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元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元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由于美國自身的經濟實力及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債務危機相當長時間內不會對其自身實力構成實質性威脅。不僅如此，美國正試圖將自身的債務危機轉變為其他國家的“美元陷阱”。中國是美債的最大持有國，需要謹防美債轉嫁的風險，慎重作出相應的政策選擇。 關鍵詞：美元，美元陷阱，人民幣，政策選擇 美元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元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權的確立和維持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結束時起，美國就開始走上一條有意識主導世界經濟的道路，美元也開始在世界貨幣體系中占據中心位置。長期以來，美國各界形成一套復雜的行動方案，包括多種政策工具和投資策略，來保證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使得美國國內的債務違約在給美國民眾帶來福利損失的同時，也使持有美國國債的其他各國受到損失。中國作為美債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國轉嫁債務危機中受到很大牽連。 一、美國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動方案 長期以來，美國憑借其在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長期以來建立的國家信用，通過國會、政界、金融和實業等社會各界，形成一套復雜的行動方案，包括多種政策工具和投資策略，來保證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給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帶來很大的困難。 （一）虛置美元的幣值基礎 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礎上的全球化貨幣體系，儲備貨幣發行國承擔為全球提供金融流動性的責任。在該體系下的核心貨幣發行國中，美國獨大。 美元幣值基礎的虛置是美元戰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沒有掛鉤對象的限制，而國際貿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結算，理論上，美元就有持續增發和輸出的可能，美國就可以自由地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而調節實際幣值和匯率，同時通過輸出通脹等打壓其他經濟體和貨幣系統，甚至可能通過大量增發美元用于償還巨額國債。正如美國遭受標準普爾降級評定之后，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國能隨時印鈔票，因此債務違約的概率是“零”，并強調美債仍屬安全投資。而如果量化寬松成為美國貨幣政策的常態，中國等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將持續承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所帶來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外部流動性沖擊，以及外匯儲備日漸縮水的風險。 二戰后，美國一手打造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全球金融貨幣運行的基礎框架，掌控了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主導權，在全世界進行貨幣傾銷。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又表現出徹底變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決心，有步驟地罷黜布雷頓森林體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可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意味著美元與黃金脫鉤，此后其他儲備貨幣對美元實行“聯合浮動”，放棄與美元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解體。之后，美國在全球推動建立了一套中央銀行制度，使各國貨幣當局的利率、匯率政策失去獨立性，剝奪了其他國家部分貨幣和金融主權。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牙買加體系，美國大大提高了戰略機動性，其國際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強。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的幣值基礎成為一個含糊不清的關鍵問題。而實際上，美元沒有一個固定的幣值基礎，這使得美元的貨幣供應變得更有任意性，美聯儲可以根據形勢的需要選擇大量發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圍內分攤由此帶來的通脹效應。