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國門大開，了解世界、特別是了解近鄰的中國，以促進商貿，成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大隈重信氏為《支那經濟全書》撰寫的“序”中說：“自中興之后，訂通商之約，于是彼此往來，懋遷之業大興矣．貿易之道，知彼為要，凡其國政教風化，地理民俗，物產之豐歉，人情之好惡，必精察審知，然后時措之宜。今我之于支那，對立東瀛，同種同文，通交最久，宜人人熟悉其國情。而其實有不然者，概皆知古而昧乎今，見外而遺乎內，莫有能綜計而詳說之者。其非觀國之術有所未至邪?是以業貿易者，未免有望洋之嘆焉．”也正是在這個基點上。明治末年展開了對晚清國情的大調查，這一時期，除了各種單獨成冊的調查報告外，大型的調查資料匯編如《支那經濟全書》等也相繼出版。松方正義氏為《支那經濟全書》所作的“敘”曾感嘆道：“所謂經濟事項者，網羅靡遺，本末具舉，洋洋乎大觀哉。此書一出，其裨益于我貿易產業者，豈淺鮮也乎?”如果說明治末年日本對中國進行的大調查，出發點在于開展或促進貿易，那么，20世紀以來特別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進行的大調查，意旨又有所不同，如曾任滿鐵總裁的松岡洋右所言，滿鐵的調查關乎日本國策的制定和執行以及“滿洲國”的建國和建設。①事實上，不單是滿鐵的調查，其他的一些調查活動也直接與日本對中國的覬覦、侵略相關聯。但是，由于歷次調查匯集起來的翔實的調查資料涉及到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又確實可以彌補中國文獻記載的不足，對深化某一領域或某一門類的研究大有裨益，因此，這些調查資料日益受到學界的注意。即使是調查活動的本身也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的研究課題。②本文僅就視野所及，揭示相關調查報告以及調查資料匯編中的財政與經濟資料，以期有助于國內學者的歷史研究。

一、晚清的調查資料

1．日本官方和民間的調查報告

明治初年以來。日本政府和民間機構就不斷派員赴中國調查。但規模較為有限．調查的內容偏重于地理、軍事等方面。③從明治31年(1898)起，日本農商務省等部門開始大規模派遣“清國實業視察員”對中國的經濟進行調查④，這些視察員回國后，撰寫遞交了數量可觀的“復命書”、“報告書”，如農商務省商工局的《清國出張復命書》、《清國織物業視察復命書》、《清國染織業視察復命書》(明治32年)，《清國陶器業視察報告書》(明治39年)，《清國窯業調查報告書》、《清國工藝品匠人調查報告書》(明治41年)：農商務省農務局的《清國蠶絲業調查復命書》、《清國農商工視察報告》(明治32年)：農商務省山林局的《清國視察復命書》(明治36年)．《清國林業及木材商業視察復命書》(明治38年)：農商務省水產局的《清國水產販路調查報告》(明治33年)：農商務省鹽業調查所的《清國鹽業視察報告書》(明治32年)：外務省通商局的《清國商況視察復命書》(明治35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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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松岡洋右：《話說滿鐵》，東京第一出版社昭和12年(1937)版，第182—183頁。

②如20世紀90年代本莊比佐子領銜、日本文部省資助的研究課題“戰前期中國實態調查資料的綜合研究”、“戰前期中國調查資料研究”等。其他日本學者的著作有馬場明《日中關系與外政機構研究》，東京，原書房1983年版：井村哲郎《滿鐵調查部》，亞洲經濟研究所1996年版；久保亨《戰時華北的工場調查》，東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1998年版；本莊比佐子、內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亞院與中國戰時調查》，東京，巖波書店2002年版等。附記：2002年下半年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學，《興亞院與中國戰時調查》一書尚未出版，濱下武志先生知道我要寫作這篇文章，惠寄了本書，特此志謝。

③如1879年日本參謀本部派員對中國軍事、地理的調查。參見本莊比佐子等《興亞院與中國戰時調查·前言》。

④此前日本農商務省就曾派員調查，如明治30年(1897)農商務省農務局的《清國蠶絲業視察報告書》等。

明治中后期開始的帶有官方色彩的調查，目的在于“精查詳查清國實業上的真相．以窺知實業界的盛衰消長”①，所以上述“復命書”、“報告書”更多的集中在經濟方面．如由加藤末郎撰述的《清國出張復命書》，農商務省商工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該書分為“北清的農事”、“滿洲的大豆”、“南清的農事”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細目，在“南清的農事”中，就分別對杭州的農業、蘇州的農業、上海附近的棉花栽培與買賣、漢口煙葉集散狀況進行了敘述。

又如《清國農商工視察報告》，由吉川榮吉撰述．農商務省農務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該書分為商業、農業、養蠶、蠶絲業四部分，由于其考察的路線是由橫濱港到達上海，游歷江浙二省后，到達漢口，再由漢口到廣東、福建，最后到達臺灣，再由臺灣回日本，所以介紹的主要是上海、杭州、海寧、湖州、蘇州、無錫、江寧、漢口、廣東、福州、廈門、香港、澳門等地的情況。在敘述“稅厘”時稱：“清國內地的稅厘，其種類之多之繁，實出于意料之外，試以浙江省湖州府南潯鎮的生絲輸出課厘為例，生絲一包，即80斤，需付稅厘：1、正厘16元，2、滬餉4元，3、塘工堤防費2元40錢，4、善后費2元，5、賑捐2元，6、浚湖經費30錢，7、湖州本鎮善舉1元。通計27元70錢。另外，本鎮的‘公同慈善’還要捐費數元。而生絲運至上海，還有江蘇厘捐。其種類的繁雜亦不讓于南潯。”②記述相當細致．

