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宏觀調控，使我國一大批小鋼鐵廠陷入停產，進口到岸的鐵礦沙總量大約有幾千萬噸，堆放于沿海各個港口，銷不出去，造成積壓。原材料價格劇烈起伏，不少進口商和生產商蒙受損失。江蘇鐵本項目已經將20多個億扔進去了，半途而廢，如何收拾殘局。如此大起大落的宏觀調控，所的已經不是國內經濟，還有大洋彼岸正在準備投資上新項目的礦主、船主以及一系列供應商。中國經濟下一步怎么搞？本人在這里談點看法。首先是提出土木鋼鐵經濟這個概念，中國正處在土木鋼鐵經濟階段，甚至連石油經濟階段還沒進入。在這樣一個階段，中國經濟就是一個重量經濟，投資經濟，不能繞過，也不能超過。目前國內對中國經濟一系列的批評和評論，都存在著一定的誤區，關鍵是大家沒有認清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特點。

一、中國真的走過“買櫝還珠”的階段了嗎？

我在2001年全國掀起經濟熱、知識經濟熱的時候，就迎頭潑了一盆涼水，當時我寫文章說，“今后10年，中國仍然處于土木鋼鐵經濟時期，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不會在吃穿住行基本需求還沒滿足的時候就去上網玩高”。這句話在網上廣為流傳，一搜索可以找到幾百處。在進出口貿易方面，我也主張多進點我國普通百姓所需求的大宗商品，少進點趕時髦的奢侈產品。我的這種觀點引起了學界一些學者的批評，例如身在加拿大的徐滇慶教授就曾寫了一篇題為《切莫買櫝還珠》的文章來批評我的進出口貿易觀點。徐教授的批評或許是對我觀點片面性的一種平衡，但我還是要指出：之所以有人買櫝還珠，是因為中國還有一大批只要“櫝”不要“珠”的人，珠寶對于他們可能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因此，他們寧肯要有用的木盒子而不要那漂亮好看的東西。這種現象是中國經濟和發展不均衡造成的。吃洋飯的先生可能對此沒有深刻的理解。

我們要對中國的經濟情況做進一步的，看看在目前這一歷史階段我們對“櫝”更需要還是對“珠”更需要。假如我們把木材、鐵礦石、銅、鋁一類的原材料稱為“櫝”，把高科技一類產品稱為“珠”的話，那么通過最近一年多來的進出口價格表現，人們可以看到越是那些土得掉渣的東西，越是價格上漲幅度最大的商品。進口鐵礦石的現貨價格上漲了一倍，所有與土木鋼鐵石油有關的產品價格都在上漲。而那些高科技的產品價格卻沒有這樣大幅度地波動。

價格反映了需求的程度，什么東西漲幅越高，什么東西在市場最需要。這就是中國經濟當前的現實。你說高科技最重要，通脹偏偏出現在生產資料和能源領域。離北京市不遠的河北省一個縣的農民莊稼不種了，樹林砍光了，幾乎把地面都扒開了，就是為了挖那點能賣錢的鐵礦石。從來沒見過礦產資源在中國這么值錢。這個縣位于北京的西北部，北京市本來還指望靠這個縣的樹林植被來防風固沙呢，沒想到辛辛苦苦栽了那么多年的樹林，當地農民為了幾個鐵塊塊，一夜之間就把樹林砍得精光。

中國到底需要什么？看一下活生生的事實，還不明白嗎？也許你北京人看著那一片片被砍過的露著樹樁的林地痛心疾首，而對于當地農民來說，他所需要的與你就根本不一樣。對于那些溫飽都沒解決的農民來說，綠化、景色沒有任何意義。這件事最能反映中國當前大量發生的“買櫝還珠”的現象。