自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匯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側面反映出美元的實質幣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發行的美元隨著美國不斷增長的逆差主要流向國外，美國就不必承擔寬松貨幣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二）通過貿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贏得財富 1982—2010年間，美國只有在1991年實現了微量順差（約29億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國的國際貿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達到8006億美元的高位，換作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保持這樣的逆差持續時間和規模。美國持續如此長時間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條件：一是順差國的外貿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為了使所獲得的美元保值，順差國幾乎只能在美國有限的領域進行投資，從而使這部分美元又轉回美國。二是美國通過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向國際社會舉債，借助“債務經濟”維持其購買和消費的能力。其中，美國國債以其國家信譽為基礎，一直被認為保值性較高，從而成為賺得美元的國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使美國國內產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國長時間保持貿易巨額逆差的結果是，美國既買進了商品和服務，從而享有世界的財富，增加人們的福利，又回籠了資本，造成美國經濟金融持續繁榮，也保證了美元的幣值。其他國家投資美國國債越多，就越難以自拔，美元債市的流動性就越高，美國借此也得以為自己的貿易赤字融資。此外，長期的貿易逆差，使得美國幾乎無限量地發行美元貨幣。美國印制一張1美元鈔票的材料費和人工費只需0.03美元，卻能買到價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國每年可以得到數百億美元的巨額鑄幣稅收益。但是，美國的貿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臨貿易赤字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貿易赤字會影響國內產業發展和就業率。因此，美國需要控制貿易逆差的規模，使得美元和鑄幣稅的獲益空間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國長期保持一種透支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運作已深陷債務經濟惡性循環之中，面對貿易逆差，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使美元貶值。2010年美國出口商品1.3萬億美元，而在美元開始貶值的2002年，出口額僅為6970億美元。分析家認為，這個增量的1/4到1/3可以歸因于美元貶值。通過調節美元幣值，美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貿易逆差的規模，憑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穩定地獲得凈利益。 （四）通過政治經濟手段打壓其他貨幣 歷史地看，為了確保美元在世界經濟金融中的核心地位，當美國發現美元面臨或可能面臨其他貨幣競爭時，它會設法打擊其直接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并竭力阻止其他區域的貨幣合作和一體化進程。美國對其競爭對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的手段具有多樣性，主要包括：主導形成IMF和其他國際金融行為的游戲規則，特別是對“操縱匯率”的界定，迫使別國貨幣升值；扶植別國政治代理人和經濟學界的專家，鼓吹其主張的合理性，等等。由此，一面轉移其國內經濟矛盾，一面打擊其競爭對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歐洲實行利用與打壓相結合的政策，遭到法國等歐洲國家的不滿。戴高樂曾強烈譴責，美元不是公正的國際交易媒介，而只是為美國服務的信貸工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使美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而可以不必進行調整。20世紀60年代，法美兩國分別動用了安全、政治、經濟和外交資源，進行了貨幣對抗。法國試圖削弱美元的地位和美國的霸權，而美國不做任何實質性妥協，將維持美元霸權作為美國最高國家利益。 20世紀80年代美元逼迫日元升值，是美國通過政治經濟壓力逼迫外幣升值的一次典型的行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美貿易出現大額不平衡，日本形成大量貿易盈余，開始用獲得的美元投資于美國的資產。面對日本的挑戰，美國于1985年聯合英、法、德，強迫日本政府簽訂了“廣場協議”，美元兌日元貶值逾40%，成為之后日本經濟長達20年衰退與調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此導致的美元突然大幅貶值，則使美國釋放了巨大的國內經濟壓力。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地區經濟達到空前景氣之際，美國金融大鱷以泰銖為突破口，沉重打擊了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貨幣。 1999年歐元的誕生，提供了一種能夠替代美元的結算貨幣選擇，削弱了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地位，沖擊了美元的儲備貨幣霸權。一方面，由于歐元區主要出口商品品種與美國具有競爭性，歐元結算量的上升必然導致美元結算量的下降，美元結算量的比重相對下降意味著美國在國際市場上定價權的流失。