再如《清國商況視察復命書》，楛原陳政撰述，東京元真社明治35年(1902)版。③該書除了對貿易、商人有總體的述說外，分別對北京、張家口、保定、天津、錦州、盛京、牛莊、煙臺、上海、蘇州、無錫、湖州、杭州、寧波、福州、廈門、泉州、漳州、汕頭、澳門等地的商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在對北京的描述中，著重于爐房、銀號、錢鋪、當鋪，記載了180家錢鋪的名稱及其設置地點，并稱“恒利、恒興、恒和、恒源，為錢鋪中的‘四大恒’，明代就已開設，信用最著”④。在對上海的描述中，爐房、銀號、錢鋪、當鋪的記載亦詳，另外，還詳于上海的棉花市場、棉布制造、行會行規以及各種輸出輸入統計表，等等。書后附錄的“天津厘金稅則”、“牛莊港老關稅率”、“江蘇省外國物品厘金稅則”、“重訂蘇省水卡捐章”、“蘇常鎮各局管轄分卡清單”、“江蘇省牙厘總局光緒二十三年收到各局清數”、“福建省厘金稅則”、“廈門內地稅關稅目”、“廣東省厘金稅則”等亦彌足珍貴。⑤

上述之外，在明治年間，還有一些非官方的視察或調查報告，如三井物產的《清國綿絲貿易實況報告書》(明治24年)，名古屋商業會議所的《清國新開港場商業視察報告書》(明治29年)，京都商業會議所的《清國新開港場視察報告》(明治30年)，茶業組合中央會議所的《清國、印度、錫蘭茶況視察復命書》(明治31年)，三井銀行的《清國福建、浙江兩省鐵道線路調查報告書》、《閩浙兩省視察報告書》(明治34年)，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的《清國貨幣問題、滬漢金融機關調查報告》(明治31年)、《清國蘇州、杭州絹織物業調查報告書》(明治38年)，靜國農事試驗場的《清國茶業調查復命書》(明治42年)，橫濱正金銀行的《清國國債事情》(明治43年)等等。這些調查或視察報告，也值得注意。如受橫濱正金銀行的委托，財政史學家安東不二雄的調查報告《清國國債事情》就很有特點，該著分為7章，分別為清國國債的起源、曰清戰爭以前的國債、日清戰爭公債、義和團賠償金及補充公債、鐵道借款、內國債及地方公債、全國歲出歲入及關稅收入額。該書以調查研究清代的對外借款為主，對國內的借款也有專章，在對外借款中，詳于甲午戰爭所導致外債的敘述與分析，對匯豐銀款、匯豐金款、克薩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續借款有單獨論列，并對每次借款的償還方法、償還資金、償還財源等做了說明．對鐵道借款的敘述也相當細致．按時間順序分別敘述了關內外鐵道公債、京漢鐵道公債、正太鐵道公債、汴洛鐵道公債、滬寧鐵道公債、粵漢鐵道借款、道清鐵道借款、廣九鐵道公債、津浦鐵道第一次公債、滬杭甬鐵道公債、郵傳部公債、新奉鐵道借款、吉長鐵道借款、津浦鐵道第二次公債、郵傳部贖路公債。對內的借款．則有甲午商款、昭信股票、直隸公債、收贖京漢鐵路公債、湖北公債、安徽公債、湖南公債等的分節敘述．既是調查資料的匯集，也兼具專著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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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川榮吉：《清國農商工視察報告·緒言》，農商務省農務局，明治32年。

②見該書第16頁。按：這里未用銀兩為單位，據第29頁記載，湖州在商業上皆使用洋銀，故絲行的交易等均用洋銀計算。

③這是正式出版的本子，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圖書館藏。書前用了“故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楢原陳政”字樣，該調查報告的作成時間應在前，書中記述事項的最后時間是1897年。另外，東洋文庫亦有藏本，但刊印時間不詳．

④楢原陳政：《清國商況視察復命書》，東京元真社明治35年版，第32頁。

⑤楢原陳政：《清國商況視察復命書》，第378—479頁。

2． 東亞同文書院的調查資料匯編

東亞同文書院及其前身漢口樂知堂和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以對中國的連續性調查而著名。1886年，日本“興亞論”者荒尾精在漢口創辦漢口樂知堂，1890年，又在上海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陸軍士官學校時期的校友根津一繼任所務。1892年，根津一依據漢口樂知堂和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對中國的調查材料編成《清國通商總覽》，該書2編3冊，長達2300余頁，分地理、交通、運輸、金融、產業、習慣等類項，作為早期的調查資料，具有相當的價值。1898年，東亞同文會在東京成立，1900年，東亞同文會在華辦學，南京同文書院成立，院長為根津一，次年，書院遷至上海，更名“東亞同文書院”，院長依舊是根津一。①東亞同文書院作為以研究中國現狀為專務的學校，更加重視對中國的調查，東亞同文會編輯的《支那經濟全書》即是東亞同文書院的早期調查集成。

據東亞同文會的“編輯緒言”稱，東亞同文書院的調查歷經數年，先后參加調查的人數達200余人，原稿達2萬頁以上，從中選擇成書出版的約1萬頁。指導調查和總其成者，是著名學者根岸佶。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支那經濟全書》分作4輯，每輯又分若干編，第1輯7編，主要涉及農政、手工業、工業、資本家、物價、人民生活、財政等事項；第2輯6編，主要涉及商賈、特許商(鹽商、茶商)、買辦、會館公所、行規條約、家規店規等：第3輯5編．主要涉及舊關(常關)、新關(海關)、水運、倉庫、山西票莊等。第4輯4編，主要涉及商政、商品陳列場、商用書式、商用帳簿等。明治41年(1908)又出版8輯，每輯的序號仍然續前。第5輯2編，為鐵道總論、鐵道分論：第6輯6編，分別是郵政、電信、度量衡、貨幣、支那銀行、支那的外國銀行：第7輯8編，分別是海上保險、商幫、牙行、報關行(包括渝行與通關所)、招牌、廣告、商標、列國對清貿易：第8輯7編，分別是農業、米、麥、豆(包括豆餅與豆油)、砂糖、棉花、脂肪油與蠟：第9輯2編，分作畜牧(含牛骨、皮貨、制革等)和海產；第10輯3編，分作木材、木炭、礦山：第11輯7編．分別是一般工業、磷寸(火柴)、造紙業、精米業、制粉與制面、紡織業及棉絲、棉織物；第12輯6編，分別為制絲業、絹織物、陶瓷器、出版業、文房用具、雜貨。在12輯之外，另附有《支那交通全圖》。