二、正視中國所處的化歷史發展階段：

土木鋼鐵經濟階段，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歷史階段！

中國的確還需要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學者們的觀點之所以出現那么大的偏差，主要是他們看的有問題。中國的確有少數城市人已經過上與發達國家人民差不多的生活，但至少有80%的人口還處在初期工業化和化階段。在這一時期，人民最需求的還是滿足基本的吃穿住行。如果說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20年間的努力，中國人民已經在吃和穿上獲得了滿足，那么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建設的主要目標開始進入住房和工具上面來，房地產和汽車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我國經濟的主導產品。

然而房車的經濟與吃穿時代的經濟有著截然不同的差別，那就是：這一時代的經濟是一個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經濟。這一歷史發展階段需要大量的生產資料和能源產品，一句話，土木鋼鐵經濟是靠大量的鋼鐵、水泥、有色金屬、木材、煤炭、石油等礦產資源堆起來的。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發達都要經過這一階段。土木鋼鐵經濟階段就是一個國家經濟建設的硬件階段，沒有硬件的建設就根本不可能有軟件發揮作用。

我在《這一波通貨膨脹的代價誰來支付？》一文中已經說了，吃穿問題解決了，接下來的就是住房問題。人均住房如果達不到30平方米，中國的房地產熱就退不下去。現在有些城市的人均住房已經達到18平方米了，這個數字還遠遠不夠。因為中國社會發展得不均衡，富人的住房人均能達到100平方米，仍有大批的窮人沒房住和缺房住。因此，中國城鎮和的房子還要蓋。這一波住宅熱至少還要持續10到20年。

住宅小區建起來后，還要修路、通電、通水、通車、通氣等一系列配套設施來相配合，住戶買了房子后還要搞裝修，買家俱和家電等一系列物品。因此，以房地產為龍頭的這一波土木鋼鐵經濟建設估計至少需要持續15到20年。

為什么這么說？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沿海發達地區飽和了，土木鋼鐵經濟會向內地轉移。特別是我國還是一個城市化嚴重滯后的國家，80年代和90年代留下來的欠帳需要21世紀來還。我國如果早打破戶籍樊籠，從80年代便注意轉移農民進城，今天的城市化率不會這么低。正因為計劃經濟傳統觀念的強大慣性，使我國的城市化任務至今仍然艱巨地擺在面前。如果今后20年內能將2億農民轉變成城市居民，中國的城市面積和住宅面積就要增加出今天面積的1/3。這需要大量的鋼鐵、木材和混凝土。中國的確還需要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中國土木鋼鐵需求量如此之高的第二個原因是國際產業分工。我國已成為一個世界加工廠，并且是一個初級產品加工廠，我們所從事的加工業和制造業，都是高耗能、高耗材的產業。發達國家把這樣一些產業統統都轉移到我國來，這樣就加重了我國這一歷史時期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盡管我們消耗了占世界30%的鋼材、煤炭，只產生了3.5%的世界GDP，但這一按匯率統計的GDP是不準確的。實際上中國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到國外，最終產生的銷售值估計要放大到10幾倍。那就是說，去年中國出口了4500億美元，在國際市場上最終發生的銷售額估計要在4-5萬億美元之間。這一數字占全球GDP的比例就高多了。按這種方法，我國經濟的發展成本并不象馬凱和姚景源先生描寫得那么高，那么嚇人。

因此，中國的土木鋼鐵經濟任重道遠，方興未艾！中國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耐心來迎接這場挑戰。

三、土木鋼鐵經濟時代的特點：高投資率和大量利用國外資源，

在這里，我首先要對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先生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依馬凱同志看，2003年，我國用占全球54%的水泥、34%的鋼鐵、30%的煤炭、7%的石油，打造出占全球大約3.5%的GDP來，這未免有點太消耗資源了。實際上馬凱先生忽視了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節約能源和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是一回事，土木鋼鐵經濟階段又是一回事。我國這一歷史時期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國民經濟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特點。一旦跨過這一階段，我國經濟肯定會象其他發達國家一樣進入低耗能和低耗材的階段。

因此，中國這一歷史時期出現高能耗和高投資率完全不足為奇，根本不必驚慌，并且，這一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克服國內資源的短缺，合理利用國外資源。這才是當今中國值得和關注的大事。