另一方面，歐元誕生之后，其占全球總外匯儲備量的比重不斷上升；而美元則持續下降，從2001年底的71.5%降至2010年底的62.1%。國際貨幣呈現兩強格局顯然是美國不愿意見到的。因此，美國利用美元的“避險屬性”和階段性強勢，定期不定期地制造并利用歐元區債務危機，輪番對歐債制造動蕩，打擊歐元，對歐元占據絕對主動。 美國通過政治、外交和貿易手段，強壓人民幣按其要求和標準升值，以減輕自身經濟壓力的思路一直沒有改變。美國財長蓋特納曾表示：中國貨幣幣值“無論如何衡量都遭低估”；“全球經濟要想更為穩健就需抑制中國等出口國的貿易盈余并減少美國等進口國的貿易赤字。”由這一表態看來，美國的思路是始終將自己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將世界的經濟利益與自身經濟穩定相掛鉤，通過這樣一種利益捆綁策略來維持美元的戰略地位，反映出赤裸裸的經濟霸權思維。實際上，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后，人民幣匯率強有力地帶動了國內的出口產業，對全世界的經濟復蘇有著重要幫助；有分析人士早已指出中國經濟在帶領世界走出經濟危機方面的作用，而世界非常需要繼續這一趨勢……因此，打壓人民幣匯率不僅是對中國的打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犧牲世界經濟總體利益為代價的。 （五）通過貨幣金融手段打壓別國經濟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衍生產品供給國，并使之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機構投資者與個人理財投資菜單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通過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手段打壓其他貨幣，一般不通過政府活動進行，而是借助其所主導的市場規則和金融概念，由美國的資本家和金融精英著手打擊他國貨幣和金融體系而謀利。其中，借助信用杠桿的各種金融衍生品已經成為必備的工具。 在1985年美國對日本經濟所采取的壓迫日元升值之行動中，美國針對日本推出日經股指認沽期權和日經指數認沽權證，對日經指數帶來強大的賣空壓力，對日本經濟施以沉重打擊。日本經濟泡沫迅速破滅，不能再對美國霸主地位構成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拖垮泰銖及東南亞其他國家貨幣的是股指期貨，同時沽空貨幣、股指并拋售股票成為一套小型經濟體系難以抵御的組合拳，而政府大幅提升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并人市吸納股票的行為，則受到外界鋪天蓋地的指責，稱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此外，在金融大鱷們狙擊其他國家的貨幣體系時，也都可以看見類似的信用杠桿的身影。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大幅貶值，使國際投資者損失巨大。很多國家不得不向國內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以防止國內金融業受到太大沖擊。在全球貨幣市場資金凍結的情況下，各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在公開市場紛紛買進美元，以應對流動性危機，美國則借機發行了更多美元。 信用杠桿和金融衍生品之所以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導的經濟話語體系和“自由市場”、“市場經濟”的定義，撤除了其他國家最重要的防御手段體系。二是牙買加體系下外匯制度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國際炒家的資金量只要達到一定規模，就可以利用一個循環來獲取巨額經濟利益。其循環機理為：通過熱錢自由涌入推動目標國匯率上升，壓抑其出口并促使本幣投放量增大，提高其股市、樓市和必需品價格，從而提高表面的短期收益；進一步吸引熱錢，不斷做大經濟泡沫；預備做空手段，在適當的時候使經濟泡沫破裂而大大獲益，再在低位廉價吸納目標國資產而獲得雙重暴利。金融杠桿在此起到強化做空機制的作用，將國際炒家的資本迅速放大到具有可以和一個小型國家的經濟實力相抗衡的能力，借助強勢的美元資本而達到洗空一國貨幣的目的。 （六）通過多重手段消化外國美元儲備 美元外匯的持有者在美國進行高效投資的范圍非常有限。高新技術和能源等利潤最高、增長最穩定、具有戰略地位的行業始終為美國金融界把持，美國金融家們從中獲得巨大的投資回報，外國投資者幾乎無法涉足其中，而只能購買回報相對較低的資產、美國國債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在這樣的投資選擇中，外國投資者要么面對較低的資產回報率，而有效的回報可能被通貨膨脹和美元增發的影響迅速抵消，從而沒有實際收益；要么面對較高的投資風險，特別是金融衍生品和各種概念經濟，隨時有可能令投資者血本無歸；即使是美國國債，也面臨技術性違約的風險。目前美國國外的美元持有者大規模消化美元儲備的典型渠道是美國國債。就體量和流動性而言，市場上缺乏可以替代美國國債的選項。在一進一出之間，國外的美元持有者對美國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就被降低了不少，所能套走的美元亦非常有限。 不僅如此，美元長期的貶值趨勢，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外美元資產的實際份額，從而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國外美元儲備的壓力。由于其他國家實施的常常也是緊盯美元匯率的政策，防止其貨幣被動升值而壓制出口，美元與其他貨幣的匯率才沒有呈現明顯的下跌趨勢。但在一升一降之間，美元又可以通過單方面優勢獲取巨額利益。美國分別利用升值與貶值周期的單方面優勢，購買自由市場國家的資產獲利。美元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匯率，既存在升值的期間，也有貶值的階段。