《支那經濟全書》每集各編的內容之詳細、資料之豐富，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茲以第1輯“財政”編(第7編)為例．該編共分4章，第1章“總論”，概述有清一代的財政體制、法律典章、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系、賦稅征收與吏治關系等．第2章“地方財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種類、田制、賦則、征收、耗羨、地丁銀、漕糧、糧折、鹽政、鹽課、鹽厘、厘金、土藥稅、牙稅、當稅、契稅、茶稅、直隸的新稅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費、儀憲費、驛站費、賞恤、采辦、織造、教育費、俸食(俸祿)、養廉銀、公費銀、紅白事例銀、河工、塘江、餉乾(駐防八旗、綠營、長江水師、勇餉、練軍)、漕運經費、海軍費、補支和預支、解京諸餉、協餉、在北京諸衙門費．并附錄有地方財政實例(江南財政調查)，②第3章“中央①參見馮天瑜《中文版前言》，滬友會編，楊華等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15頁。②該調查包括江寧藩庫、江安糧道庫、江南鹽巡道庫、江海關道庫，金陵防營支應局、江南籌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寧勸辦房膏總局、徐州膏捐總局、裕寧官銀錢局、江南銀銅元局、皖南茶厘總局、徐財政”，包括經常收入中的漕糧、京餉、關稅、雜款．臨時收入中的協餉、捐項、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宮內費、俸食、養廉、餉乾、土木費、警察費、工部所管經費、寶源寶泉局經費、教育費、驛站、借撥銀等。第4章“公債”，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勢(外債的起源)，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導致的國債(含戰初的財政狀況、內債的募集、外債的成立)，日清戰后善后公債(含怡和及瑞記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償還準備、昭信股票、續借英德洋款)，庚子賠款，地方借款等。

《支那經濟全書》所匯集的資料．有的來源于實地調查。有的是文牘檔案典章的直接移錄，有的是從相關資料中采摘綜合。就三種資料的來源形式來看．實地調查和采摘綜合的資料最具價值。

實地調查的資料很多，在各輯各編中都有。如第1輯第3編“勞動者”，分別對勞動者的種類、就業年齡，勞動的方法、時間、工錢等，進行了調查．其對勞動者的工錢調查，可以參見下表①：

另外，對燮昌自來水公司、漢口槍炮局的工錢支付，也有系統的調查統計。又如第1輯第6編“人民生活程度”，分別對北京、漢口、香港每月的溫度，民眾衣冠、飲食、居住狀況，北方人的生活狀態，江南人的生活狀態，上海的商人生活，上海的買辦生活，上流社會的生活狀態等進行了調查．在“上海的商人生活”一節中，甚至記錄了上海大東門外一個小賣店在光緒三十年正月和三月每天的日常開支。②再如第9輯第1編“牧畜(附養雞)、牛骨、獸皮、制革、羊毛、豬毛及鴨子”，分別對相關類項進行了調查。對北京豬行的調查稱，北京的豬行在東單牌樓馬市附近，同業者有五六十行．其中最大的豬行稱為“黃店王”，豬的產地大多來自于張家口、大同府、宣化府、平泉州、八溝、哈達州(赤峰)、建昌縣、豐寧縣、承德府等。豬的買賣數，各行合計．平均每天800余頭。③對漢口、天津等地的牛皮行調查稱，漢口的牛皮是重要的商品之一，每年的集散量高達27萬擔以上．專營牛皮的牛皮行，外國人有美最時、太平洋行2家，中國人經營的徐復泰行、徐德祥行、姚義興行3家最具實力，其他則有臣泰昌、張森茂、常永茂、復盛源、慎發、瑞泰、金益、彭長泰、杜祥興、楊洪順、陳元豐、蕭萬泰、張永元、產茂恒、玉和太、源順欣、張祥興、高復泰、杜同盛、周源順、興泰禮、義泰信等行。天津州土藥統捐總局、江寧府屬清賦督墾局、吳淞口子糶義捐總局、上海攤地局等。見《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明治40年(1907)版，第64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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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153—154頁。按：據《清國事情》(日本外務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1輯第3卷記載，銀貨商人稱10仙為“七分二”；1弗相當于銀貨1元，等于庫平銀兩7錢2分；又，洋銀1弗50仙等于1海關兩，當然，每年的比價有所不同，如1海關兩1892年的比價為1弗56仙，1893年為1弗54仙，1894年為1弗52仙，1899年為1弗42仙，1900年為1弗39仙，1901年為1弗41仙等。

②《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403—414頁。按：原文雖稱其為“小賣店”，但恐怕亦有一定規模。該“小賣店”專做絲的生意，除夫妻、女兒3人外，還雇有3個伙計和仆人，其長子在美國讀書，次子曾留學日本，學成歸國后在武昌的一所學校供職。

