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的表明，任何教學都必須適用所授學科的專業特點。對學教育而言，由于受教育者既是經濟學的教學對象，同時又直接參與著經濟實踐，因此，相對于其他學科的教學而言，經濟學的教學更加需要一種互動的教育模式。本文從4個側面比較了中美兩國的經濟學教育方法，希冀引起人們關注我國經濟學教育的化。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學教育和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對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改革，人們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首先，在經濟學學科的認識上，我國幾乎所有大學直到現在仍然把現代經濟學課程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碩士生、博士生的專業也一并稱為“西方經濟學”專業。盡管早已有學者指出這個，如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王則柯教授曾撰文“西方經濟學不是一個的學科概念”，但學界的回應并不理想。這表明我國的經濟學界存在著“地盤競爭”代替學術競爭的積弊。其次，在經濟學教材的選取上，我國相當數量的大學，都是使用教育部推薦（實質上是指定）的經濟學教材。但事實上，能夠比較準確介紹現代經濟學原理、同時又能夠在體系方面本土化的教材并不多。筆者在浙江財經學院講授《西方經濟學》，使用的就是教育部推薦的教材，但學生的回應并不理想。現在，我校已選用曼昆《經濟學原理》（人民大學出版社，梁小民譯，2000），學生的反應比我們預期的要好。第三，在經濟學課程的課時安排方面，不少大學的課時數仍然是72課時。要把微觀、宏觀兩部分的在短短一個學期內授完，必然有一個權衡取舍的問題。撇開知識的系統性不講，課程如此設置，教學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經濟學屬科學。同自然科學比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差別，是社會科學很難（幾乎不可能）在重復的條件下進行社會實驗。歐美有所謂的“實驗經濟學”一說，但其參數、變量的可控制程度遠不如在物、化學、生物學中那樣準確。說到底，即使可以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控制實驗的環境，但實驗對象在實驗環境中的反應同實驗對象在社會系統環境中的反應，終究存在一段差異。打個不太貼切的比方，實驗環境和社會環境，就如同長江、黃河與太平洋，即使可以控制長江、黃河里水的成分組成（如撒鹽等），但人們也無法模擬出太平洋的水文氣象，更何況長江、黃河與太平洋一樣，其水文環境時時處于變化之中。正因為如此，小品文和案例在經濟學教育中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它是抽象思維和邏輯推理所無法完全替代的。

美國威廉·貝克爾等經濟學家呼吁人們重視對經濟學教育方法的研究，并指出多項選擇題、小品文、案例在經濟學教育中的獨特地位（William E.Becker et al，1991）。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學教育聯合組織下設的經濟教育委員會（CEE）吸收了全美21名經濟學家，共同參與制定一項新的經濟學教育研究計劃。該計劃研究范圍廣闊，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改革教學方法和教師的激勵；評估美國經濟學博士教育模式；改進經濟學課堂教學評估方法；預測經濟學的長期；新技術在經濟學教育中的。 本文通過分析美國在經濟學課程教育方面的改革，希冀能引起社會對我國經濟學教育改革的關注。

二、大學教師的激勵問題

首先，關于如何激勵大學教師的問題。教學，其實是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的一個良性互動。教育領域的專家大多同意這樣的觀點：教育必須采用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Charles C.Bonwell & James A.Eison.1991），而且，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對經濟學教育尤為重要。因為，這可以幫助經濟學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給學生以機會，像經濟學家那樣用經濟學原理去分析、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遺憾地是，人們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這種教學方法的潛力，很少把這種教學方法運用到實際的教學活動中去。現在，不論國內還是西方，流行的課堂教學方法仍然是填鴨式的。