美元升值時，美國大筆購進順差國的貨幣；而順差國往往購買美元資產，美元貶值時，目標國資產價值下降，這就給了以美元購買這些資產的良機。但是反過來，由于順差國經濟力量不足，加上美國的投資審查限制和金融門檻等，這些國家無法反過來對美國采取相應的措施，美國得以借助其經濟實力不斷盈利，從而維持其對其他貨幣體系的優勢。 （七）政府與評級機構的微妙關系維護美元霸權 包括標普在內的三大評級機構在國際社會處于壟斷地位，其評級方法與分析體系都不為外界所知。它們以“獨立”的身份與美國政府保持著微妙的關系，實際上成為美國經濟話語霸權的一個組成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難以在評級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2007、2008年，美國證券業衍生品泡沫逐漸膨脹，次貸危機處于醞釀之中，銀行呆賬、壞賬高筑，而三大評級機構未能適時進行風險評估和提示，反而幫助美國粉飾太平，終于在金融危機爆發之際遭到國際社會譴責。 2011年8月5日，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作出了站在美國政府對立面的姿態，而美國政府也未善罷甘休，其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在對評級下調一事展開調查，還考慮出臺新的監管規則，要求評級機構公布其在評級過程中犯下的“嚴重錯誤”，這種積極干預的姿態，反而體現出評級機構本非完全“獨立”的主體，只是其非獨立性在觸及美國自身利益時方顯現出來。標普此舉也并非說明評級機構真的站在了獨立于美國政府的對立面上，相反，通過“降級”之舉而彰顯出的“獨立性”可能會使之獲得長遠的公信力，從而很可能被美國加以利用。事實上，從市場反應可以看出，標普下調美國國債，與美國近期的策略有“不謀而合”之處。受標普調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影響，市場恐慌情緒上升，8月8日紐約匯市美元對瑞士法郎、日元等避險貨幣下跌，對歐元、英鎊等上漲。從此，美元又開始了一輪小跌幅，繼續了其長期貶值策略；市場開始減持美元和美國資產，逐漸為美國釋放了部分經濟壓力。與此同時，全球股市暴跌，黃金價格再創新高，美國匯豐銀行控股的SPDR Gold Trust等大企業單單利用多頭攻勢就已經在這輪黃金行情中獲得巨額利潤。“這對于美國而言是一個非常有成果的步驟。

因此，人民幣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擺脫對外部基準的依賴，而依靠自身經濟實力、政府財政狀況和國家主權信用維系人民幣的幣值基礎。再加上巨額外匯儲備，人民幣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兌付基礎是穩固的，只需要瞄準各國匯率變化的動向，靈活運用各種市場措施調節匯率，以應對匯率變化和資本流動的挑戰。這也是我國實施瞄準一籃子貨幣政策的意義所在。 在對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場拋售美元的趨勢增強，而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上升導致市場增持人民幣，從而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通過政策引導和各種約束機制來限制國內匯市交易規模，同時擴展國際外匯買賣空間，乘機在國際市場拋出人民幣，然后切實加強監控人民幣的流入渠道與投資方向，既削減國內M1、M2的規模，又推動人民幣國際結算進程，同時抑制人民幣過熱，降低匯率上升預期。但即使如此，要穩定匯率和國內經濟，還是不可避免地會在短期內增加貨幣供應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緊進行分配格局調整，促進分配公平，以盡可能削減CPI及其上升的影響。 （五）適時增加黃金儲備，防范紙幣貶值壓力 在前述的基礎上，如果時機恰當，我們還可以從實物方面補強貨幣錨，提高防范紙幣貶值壓力的能力。在這方面，最為傳統的貨幣錨——黃金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最終儲備地位。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計算，截至2011年9月，中國黃金儲備在整個儲備資產中的占比仍不到2%，而發達國家黃金在外匯儲備中的占比普遍高達60%-70%。“這個比值確實有些偏低。據我國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6月黃金儲備僅為3389萬盎司，相當于3700多億元人民幣的規模，這個量遠不足以應付紙幣貶值的壓力，維持幣值信心。僅香港一地的人民幣存量就超過5000億元，而大陸境內M1的規模至2010年底超過26萬億元，M2已超過72萬億元，而且近二十年來幾乎每年都以超過兩位數百分比的速度增長，黃金儲備的增長速度則遠趕不上這一速率，從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幣值基礎虛化，將貨幣錨大部分鎖定在國家經濟狀況和政府信用上。 但就目前來看，國際金價超越1700美元／盎司的歷史高位，再行大量買入必將更進一步催高金價，并不現實，可待金價回落后再行補充。鑒于當前貨幣錨呈現多元分布狀態，我們無須強求黃金儲備的增速與貨幣供應量相匹配，只需考慮黃金儲備足敷應付一定長時間的大規模支付風險、填補外匯儲備支付能力下降的缺口即可。 （六）開辟一切有利渠道，增強人民幣國際結算能力 如果人民幣的國際結算能力得到加強，則不僅可以通過輸出人民幣緩解通貨膨脹壓力，由此保留一個對沖美元儲備壓力的消化渠道，還可以在人民幣升值時購進大量外國物資、服務或貨幣，特別是對出口有利的原材料和其他基本服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被迫升值的負面影響。目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推進。2011年5月4日，中日韓（10＋3）財長會議在河內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三國已同意啟動本幣貿易結算研究。三國財長會議的聲明水到渠成：“在金融危機后，由于美元從長期來看處于貶值的趨勢、美國國債等以美元計價的資產不安全等因素，東亞國家都意識到需要減少對美元的依存度。