③《支那經濟全書》第9輯，明治41年(1908)版，第56—58頁。

頁。和漢口一樣，牛皮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天津有名的牛皮行有新泰興洋行、隆茂洋行、順慶洋行、明義洋行、平和洋行、禮和洋行、高林洋行、聚立洋行、信遠洋行、德義洋行、仁記洋行。另外還有恒順茂、恒平號、裕昌興、恒利號、天順成、興順成、興盛德、東泉盛、東聚成等皮貨鋪。①

采摘綜合的資料，如同治以后的海關收入統計②，據編者云，分別采自《政治家年鑒》、“錢洵的統計”(稱錢洶為“著名的財政論者”)、《光緒會計表》、{海關報告}，由于前兩種資料難尋，也就顯得珍貴。

直接移錄的文牘檔案典章資料，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可以在漢籍中查尋，如“光緒二十九年部庫收款細數”、“光緒二十九年部庫放款細數”、“光緒二十九年各省歲入表”等。③但是。由于一些漢籍資料已闕如或難以覓到，如“賑冊書式”，“紅契書式”、“官契書式”、“白契書式”、“典契”，“執業田單書式”、“貸地地契書式”，等等④，所以這一部分資料的價值仍不可忽視。

上述之外，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三。第一，該調查資料匯集的資料雖然主要集中在晚清，但在有些地方又不局限于此。如第6輯“度量衡”編，專列一章敘述先秦至晚清的度量衡沿革。第7輯“商幫”編，在介紹寧波幫、紹興幫、錢江幫、金華幫、廣東幫、山西幫、徽州幫、福建幫、江西幫、四川幫等等商幫時，注意了源流的上溯。第12輯“文房用具”編，分為秦漢時代以后的文具、隋唐時代的文具、宋元時代的文具、明至現代的文具加以敘述。第二，對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社會經濟事項，列有專編，此點從前揭編目中已可窺知一二。并且，其介紹和資料的搜集也較為細致。如第7輯“廣告”編，不但有店鋪新開廣告、賣藥廣告、香煙廣告等一般的廣告，也有報紙等新式媒體刊載的廣告。第11輯“磷寸”編，對漢口燮昌公司、長沙和豐公司、北京京師丹鳳火柴有限公司、重慶有鄰公司、上海燮昌公司、福州福建火柴廠、九龍隆起公司、廣東大和公司、佛山巧明公司等，一一羅列。第三，是書不僅僅是資料的匯編，還表現出一定的識見。其識見一般反映在各編的“總論”、“總說”、“緒論”、“結論”、“余論”中，如論賦稅的征收與吏治關系：“官吏的中飽。導致了財政秩序的混亂，從俚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窺實情之一斑……清國收入表面上約一億兩，但民間實際負擔額則在四倍以上。”⑤在列制統計表后，對前后數據升降之原因，也大多有分析論述。

《支那經濟全書》之外，明治末年．東京東亞同文會還編輯出版有《清國商業綜覽》5冊，東亞同文會明治39年至41年(1906—1908)出版。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則有《清國商業慣習及金融事情》一書，東亞同文書院明治37年(1904)版。這些資料同樣值得注意，如《清國商業慣習及金融事情》，分為“清國商業慣習”和“金融事情”兩卷，主要是對上海、漢口兩地的調查資料。在“清國商業慣習”卷中，對上海的內地商人、上海的會館及公所、上海商業會議公所、上海的行棧、上海的報關行、上海的茶館、漢口的商幫、漢口的交兌習慣、漢口的行幫及市場、漢口的報關行及渝行、漢口的會館公所等有詳細的記載。在“金融事情”卷中，主要記述了滬漢兩地的銀號、銀爐、銀元局、公估局、錢莊、票號、當鋪及貨幣種類等。

3．駐華領事館的調查報告匯編

日本駐華領事館亦十分注重對華的調查，從明治14年(1881)起，日本外務省通商局就將各領事館不同時間的調查報告匯編成冊，分別冠以《通商匯編》、《通商報告》、《清國事情》等書名出版。這些調查報告從不同的角度記述了晚清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狀況。以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清國事情)為例，可以略加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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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支那經濟全書》第9輯，第164—169頁。

② 《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909—912頁。

③ 《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913—976頁。

④ 《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49—50、78—85、100—102頁。

⑤ 《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443—444頁。

《清國事情》分作2輯，第l輯4卷，分別是“在天津帝國總領事館管轄區域內的事情”、“在芝罘(煙臺)帝國領事館管轄區域內的事情”、“在上海帝國總領事館管轄區域內的事情”、“在漢口帝國領事館管轄區域內的事情”；第2輯10卷，分別是蘇州、杭州、南京、長沙、沙市、福州、廈門、汕頭、廣東、重慶領事館管轄區域內的事情。每卷又分作若干章、若干節、若干款、若干項，十分細致．如第4卷“在漢口帝國領事館管轄區域內的事情”長達400頁，分作17章，分別為地勢、面積、人口與職業，管轄區內的一般特征，衣食住狀態，氣候與衛生．商業機關與市場．貿易，工業與礦業，重要農產物、林產物與畜牧、土地．金融與度量衡，鐵路，航運，汽船業與倉庫，租界，土地房產的買賣與租賃，勞動價格，物價，學校與公共團體。①各章的調查和記述雖詳略不一，但有關記載的詳細程度的確值得注意，如對湖北厘金局卡設置、征收的記述，對九江貿易額的統計，對漢口各種棉布產地、名稱、尺寸、價格的記述，對漢口外國銀行、洋行、工場商店的統計，對漢口的食品價格、木材價格、雜貨價格的統計等②，都遠遠超出國內學者現有研究成果的表述。