根據經濟學原理，如果教師預期到新的教學方法能夠給他帶來更大的利益時，他將樂意學習并實施新的教學方法。因此，任何教學方法的改革必須考慮教師面臨的激勵。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教學和學術研究在教師的職稱晉升中占有相同的權重。平均來說，美國大學的教師將52%的精力花在教學上而只將30%的精力用于學術研究（Cynthia L.Harter et al. 2000)。同時，這項調查也發現：盡管教師很重視教學，但這并不意味他們愿意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而在中國，高校教師的職稱晉升更看重的是學術研究水平而非教學效果。在這樣的制度下，教師專心做學問的激勵就更強了。至于寫出來的文章或出版的著作有沒有人看，產生多少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都無足輕重，大多數人關心的只是職稱晉升問題而非研究成果的原創性或實用性。雖然我們手頭沒有象美國那樣的統計數據，但仍然可以合理地預測出我國高校教師用于教學的精力將不會超過美國的比重。在當今的大學里，教授不教本科生的現象比較普遍，甚至有的教師根本就不開課，而是讓其門下的碩士生、博士生代課。

另一方面，我國的教育資源，尤其高等教育資源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嚴重稀缺狀態，各高校為爭取碩士或博士授予權、重點學科而展開的競爭，比之之間的競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高等教育體制的不完善更使各高校投入越來越多的非生產性資源，從而為尋租腐敗提供了制度基礎。舉例來說，教育部規定高等院校的碩士授予權申報每4年進行一次，這對那些暫無碩士點的高校來說，4年的時間太久，因為能否取得碩士點關系到高校的進一步發展。很顯然，政府規定4年的申報周期，人為地制造了稀缺。如果將周期縮短，比方說每兩年1次或每年一次，這樣一來高校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有序。道理在于，如果碩士資格評審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那么申報周期與申報質量就毫無關系；如果資格評審缺乏可量化的客觀標準，即使規定更長的申報周期，也不能由此說明通過資格評審的高校質量更高。可以認為，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亟需進一步的改革。三、學服務的需求

在美國，大多數經濟學博士項目在方面的設置基本上類似，但訓練過程存在差別。統計資料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每年新增具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數量呈不斷擴大的趨勢，1973年達到顛峰，當年新增950名；從1973年90年代初，每年新增數目保持在900人左右（Frank A. Scott & Jeffrey D.Anstine，1997）；到90年代中期，美國一年中新增加1000個經濟學博士學位，形成一個新的高峰。經濟學家預測，同以前的增長速度相比，在未來幾年里美國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新增數量將會銳減。比較1992—1993學年和1996—1997學年，美國大學經濟學學位授予的數量下降了18%，1996年美國大學授給經濟學學位的比例比1977年下降了43%。這意味著到2005年，美國每年新增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人數將減至300人的水平。這反應了美國明顯減少了對經濟學方面的人才需求。

與美國的情形不同，我國經濟學教育正處于蓬勃時期。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生招生數量逐年增加，其中報考經濟類專業的考生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平均水平。1995－2000年，全國碩士研究生錄取人數分別為4.3萬、4.6萬、5.1萬、5.8萬、6.5萬和8.5萬。同時，我國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也同步增加。2001年初，錢穎一教授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作了題為“經濟學科在美國”的報告，非常詳細地介紹了美國經濟學教育的現狀，并比較了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學博士培養模式。的博士培養方式無疑屬于歐洲那樣的師徒模式，但又獨具中國特色。，在研究生教育（碩士生、博士生）方面，我國還沒有建立起檢驗、篩選、淘汰的有效機制，買賣文憑的現象非常普遍，研究生課程班遍地開花，真假難辨。這與國內某些人鼓吹“教育產業化”所帶來的“教育大躍進”不無關系。

四、經濟學的教學評估及效果

美國經濟教育委員會CEE在考察全美各高校經濟學課堂教學所采用的評估手段和技術的基礎上，組織專家開發出新的評估手段，籌建一系列改進課堂評估方法的實驗室。CEE還利用信息技術，著手建立兩個網站。其中一個是把有關評估手段和評估技術的出版刊物發布到互聯網上，使各高校資源共享；另一個則為公眾探討各類評估手段和評估技術提供溝通渠道，接受各方面的批評，從而為完善評估方案提供可靠信息。