先說土木鋼鐵經濟的第一個特點：高投資率。任何國家在經歷這一階段時，都是投資高增長的年代。上海復旦大學的張軍先生在《投資效率惡化已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一文中引用楊格先生的話說：“1960-1985年間，每一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都經歷了投資占GDP比率顯著上升的階段，在1960年到1980年，的投資與GDP比率上升了1倍，韓國上升了兩倍，而新加坡則上升了3倍。”今天中國的投資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4倍，比任何一個國家可能都高，但這又有什么奇怪的！當年的韓國和新加坡有這么多的加工貿易和海外制造業轉移嗎？有象中國今天這樣的國際分工嗎？中國在這些年里出現了較高的投資增長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

第二，土木鋼鐵經濟的第二個特點是廣泛利用外部資源。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看，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當它處于土木鋼鐵經濟這一歷史時期時，都盡可能地利用國外資源，以彌補國內資源的不足。例如，日本在二戰后，砍光了東南亞國家大部分的熱帶雨林，砍得這些國家目前已經沒有木材可以出口。美國在從土木鋼鐵經濟轉向石油經濟之后，自20世紀40年代，便開始利用中東的石油。半個多世紀下來，美國消耗了中東地區出口的大部分石油。日本也不甘落后，后來居上。

我們再把眼光伸向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曾經懷著喜悅的心情寫到：“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地海國家是我們的木材林，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農場，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可以說沒有對世界資源的利用，當今世界上那些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會這么順利地發展起來的。

然而中國，當中國進入土木鋼鐵經濟時期之后，世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當年相對充足的自然資源變得相對短缺了。但就目前世界能源資源的情況看，中國還可以趕上最后一班車。以鐵礦沙來說，這是個低迷了十幾年的市場，只是最近一年，在中國經濟的拉動下，才出現了生機，價格才出現了一定的上漲。中國如果在需求上穩住步伐，世界上的這一礦產資源至少可以穩定地支持中國跨越土木鋼鐵經濟階段。

問題是中國如何來利用國外的資源，是在國內制造經濟泡沫，讓國際市場出現價格劇烈波動，還是平穩發展，有節制地進口？另外，在需要從國外進行大量購買的情況下，是否有必要始終將本幣幣值定得過低？只考慮出口不考慮進口的發展戰略是否需要調整？在這里，我要著重談一下新的發展戰略。

四、不應當走重商主義的老路，

中國要擺脫小農意識，10%的增長速度并不算高，

中國之所以不能沿襲重商主義的老路，主要是國家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中國已經成了一個資源匱乏、生態環境被過渡破壞的國家，國內資源已經承受不起重商主義戰略的重負。老牌重商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是拼命消耗國內資源，砍樹，挖山，掘地，拿國內資源來出口換取黃金一類的貴金屬。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能力再挖再砍了，稟賦已經消耗殆盡，只有敞開大門利用國外資源。這就需要采取一種合理的進出機制和發展戰略。

，我國所需要的石油和鐵礦石有一半需要進口來滿足，木材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就更大，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產品對國外依賴的比重會越來越大。因此，中國要制定長遠的國際市場戰略規劃，不能象現在這樣仍然是大量的現貨貿易。象鐵礦石和原油這樣的大宗產品，我國要與國外供應商簽定長期的定貨和供貨合同。這就需要國內有一個穩定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忽冷忽熱。

檢討前20年我國的發展方式，是典型地通過消耗國內資源、破壞國內生態環境來換取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80年代，我國是靠大量地出口國內土特產和能源資源，以犧牲國內資源和生態環境為代價來換取外匯。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加工貿易有了長足的進展，制造業有了一定的出口能力。但現在看我們的國力，制造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仍然不足，加工貿易仍然是換取外匯的重要手段，廉價勞動力仍然是我國唯一可以無限出口和無限利用的資源。但廉價勞動力競爭戰略不能持久，中國要象日本當年那樣盡快在制造業領域走到前頭，使制造業產品成為主要的出口產品和換匯產品，這樣就能形成一種良性的國內外進出口循環，進口國外的能源和礦產品，出口加工制成品。另外，中國還應在服務業方面迎頭趕上，象印度那樣成為服務產品的出口大國。