二、民國年間的調查資料

民國年間的調查資料以“滿鐵調查資料”最為著名，也已為國內學者所熟悉。但是，一般所說的“滿鐵調查資料”，只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系統所編輯出版的調查資料之一種。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于1906年11月，1907年4月正式運營。③在其運營之初，即開始了對東北地區及中國其他地區的調查，當時匯編成冊的資料主要有《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7冊，滿鐵調查課明治42年至大正1年(1909—1912)出版，《滿蒙交界地方經濟調查資料》3冊，滿鐵調查課明治42年至大正4年(1909—1915)出版，《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2冊，滿鐵調查課明治43年至44年(1910—1911)出版．偏重于對中國經濟方面的調查。

據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話說滿鐵》介紹，為了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作為一般的調查機構，于明治40年(1907)設立滿鐵調查部(次年改稱調查課)，明治41年(1908)，在滿鐵的東京支社設立東亞經濟調查局，大正12年(1923)設立哈爾濱事務所調查課，昭和7年(1932)，又在哈爾濱事務所調查課的基礎上組成經濟調查會，昭和10年(1935)，在哈爾濱鐵路局內設置哈爾濱經濟調查所(后改稱北滿經濟調查所)，同年，又設立天津事務所調查課。這些調查機構均作了大量的調查，如，滿鐵調查課于昭和7年廢止，在存在的25年間，陸續刊行的調查資料有《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經濟調查資料》、《交涉資料》、《調查報告書》、《滿鐵調查資料》、《滿蒙全書》、《勞農露國(俄國)研究叢書》、《露亞經濟調查叢書》等，總數達467部，涉及中國、俄國等國的政治、外交、法律、經濟、交通、文化各個方面。另外，還有《滿鐵調查月報》、《滿洲產業統計》等刊物的發行。又如，經濟調查會刊行的資料，截至昭和11年(1936)九月，有《經調資料》、《蘇聯研究資料》、《蘇聯遠東及外蒙調查資料》等178部。另有《滿洲經濟統計月報》、《滿洲經濟年報》(即《滿洲經濟統計》年刊)、《蘇聯年鑒》等刊物的發行。再如東亞經濟調查局，其初設時是作為滿鐵東京支社的一個機構。著眼于東亞經濟和世界經濟動向的調查研究。到昭和4年(1929)，該調查局成為具有財團法人性質的國家調查機構。其刊行的資料為《調查報告》(后改稱《經濟資料》)，達到一百數十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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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各卷的章目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一致，顯現出各領事館的調查事先有統一的規劃。當然，各領事館對有關事項的調查詳略不一，如天津領事館對稅關的調查較為細致，上海領事館對周邊地區的寧波、溫州，蕪湖等地的調查較詳。

② 《清國事情》，外務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738—744、783—788、817—821、1014—1021、1023—1028頁。

③小林英夫：《滿鐵經濟調查會小史》，《滿鐵經濟調查會史料》第1卷，東京柏書房株式會社1998年版。

④參見松岡洋右《話說滿鐵》，第181—186頁。

除了松岡洋右氏提到的之外，據筆者在東洋文庫、東京大學圖書館和有關部所的圖書館檢索查閱，滿鐵所屬的許多機構都程度不等地進行過調查，并有調查資料的編輯出版，這些機構如：滿鐵臨時經濟調查委員會、滿鐵國際收支調查委員會、滿鐵太平洋問題調查準備會、滿鐵社長室、滿鐵總裁室、滿鐵總務部、滿鐵弘報課、滿鐵資料課、滿鐵交涉部資料課、滿鐵礦業部礦物課、滿鐵興業部商工科及農務課、滿鐵產業部、滿鐵地方部、滿鐵產業試驗場、滿鐵長春事務所、滿鐵北滿經濟調查所、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滿鐵北支事務局調查室、滿鐵上海事務所等等。

上面僅僅提供了一個線索，本文不可能對滿鐵所屬系統的所有調查資料加以揭示，以下主要就“滿鐵調查資料”、“臨時經濟調查委員會刊行資料”、滿鐵“經調資料”進行介紹。

“滿鐵調查資料”在大正年間和昭和年間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陸續刊行。與財政、經濟有關的資料如：第7編《銀兩與銅元的比較》，大正11年(1922)版：第14編《支那的國債統計》，大正12年(1923)版；第17編《滿洲的磷寸工業》，大正12年(1923)版；第18編《滿洲的紡織業》，大正12年版；第19編《滿洲的柞蠶制絲業》，大正12年版：第23編《滿洲的油坊業》，大正13年(1924)版：第24編《日本的木材需求與滿洲木材》，大正13年版：第32編《滿洲的制粉業》，大正13年版：第34編《在滿洲的外國經濟勢力》，大正13年版：第38編《滿洲的砂糖》，大正13年版；第41編《滿洲的肉類加工業》，大正13年版：第64編《東三省的度量衡》，大正13年版：第74編《奉天省的財政》，昭和3年(1928)版：第92編《滿洲物價調查》，昭和4年(1929)版：第95編《最近支那關稅問題》，昭和4年版：第96編《滿洲物價調查》，昭和4年版：第108編《最近支那財政概說》，昭和4年版：第112編《支那的對外政治借款》，昭和4年版：第127編《支那內國公債事情》，昭和5年(1930)版；第132編《滿洲油坊現狀》，昭和5年版：第140編《支那的對外交通經濟借款》，昭和5年版：第149編《黑龍江省的財政》，昭和6年(1931)版：第154編《支那銀行關系規定》，昭和6年版。等等。

