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概述

1． 電影產業的基本概念和本章研究重點

中國電影的市場化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被提上日程的。自1993年開始，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大背景下，電影業也開始進行市場化探索。但是與其他行業比較，電影改革的步伐相對滯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對電影屬性的認識存在偏差。作為文化商品，電影具有“兩棲性”特點。一方面，它承擔著意識形態的功能，在當今各國的電影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出，各國都把電影看成重要的思想文化宣傳陣地，開拓電影文化的市場實質上都帶有超經濟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它又承擔著娛樂消遣的功能。在電影從生產到走向市場的過程中，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商品，因此也受到與一般意義上商品的不同待遇。在這兩種屬性中，很多人依然過于偏重附加在電影上面的意識形態屬性，而忽略其工業即產業方面的屬性。正是這種認識的偏差，電影長期以來沒能被正常地當成一項經濟活動，也因此很少被納入產業的視角中來進行研究。

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在發展文化事業的同時，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把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寫進我們黨的政治報告，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我國發展文化工作的整個歷史進程中，有著里程碑的意義。按照黨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電影明確定義為“可經營的文化產業”，這就要求我們，要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電影觀念，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的電影發展觀。

可以說，我們對電影作為產業的認識還在不斷進行當中。有鑒于此，我們在這里所分析的中國電影產業，更多的是一個概念層次中的電影產業。也就是說，在中國電影還在進行產業化的一個過程中，我們要分析的中國電影產業，更多的是針對當下狀況而言的，而它還是非常不完善的。電影產業以電影的制片、發行、放映三個行業為主，同時包括電影的后產品開發（如音像制品、相關圖書及玩具等等）以及與電影相關的演藝經紀、廣告、電影頻道等相關產業。在具體分析的時候，我們就電影產業主要定位在電影的制片、發行、放映這三個具體的行業當中。

本章的研究重點是梳理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觀照中國電影產業現狀，并通過同美國、法國、韓國、日本、印度等五個國家電影產業的比較，對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相應的可供參考的建議。

2． 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

（1）中國電影誕生到新中國成立前[1]

中國電影是由放映外國影片開始并伴隨著外國人在中國的拍片而嘗試拍片的。作為嘗試者，任慶泰、張石川、黎民偉、鮑慶甲等人分別開辦了“豐泰”、“新民”、“華美”、“商務”，這些都與外國人尤其是1913年來中國的美國人依什爾、布拉斯基有關。中國電影在經歷嘗試階段以后，特別是《孤兒救祖記》一片的成功，許多人看到電影是項大有作為的藝術和企業，于是抱著不同的目的涉足電影界，使電影一時興盛起來，更確切地說是膨脹起來。比如上海影戲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長城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以及“大中國”、“友聯”、“開心”、“新人”等。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辦電影的人也基本上是“小本經營”。隨著電影的市場效應，在1926年以后，經營者逐漸把拍電影的著眼點投放到盈利的目標。這樣，就把起先對電影的創作探索變成了商業競爭。于是，就出現了觀眾都愛看得“古裝片”，大家都競相投拍。后來，隨著商業競爭的加劇，搶題材、搶時間、趕速度、不顧藝術質量，粗制濫造，成為當時電影創作的風氣。其后又出現了“武俠片”、“神怪片”等類型片，這些都是在電影的商業競爭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后社會的動蕩、電影商業的競爭，產生了另一個結果，那就是“國光”、“神州”及一批小公司先后停辦，少數公司有所發展，于是出現“明星”、“天一”的對峙；幾個出路不大、有點規模的公司如“上海影戲”、“大中華百合”、“民新”等則同華北電影公司聯合起來，成立了聯華公司，從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聯華的成立采取的是股份制的形式，就一定程度上帶有現代企業的特點。同時它還有影院業參加，比明星公司的股份制又進了一步。由于激烈的商業競爭和“一·二八”事變上海戰爭炮火的直接破壞，電影業面臨困境，許多小公司倒閉了，大公司如“天一”、“明星”，也遇到了困難，在尋找新的出路。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電影界開始了新的分化，共有四個地區：淪陷區、租借區、大后方、根據地。四個地區電影的發展情況各不一樣，電影更多的跟時政聯系在一起。戰后的電影分為國統區電影和解放區電影。四大家族在接收敵偽電影財產基礎上，建立起對敵后電影的壟斷。這個時候，電影產業所有制上一個最大的變化，使國民黨電影制片、發行、放映企事業機構的發展。它們是“官辦”企業，帶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加上居于統治地位，利用其擁有的立法、司法、行政權力，企圖建立起對電影的壟斷。這跟戰前國民黨政權沒有像樣的制片廠不大一樣；即使是與戰時情況比較，也有很大不同。