中日韓之間的貿易受其他國家貨幣影響也的確不合理。”在新興市場紛紛認可人民幣地位的背景下，匯豐認為，人民幣預期將超越英鎊成為未來半年全球三種主要結算貨幣之一。 不過，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前景仍然受到不少人士的質疑。梅肯研究院一次會議的多數參會者不贊同人民幣會取代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觀點，并列舉了多個反對理由，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管控較為嚴密（包括對利率的調控），中國債券市場不夠成熟等。換句話說，外國投資者對持有人民幣后能否進行有效的投資存有疑惑。相比之下，美國的高投資回報率建立在借新債還舊債的基礎上，這樣的“龐氏騙局”，加上對中國政府及意識形態方面可能存在的分歧，很難繼續對投資者產生如此強烈而持久的吸引力。而我們又不能放手讓外國人民幣持有者任意購買我國資產。在這種情況下，開發合理的投資渠道令外國投資者持有的人民幣得以保值，并且保障其自由購買重點保護領域以外的中國資產、貨物和服務，將對人民幣國際地位上升和對抗美元霸權提供重要助力，在這個方向上我們需緊鑼密鼓而又小心謹慎地前行。 （七）推進亞洲金融合作，建立和完善離岸美元市場 我們目前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受投資范圍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動性。有評論稱，“只要中國繼續通過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補貼出口，它就注定會累積更多的貿易順差、吸納更多的美元。此外，鑒于中國難以獲得大筆美元股權投資的機會，除了在全球流動性最好的債券市場上購買美國政府打的'白條'以外，其實也沒有多少其他選擇。”新近亞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建立離岸美元市場，允許一切優質企業發行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證券，亞洲制造企業和國家主權基金可以根據需要自由地購買這些不受美國政府控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提高美元資產的運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權戰略的牟利循環。這可以使得中國、日本等巨額美元儲備持有國獲得一個消化美元儲備的渠道，減輕維持匯率穩定的壓力。 遺憾的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十年內，當初痛定思痛建立起來的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始終處于半溫不火的狀態。2000年，東盟與中日韓財長共同簽署《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中日韓與東盟雙邊互換協議。2003年，東亞建立了第一只亞洲債券基金（ABFI），這是統一亞洲債券市場進程的正式開端。但是，由于《清邁協議》受限于IMF條款，而亞洲債券基金的規模遠不成形，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沒有發揮什么作用。由前面兩個互助安排可以看出，亞洲國家之間的相互戒備還處于比較高的水平，尤其是《清邁協議》規定：需要流動性支持的國家能夠立即得到雙邊協議10%的短期資金支持，剩下的90%要和IMF的救助項目或者是已經啟動的臨時貸款線（Contingent Credit Line）掛鉤。離岸美元市場的建立恐怕也面臨這種不利因素，有專家表示，建立離岸美元市場主要障礙在日美，它們出于政治考慮可能極力阻撓。如何有效地說服日本基于巨額美元儲備等共同利害關系進行合作，有力推動這一市場的建立，將是未來亞洲金融合作的重心所在。 （八）積極謀求推進IMF和世界銀行的改革，促成世界通貨適度硬化 從根本的制度面來看，我們需要促成國際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導致IMF等機構在世界性金融危機和世界均衡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較為平衡的世界貨幣體系也舉步維艱。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貨幣”的SDR，也還沒有一套良好的國際清算服務，和各國貨幣自由兌換的渠道仍較狹窄。最重要的是，SDR沒有較“硬”的幣值基礎。它不像黃金那樣本身具有價值，也不像美元那樣以一國經濟實力為后盾；它和歐洲貨幣單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發行有25%的黃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國貨幣做準備。它只是一種虛構的國際清償能力，不能作為最后的國際支付手段，很難指望各會員國完全用它保持國際儲備。它能加強各國應付國際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難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特別是各國對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對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全球貨幣體系缺乏穩固的幣值基礎之際，為避免國際貨幣體系陷入各自為戰的重商主義策略，陷于競相貶值的囚徒困境，我們應當盡可能積極謀求推進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并硬化SDR等潛在世界貨幣的幣值基礎，使其成為在控制力方面更為均衡的新型國際貨幣錨，防范美元幣值基礎削弱給世界貨幣體系帶來的沖擊，也給人民幣匯率的調節增加一個可選擇的依托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