如上文所揭示的，滿鐵調查資料，主要是對東北地區的調查，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對東北地區的調查，也涉及到其他地區。如《滿洲物價調查》，在“支那的物價”一節中，就有上海、北京、廣東等地的物價資料。同時，該調查資料不僅僅是資料的匯集，也收錄有個人的研究著作。如中濱義久《支那的對外政治借款》，全書分為14章，前5章分別為甲午戰爭以前的外債、甲午戰爭以后的外債、義和團與外債、幣制改革及東三省實業振興借款、瑞記借款，敘述晚清的借款事宜，后續幾章的白耳義借款、五國善后大借款、續善后借款、西原借款、煙酒借款契約等則是敘述民國年間的借款事宜。另外，作為“滿鐵調查資料”第82編，中濱義久還有《吉林省的財政》一書。又如竹內元平《最近支那財政概說》，該書共有13章，分別為總論、財政組織、歲入歲出概說、租稅、、歲計和軍閥的關系、國債通論、外債、內債、國民政府的財政、各省財政、中國財政上的主要問題、國民政府的新財政方針、結論．主要研究民國年間的財政問題，有時也涉及到晚清的財政狀況與沿革。

與“滿鐵調查資料”相比，“臨時經濟調查委員會刊行資料”規模較小，共有24編．調查資料涉及的范圍主要是東北三省，內容主要是東北三省及近鄰省區的道路、水運、森林采伐、家畜飼料、燃料、牛、毛皮、大豆、高粱、課稅、外商勢力等，基本上是以一個專題作為一編，單獨成書。對這些問題的調查都比較專門，而且目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闕如，因此，這些資料也就顯得重要．如第24編《關于滿蒙牛向日本輸出的調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5年(1930)版，該書分作14章，其章目為：總論、日本牛肉的需求情況、滿蒙牛的現狀、滿蒙牛的放牧與飼養、滿蒙牛的市場集散與輸出、大連的滿蒙牛輸出趨勢、滿蒙牛的買賣與輸出成本、催肥、屠宰場、冷藏庫、輸送機構、青島牛與牛肉的輸出、朝鮮牛的輸出、結論。有關各章的內容都較為翔實．且有統計表格以資說明，如第二章“日本牛肉的需求情況”分別為日本的畜牛總頭數、日本與其他國家對牛肉的消費比較，以及青島、大連、天津、朝鮮、澳大利亞、加拿大對日本的肉牛輸出等，該章的統計表有“大正六年(1917)以來日本的畜牛頭數與公牛母牛比例”、“大正年間日本的畜牛總頭數與生產、死亡、屠殺比例”、“大正十一年(1922)以降大連港的滿蒙牛向日本的輸出頭數”、“牛肉輸入國別、數量及價格歷年比較”等。值得注意的是．該調查雖然在昭和2年至3年(1927—1928)進行，但相關資料上溯到20世紀初葉。

又如第16編《支那毛皮》，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4年(1929)版，調查時間是1928年2月至1929年5月，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8章，主要涉及毛皮的種類、生產、市場、消費、輸出等，附錄有“滿洲毛皮輸出數量金額表”、“天津毛皮輸出數量表”、“美國領事館調查的奉天及哈爾濱毛皮輸出數量金額表”、“美國領事館調查的天津輸出毛皮數量金額表”等。下編10章，主要敘述奉天、哈爾濱、海拉爾、滿洲里、齊齊哈爾、吉林、錦州、天津、張家口、宣化等地的毛皮集散市場。

滿鐵“經調資料”是滿鐵經濟調查會調查編輯的資料之一，據小林英夫《滿鐵經濟調查會小史》的記述，經濟調查會于1932年1月成立，1936年10月廢止．這個機構作為“滿洲國”(1932年3月“建國”)的政策咨詢及策劃機關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有人認為它為日本戰時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幫助。經濟調查會下分五部，各有職掌，第一部，經濟一般；第二部，產業；第三部，交通：第四部，商業及金融：第五部，法政一般(包括法政、財政、關稅、國際關系等)。每部又有若干班。常規編制達到300余人。①該調查會調查出版的叢書性質的資料有“經調資料”、“立案調查書類”、“資源調查書類”、“蘇聯研究資料”等．就“經調資料”而言．涉及到財政經濟事項的較多，比較重要的如：《清朝經費之研究》，“經調資料”第66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10年(1935)版：《華北地契制度的研究》，第87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10年版；《山東省一個農村(張耀屯)的社會經濟事情》，第95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10年版：《山東省經濟調查資料》，第97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11年(1936)版；《中國大豆生產統計表》，第110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11年版：《滿人農家經濟調查報告》，第119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11年版等。

在“經調資料”中，村級調查資料最為值得注意，如《山東省一個農村(張耀屯)的社會經濟事情》，分為村落概說、土地、建筑物、勞動力、家畜及家禽、農具、作物耕種及肥料、生產物的處理及交易、稅課等負擔、借貸、農家的生活制度、風俗與習慣、度量衡及通貨等13章，是具有社會人類學性質的田野調查。

“經調資料”也包括了研究性的著作．如松井義夫的《清朝經費之研究》，區別為制度和經費兩編，“制度”編分為官制、財務行政兩章，“經費”編分為總論、經費準則、經費的類別、國家經費與地方經費的關系、經費的區分、經費的膨脹、皇室費、俸給費、軍事費、公債費等10章。在一般性敘述財務行政以及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晚清的財政支出和相關財政問題。又如矢野春隆的《華北地契制度的研究》，全書8章，對“契”的字義、沿革、種類、性質以及契稅制度等進行了研究。在契稅制度一章中，除了對明清契稅進行梳理外．關于民國年間契稅征收的研究尤詳．