應當意識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土木鋼鐵經濟都是階段性的，并不會長久，中國也不例外。一旦度過這一階段，我國的鋼產量、能源產量和需求都可能出現下降。但在近一個時期內，我們還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來從事土木鋼鐵經濟，要制定好正確的發展戰略來應對土木鋼鐵經濟。不能象小農那樣，只想著自己家里這三畝二分地，要有國際化的觀念，迎接一個從來未有過的新時代。中國人不是不能翻身，關鍵是頭腦能不能更新和創新。

另外對于經濟增長速度，就目前我國這樣一副落后狀態，10%的增長率根本就不算高。30年代初國民黨統一中國后，我國1930年到1937年的經濟增長率年均12%，回顧歷史上很多國家都出現過高經濟增長，美國19世紀在與英國搞禁運時，國內年增長率曾達到過200%。中國今天經濟發展的關鍵是保持均衡的高經濟增長，不要大起大落，加速和減速都要緩慢。否則，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忽冷忽熱，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不利。中國經濟今天也象美國經濟一樣了，打個噴嚏，全球也要感冒。

五、當前這一波宏觀經濟調控要適可而止，

要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將經濟熱點轉移到應該熱的領域，

譬如將錢花在民工身上、農民身上、窮人身上、生態環保身上，

對于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本人認為既有必要，又要適可而止，不能把一些價格因素和通漲因素看得那么嚴重。當前我國的經濟實際上是冷熱不均，一部分領域經濟在虛熱，虛燒，與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領域實際上是不溫不火。上海的房價一年內上漲30%，這與中國更廣大的普通老百姓又有何干？

我在廣東一些地方看到，一些商品房檔次越來越高，完全是為富人消費服務的豪宅。然而，對于那些成千上萬的打工仔來說，他們仍然擠在工棚里，六七個人住在一間又悶又熱的房間里。夏天的房間里既無空調，又通風不暢，這對于那些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工人們來說，怎么受得了？我們的工廠主是否想到？我們的房地產開發商們是否想到？我們的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和新聞工作者是否想到？只有在這個時候，我的心底都在呼喚：中國何時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呢？

當我們城市中一小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住上寬敞漂亮的豪宅，是否知道還有多少廣東東莞、中山、順德、深圳的打工仔住在悶熱難耐、房間狹小的宿舍樓里？為什么我們國家的電視報紙、新聞傳媒沒有一家報道我們的工人兄弟的生活狀況？為什么新聞媒體整天就是圍著大款和明星的屁股轉？中國今天到底是個什么國家？

因此，中國的宏觀調控要有目的性和性。要煞住那些不該熱的領域，激活那些應該熱的領域。而達到這一目的，唯一的就是提高中國勞工和中國農民的政治地位和勞動權利，落實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四項基本勞工權利。沒有這樣一種制衡制度，中國的經濟過熱就是一種畸形的過熱，因為這種過熱的本質是權力和資本對政績和利潤的追逐，它與廣大的老百姓沒有多少關系。看看廣東東莞市剛落成的人民大會堂，那氣魄和那規模，比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還要雄偉壯麗。這與普通的老百姓和打工仔們有什么關系？這種發展與以人為本有什么關系？它熱也好，不熱也好，都有人民群眾無關，甚至還會象湖南嘉禾縣那樣，成為折騰老百姓的經濟發展。

說到底，中國是要什么樣的經濟發展。不該熱的，多一點也太熱；應該熱的，多一點也無妨。中國要少一點偽發展，多一點真發展。我們政府的高層官員要設身處地地為人民群眾想一想，到底應該怎樣宏觀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