大學生普遍認為，目前的課堂評估方法不能準確反映出教學的效果。盡管課堂評估的改革，直接受益者是大學生自己，但他們并不十分熱心這類改革，因為改革的收益只能在長期中體現出來。筆者所在的學校，課堂評估方法就經歷過幾次改革。同美國比較，我國大學的課堂評估方法存在不少缺陷。在美國，CEE要求開設這些課程的所有大學提出評估學生成績的材料，包括所出的試題、的立論、平時的作業等這些用來測試學生認知水平的材料。CEE提出了新的評估手段，主要集中于改革經濟學教育的方法。過去經濟學教育主要采取有固定答案的考試方法，新的考試將增加測試學生運用經濟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項目。例如，提供報刊上的某些案例，要求學生利用經濟學原理解釋其經濟學意義和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

一般而言，大學教師缺乏足夠激勵來重視經濟學考試方法和內容方面的創新。為改革考試手段和考試內容，CEE開設了一個專為教師提供考試材料的網站。經濟學教育界也可以將他們的考試材料放到網站上供同行瀏覽。這樣，通過互聯網，教師就可以獲取更多高質量的經濟學試卷。此外，CEE還計劃籌劃一系列教育論壇來幫助教師提高他們的出題技巧。如使用新的測試方法，提供試題，設置新穎別致的問題，等等。

另一方面，許多經濟學教育者宣稱經濟學可以使學習者成為一個善于決策的消費者、生產者、投資者、選舉者，但很少有人能夠證實他們所說的成為事實。雖然其他學科也普遍存在這種情況，但在經濟學科方面，證實這類問題顯得尤為困難。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曾說，經濟學是用來解決普通的商業生活所面臨的問題。然而，在大學里學習的知識是否真的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不少人表示懷疑。他們認為，大學所學的經濟學課程過于理論化，很少能夠聯系實際。

為確定學習經濟學課程是否具有長期效果，CEE計劃創建一個數據庫，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經濟學學生畢業后的就業、收入等信息；大學經濟學每門課程的詳細信息：包括學生姓名、年齡、班級、考試成績等；授課教師的信息；學生對經濟問題和公共政策的看法；數據庫還將包括對學生的問卷調查，諸如“在今后的生活中，你用到了哪些經濟學知識？”“哪些經濟學知識使你作為消費者，生產者或選民時發揮了作用？”等等。

最后，經濟學教育中使用高的效果問題。許多經濟學教育者在教學中使用高科技技術。比較1970’s和1960’s，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采用了更多的電腦技術，但學生并沒有因此學到更多的知識。對課堂教學中使用電子技術所進行的成本－收益的評估明顯落后于技術革新的步伐，雖然經濟類課程的教學使用了大量的新技術，但并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這種改革提高了教學效果（Michael K.Salemi et al，2001）。

CEE計劃對那些在經濟學課堂教學中廣泛運用新技術的經濟學教師展開網上調查。通過調查，參與者將提供他們用在兩種教育方法上的不同時間。一種采用傳統方法：上課、討論、回答問題等；另一種采用高科技手段：用軟件授課，發E-mail、電話教學等。這些數據將用于衡量各種教育方法的時間成本。另一方面，CEE將測量學生在兩種教學方法中的學習效果。第一步，CEE基于教師對技術有效性的信賴程度建立一個評估教學效果的標準。例如，教師相信用E-mail可以更快的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評估者就會向學生詢問：他們在這種方法中是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步，對學生進行相關性測試。CEE運用他們收集到的數據去確定一個學生學習能力參數和決定學生學習成績的變量。如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該課程所花的時間，等等。

總之，如同數學、物、化學等學科，經濟學雖然也是舶來品，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并無國界亦無民族之分。我們深信，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改革必將使經濟學考試方法得以更新，使經濟學學生學得更好，從而得到越來越多師生的認可，也將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雖然我們還暫時無法確定在經濟學教學中采用新技術是否降低了教學成本，提高了學習效率，但新方法的持續將使我們確信，那些“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的經濟學學生將能從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改進中獲得足夠大的長期收益。尤其在我國加入WTO，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之時，我國經濟學教育方法的創新就顯得更加迫切。這也是美國大學經濟學教育改革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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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K.Salemi， John J.Siegfried， Kim Sosin， William B.Walstad，and Michael Watts."Research in Economics Education: Five New Initiative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91 NO.2，2001

[2] 王則柯、梁美靈．價格與市場［Ｍ］，出版社，1994．

[3] 王則柯．“西方經濟學”不是一個的概念［Ｊ］，上海經濟，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