滿鐵其他調查機構編輯出版的涉及財政、經濟的資料主要者如滿鐵上海事務所的《浙江財閥》(“上海滿鐵調查資料”第22編)，《米：以無錫米市場為中心》(同前，第25編)，《江蘇省太倉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同前，第35編)，《米：上海米市場調查》(同前，第39編)，《江蘇省松江縣實態調查報告書》(同前，第48編)等．滿鐵總務部調查課的《黑龍江省財政一斑及現行稅則》(“調查報告書”第8卷)，《關于支那地租制度改革問題》(“調查資料”第3輯)，《滿洲的金融機關與通貨》(同前，第6輯)等．滿鐵天津事務所的《冀東區域貿易概況與關稅事情》(“北支經濟資料”第5輯)，《河北省農業調查報告》(同前，第26、30、31輯)，《河北省棉產調查報告書》(同前，第35輯)等．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的《上海的金融機關》(“經濟資料”第13卷第9號)，《支那的國際財團》(同前，第14卷第9號)等。滿鐵北支事務局調查室的《殺虎口關稅》(“北調理”10)，《中支三省對外收支推計》(“北調理”11)，《河南省焦作煤礦權益調查》(“北調法”10)，《京漢沿線農業設施調查報告》(“北調農”2)等。滿鐵北支事務局調查部的《河北省稅制調查報告書》(“北支調查資料”第l輯)，《山東棉業調查報告》(同前，第4輯)，《青島附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青島特別市李村區西韓哥莊》(同前，第7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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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滿鐵經濟調查會史料》第1卷，東京柏書房株式會社1998年版。

與滿鐵在北部中國的調查相呼應，“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從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相關調查①，其調查資料的匯編，最著名的就是“南支那及南洋調查”。

在“南支那及南洋調查”這個系列的調查報告中，除了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外，既有南部中國省分的調查資料，如《云南省事情》1—3冊，系“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96輯，大正13年(1924)版；又有涉及到整個中國財政經濟事項的調查資料，如《支那的商業事情》(同前，第57輯，大正11年版)，《支那的漁業》(同前，第94輯，大正14年版)，《支那關稅特別會議的經過》(同前，第134輯，昭和2年版)，《支那最近的工業與財政》(同前，第163輯，昭和4年版)，《支那內國關稅制度》1—4冊(同前，第158、176、208、215輯，昭和4至9年版)，等等。

這些資料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有些帶有研究性質，如《支那內國關稅制度》第3冊《厘金》(“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208輯，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昭和7年版)，為井出季和太氏撰寫，內容翔實，分別對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義、厘金的種類、厘金的征收機關、厘金的稅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鐵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減免等問題進行了敘述。在對“各地的厘金制度”的敘述中，大多數省份都將清代和民國分別論列：在對“特殊厘金”的敘述中，鹽厘和鴉片厘金均是分省區論列。而且，將引用的典籍文獻和論著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務匯纂》、《福建省例》、《廣東全省厘務總局新刊厘則》、《福建省厘捐類沿革利弊說明書》、《閣鈔匯編》、《戶部陜西司奏稿》、《丁恩改革鹽務報告書》、《各省厘金狀況調查統計表》、《支那經濟全書》、各省財政說明書以及《中國度支考》、《中國厘金問題》、《支那關稅制度論》、《民國財政史》等)，該著在資料性和學術性方面，超過了前此各種著作。在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寫的“凡例”中，也認為井出季和太氏的“調查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了“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調查編輯的資料外，同屬于“臺灣總督府”的其他一些機構也有調查資料的編輯出版，如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的《南支南洋的關稅和內國稅》(昭和10年版)，分為南支南洋的關稅和南支那的內國稅兩編，有較為細致的民國年間的關稅調查資料．又如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的《南支那的資源和經濟》第1卷《福建省》，長達1300頁，分為地志、產業、交通、金融、財政5章，并附錄有“福建歷年大事記”(先秦至1938年6月20日)，內容相當完備。其中，“地志”是包括土地及民眾、地勢、氣象、地方情勢等的一般性介紹。“工業”則包括了農業、林業、礦業、漁業、鹽業、工業、電氣事業、土木事業、度量衡。“財政”包括中央財政、省地方財政、縣地方財政以及田賦的整理、契稅的整理、營業稅的整理等項內容。該資料匯編主要敘述民國年間福建的事情，但大多有晚清以來的沿革以及與其他省區的比較對照，如第3章“交通”，在敘述“有線電信”時稱：“本省的有線電信局處，清末光緒三十二年，有廈門、漳州、泉州、福州、水口、涵江、建寧、馬尾、浦城、三都澳、延平、云霄等十三個(原文如此，實際上共列出12個)，民國初年有十五個，民國九年有十九個，民國二十四年增加到三十五個。其局處的種類．有管理局(福州)、一等及二等局各一，三等局二，四等局三，支局二十七，合計三十五局．如果再加上十二個營業處，營業局處則有四十七個。”②在敘述郵政時，列有“民國年間各省民局處理郵件數額對照表”③、“光緒二十四年全國的民局數額及處理郵件數額統計表”④等。另外，還有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的《支那國民政府的稅制》(昭和16年版)、《臺灣貿易四十年表》(昭和11年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主要農作物經濟調查》(昭和3年版)、《漁業經濟調查書》(昭和12年版)，臺灣總督府臨時南支調查局的《廣東省調查書》(昭和13年版)、《廣東省營工廠調查報告書》(昭和14年版)，臺灣銀行總務部調查課的《南洋華僑與金融機關》(大正5年版)、《福建礦物志》(大正9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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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20世紀初，“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已開始了對臺灣社會經濟的調查，并于明治38年(1905)出版了《臺灣舊慣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該資料分為產業、地方產業、交通、一般經濟資料4編，基本上涵蓋了臺灣經濟的方方面面。

② 《南支那的資源和經濟》第1卷《福建省》，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昭和13年(1938)版，第983頁。

