場，并推出外幣期貨產品。1994年深圳也開展外幣期貨業務。由于外幣對外幣的衍生交易風險較低，因此國家限制較少。出于穩定人民幣匯率的考慮，人民幣對外幣的衍生交易一向管制較嚴。1997年4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中國銀行開始試辦人民幣的遠期結售匯。

股票指數期貨，自1993年3月首先在海南證券交易中心推出，但交易清淡。同年9月，由于出現大戶聯手交易，打壓股指的事件，有關方面宣布9月底所有股指期貨全部平倉停止交易。

國債期貨是我國衍生工具中曾經達到較大交易規模的品種。國債期貨萌芽于90年代初。從1992年2月開始，上海證交所開始允許券商自營國債期貨交易，并從1993年10月起，向公眾開放。由于國債現貨市場規模較小，再加上利率非市場化、投機過盛、監管不嚴等原因，1995年上半年，國債期貨交易市場相繼出現了由嚴重違規交易引起的“314合約交割違規風波”、“327合約違規風波”和“319違規風波”，在國內外造成很壞。1995年5月，國務院證券委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

簡言之，我國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場仍屬起步階段，基本上不存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據筆者調查，國內的金融機構，除中國銀行進行六月期遠期結售匯的交易外，基本不從事本國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金融機構從事境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則較為普遍。金融機構出于資產負債管理目的，通常需要在國際市場上從事一些相關的衍生金融交易，如貨幣掉期、利率掉期等。國內的大為規避外匯等方面的風險，也委托銀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套期性的衍生交易。國內的金融機構在從事自營或代客衍生交易的過程中，一般都已建立內部的交易管理和風險控制機制。并采用常規的金融交易報價信息系統和估價模型，基本上可以獲得標準衍生金融工具合約的實時公開市價。

四、我國的衍生金融工具

至今我國仍未頒布專門針對衍生金融工具會計處理的準則。

按照大多數國家的慣例，在未發布專門的衍生金融工具準則前，衍生金融工具按照投資準則核算。如可轉換債券，作為一種債務性投資，通常按投資處理。但絕大多數其他衍生金融工具仍不符合現行《企業會計準則——投資》的核算披露要求。據《投資》定義，投資是以讓渡其他資產而換取的另一項資產。而不少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投資很小，甚至為零，很難滿足上述定義。例如場外交易的外幣互換和利率互換，通常由交易雙方自行簽訂協議，不需要任何保證金，并無資產讓渡，因此不能作為表內的投資項目核算，表外也無法予以披露。

在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實務方面，據筆者調查，由于目前尚不存在可以遵照的會計準則或其他規范文件，大多數金融機構都自主決定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和方式，隨意性較大。較常用的是成本會計。已實現的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損益才予以確認，未實現損益一般不作表內確認。風險信息的披露也嚴重不足，未交割的衍生金融工具基本上不作表外披露。此外，不同金融機構的會計處理也并不統一。四大國有銀行各有一套報表體系，報表科目、格式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我國在衍生交易的問題上，也面臨歷史成本會計披露不足、信息滯后的問題。對我國的衍生交易進行會計規范是很有必要的。

五、對我國衍生金融工具會計的建議

如上所述，是否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甚至對其作公允價值計量，主要取決于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因此要對我國的衍生金融工具會計作特殊的考慮，而不能照搬國際上的做法。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實行表內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條件尚未成熟。

首先，可靠件并無足夠保障。我國目前從事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基本上是國際市場提供的標準合約，一般的會計人員不僅缺乏建模估價的技術，而且運用公允價值估值技術的經驗也較少。我國的貨幣和利率市場均未完全放開，企業也很難獲得反映市場真實情況的匯率、利率、風險溢價等模型參數。鑒于當前會計業的專業水平和普遍存在的會計信息失真問題，在我國推行公允價值的會計及控制系統，其可靠性仍然令人存疑。

其次，公允價值概念的接受程度仍較差。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計劃體制下的傳統會計模式并不重視公允價值概念。自80年代會計模式改革以來，對國際會計逐漸深入，公允價值概念也見諸各種研究。但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公允價值概念的運用并不廣泛。

再次，在確定公允價值的操作上仍不夠規范。例如，《投資》在公允價值確定的上，為與其他法規，如《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相一致，仍沿用原有法規的做法。其方法不盡合理，且與國際慣例不符。

最后，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仍然很小。只有投資和長期負債的會計準則中出現公允價值概念。對投資，只針對以放棄非現金資產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采用公允價值概念，且只用于初始計量。對更適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負債項目，如短期投資的后續計量，卻未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僅對衍生金融工具進行公允價值表內計量，易造成整個報表體系計量模式的不一致，并直接導致表內項目之間的不可比。

鑒于以上原因，目前在我國推行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仍有一定難度。但在表外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和其他相關信息是可行的，而且相當必要。表外披露公允價值信息的成本較低，一般只需滿足決策相關性要求，就可以考慮進行表外披露。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風險較大，外部報表使用者又往往很難自行估算企業衍生金融工具的價值和損益，因此有必要由企業通過報表附注提供這些信息。筆者認為，目前情況下，在我國對衍生金融工具實行表內歷史成本計量和表外公允價值及其他相關信息披露的會計模式，是比較好的一種選擇。待條件成熟之后，才可以實行和國際接軌的公允價值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