③ 《南支那的資源和經濟》第1卷《福建省》，第974—975頁。

④ 《南支那的資源和經濟》第1卷《福建省》，第981—982頁。

同樣為調查報告，民國年間金子隆三的《支那之厘金制度與產業政策》也值得注意。①該書的分量較足，其“厘金”部分多達16章，章目如下：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本質，厘金局的組織(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組織、現行厘金局組織等)，各省厘金局的名稱及總數，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驗制、兩起兩驗制、統捐制、出產稅、銷場稅、產銷稅、落地稅、過境稅等)，稅率，征收規定．制裁規定，各省的厘金制度，鐵道厘金(包括京漢鐵道厘金、京奉鐵道厘金、津浦鐵道厘金、山東鐵道厘金等)，特種厘金及與厘金類似的雜稅、雜捐(包括鹽厘、糖厘、家畜厘、茶稅、絲蠶捐、煙酒稅捐等)，厘金收入及其歸屬，厘金的弊害，厘金與子口半稅的關系及得失，厘金改良計劃，廢厘加稅問題。僅從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討厘金問題的全面．由于該書屬于調查報告的性質，當然不乏識見，但更偏重于資料的匯集．如第3章中對重慶厘金局、漢口征收局、長沙厘金局、廣東韶州厘金局組織機構的示列，第6章中對湖北、山東厘金稅則的統計，第11章中對廣西與江西的糖厘、江蘇與浙江等地的絲蠶厘列舉等，都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另外，像興亞院政務部編撰的“興亞資料”(分為經濟編、政治編，如經濟編中的《以廣州為中心的對外貿易》、《中國南部礦產資源調查報告》、《中華民國的財政經濟》等)，興亞院技術部編撰的“興技調查資料”(如《中國北部林產資源調查》、《中國北部小麥品質及需求情況的調查》、《兩淮地方的鹽墾事業》等)，興亞院華北聯絡部編撰的“調查所調查資料”(如《中國北部農具事情的調查》、《中國北部棉作經營調查》、《華北獸醫的調查》等)、“調查資料”(如《中國北部花生、花生油及油粕調查》、《華北各地糧食交易機構的調查》、《濟南市郊農家的調查》等)，興亞院華中聯絡部編撰的“興亞華中資料”(如《海關的預算制度及預算編成的順序》、《中國鹽稅的研究》、《戰后上海的物價狀態》等)、“華中調查資料”(如《蘇北共產地區實情調查報告書》、《新四軍的現狀》等)、“農產資源資料”(如《中國中部生絲調查報告》、《中國中部糧食作物調查報告書》等)，東亞研究所編撰的“資料”甲、乙、丙、丁系列(如資料甲第27、34、36號《經濟方面中國的慣行調查報告書》，第25、33、35號《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報告書》：資料乙第54號《中國生絲的世界地位》，第55號<中國茶的世界地位與前瞻)：資料丙第43號《英國對華公共事業投資：電燈、煤汽、自來水及客車、電車》，第153號《內蒙古的農牧業》；資料丁第3號《中國沿海及長江流域的衛生狀況》，第7號《中國西北羊毛貿易與回族的作用》)，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編撰的“編譯匯報”(如《河南省的棉業》、《湖南省的桐油與桐油業》、《廣東經濟調查報告》等)、“資料通報”(如《中國經濟、財政、金融關系資料目錄》、《中國工業關系資料目錄》、《中國交通關系資料目錄》等)，中支經濟研究所編撰的“中支經濟資料”(如《上海華商銀行的構成與戰后動向》、《民國二十七年度中國對外貿易概論》等)，上海商務官事務所編撰的“支那通商報告”(如《中國通商報告》、《中國對外貿易概況》、《最近中國罷工事情》等)。這些調查資料數量繁多②，涉及到民國年間(主要是三四十年代)財政、經濟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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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該書屬于“支那出張復命書”第4編《厘金》、第5編《支那的產業保護政策》的合集。《支那之厘金制度與產業政策》藏于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圖書館，資料卡上注明：東京，出版時間不詳．該書亦沒有版權頁，但貼有東京巖松堂書店的售書小票。書中引用資料的最后時限是1916年。東洋文庫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張復命書》，大正7年(1918)。

②據本莊比佐子等《興亞院與中國戰時調查》一書附錄的“興亞院調查報告目錄”來看，興亞院的調查資料達到1935種之多。另外，該書中久保亨撰寫的《興亞院的中國實態調查》。本莊比佐子撰寫的《華南的調查》，金丸裕一撰寫的《中國工業調查》，奧村哲撰寫的《重要國防資源調查》，內山雅生撰寫的《華北聯絡部的資源調查與華北農村》等都可以參考。

東亞同文書院不但繼續了以往的調查，而且規模更加擴大．民國年間，東亞同文書院參加調查的學生達到5000人，調查線路達到700條，除西藏之外幾乎遍布中國所有省區。①在這一時期不但陸續出版了大型調查資料的集成《支那省別全志》(1917—1920年出版)、《支那經濟地理志》(1922—1928年出版)、《新修支那省別全志》(1941—1946年出版)，而且也有《支那年鑒》的出版發行。在這些資料匯編中，有大量的財政經濟資料，如《支那經濟地理志》分為交通全編、制度全編和產業貿易編，《支那年鑒》則分為法制、政治、外交、國防、教育、財政、貿易、商業、金融等類。另外，各年度的調查報告書也值得注意，如《東亞調查報告書一一昭和十六年度》(東亞同文書院1942年版)，就包括了《以青島港為中心的民船業》、《鎮江金融狀況》、《包頭當鋪研究》、《廈門貨幣金融狀況》、《廣東貨幣金融狀況》、《閩江流域的經濟》、《南昌縣的財政》、《廈門的米粉業》等專題調查。這些調查，非常專業和細密，如《南昌縣的財政》分為財政組織的現狀、地方收入概要、地方公債、地方經費、預算與決算制度、新政權地方財政的根本問題等章。《廈門的米粉業》分為廈門工業一般、米粉業概觀、工業組織、勞動者分析、同業工會、米粉業的將來等章．由于調查的專業化和細密化，提供的資料和相關分析也就具有相當的資料價值和學術性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