隨著解放戰爭的全國性勝利，國民黨掌握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電影企事業，絕大多數被轉化為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企事業。此時的民營公司同戰前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明星”、“聯華”、“天一”這在當年三足鼎立的較大公司都已不復存在。當時國民黨當局接收了“滿映”、“華北”、“華影”等敵偽電影機構及財產，擴充和重建了“中電”、“中制”、“農教”、“中教”等機構，電影資產一下子膨脹起來。僅“中電”自己的統計，就“約值時價不下100億元”。解放戰爭勝利前夕，解放區的電影接收“滿映”成立“東影”，成立延安電影廠、華北電影隊以及隨著北平及上海的解放建立“北影”、“上影”等。戰后，香港擁有“大中華”、“永華”、“長城”等大一點的公司和“大光明”、“南群”、“南國”等十余家小規模公司，使香港電影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新的景象。

（2）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

新中國成立后，模仿蘇聯電影的管理體制，建立起了一個從管理到生產、經營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國電影事業體制。

1953年，在蘇聯專家幫助下，我國制訂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電影管理計劃。其中，對制片廠實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攝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產的各項規定。在發行方面，把中國影片經理公司改組為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將各大區公司建制為各省、市發行機構，并建立完善了發行放映經營管理的各種規章制度，在電影局設立了電影放映管理處，各省、市、自治區文化管理部門亦成立相應的各級機構，有一級政府就有一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加強放映工作的統一管理。這一整套設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機制為依據和功能目標的，而市場效應和市場運轉則作為輔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電影發行體制。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步完善起來的電影產業結構體制，以它特有的規律運轉，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發生過幾次動蕩外，30年來，其基本架構和內部經濟關系未有任何本質上的變化。同其他行業一樣，電影業走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統一由國家預算撥款和專項撥款維持其建設、生產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廠根據上級對數量及題材的嚴格計劃接受影片拍攝任務。發行方面，作為全國發行放映總代理的中影公司負責收購影片，之后通過等級分明的各個發行放映公司以業務和行政相結合的手段從省、市、縣往放映單位發放拷貝。

（3）20世紀80年代

改革開放后，電影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了幾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的請示報告》，調整了發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發行放映事業的生產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號文件的形式規定，中影公司根據發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貝量按一定單價與制片廠結算，使制片廠產量增加，利潤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國電影總公司的體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電影局在廣州召開電影體制改革座談會，提出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和擴大制片業與發行業經營自主權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區對部分影片的票價實行浮動，以緩和電影收入的下降趨勢，電影的價格體制在經歷了35年之后（始終維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間），終于在市場競爭的沖擊下出現了初步的松動。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進展，錄像業、歌廳和綜合文化娛樂業開始興盛，電視日漸普及，使電影觀眾出現了明顯的分流。1984年僅一年時間，電影觀眾就減少了52億人次。迫于市場壓力，電影制片迅速走向娛樂化類型化。

1986年1月，電影局從文化部劃歸廣播電影電視部領導，加強影視統一領導和統籌規劃是合并的初衷，但電影局合并到廣電總局后，各地電影單位特別是省、市、縣級發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門領導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現象，對電影全行業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1986年，全國電影市場進一步萎縮，全國三分之一左右的發行企業虧損，許多放映單位該營它業，反過來又影響到了電影制片企業的嚴重虧損。針對這種情形，1987年曾經提出了代理發行、一次性賣斷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種結算方式發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來，頑強地按拷貝結算的方式。

（4）20世紀90年代后至今

20世紀90年代的電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廣電字（3）號文件”即《關于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為標志。自此，40多年的計劃經濟下電影的統購統銷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發行、放映三者之間經濟分配上的不合理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其中重要一條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國壟斷經營被打破。但是問題緊接而來，各省級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區域內獨家經營、壟斷發行以及發行行業中間環節過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經過發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級公司的“江蘇突破”、“山東突破”后，制片廠、中影公司與省級公司在發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廣電部電影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號）。這個文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精神，明確影片（著作權）發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邊、窮省、區除外）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發行自己的影片。這一指導思想使得電影全行業所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得到認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場多主體的形成。

1995年1月，隨著當時廣電部《關于改革故事影片攝制管理工作的規定》（廣發影字[1995]001號）的出臺，昭示著制片行業幾十年一貫制的計劃管理模式的改革終于邁開了小小的、但卻極有意義的一步。根據文件規定，全國擁有故事片出品權的不再僅僅是原來的16家制片廠，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認的省級電影制片廠終于贏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權。很快，一方面省辦廠的積極性很快調動起來。山東廠、浙江廠、山西廠等分別投拍了《孔繁森》、《信訪辦主任》、《劉胡蘭》等重點題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設施的缺乏，制片行業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復興。

由于市場上影片節目的嚴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須往前邁進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權）進一步放開，無論“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甚至“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都均可“參與攝制電影片”。1995年的改革還僅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廠的壟斷，而1997年的改革則是完全取消了國有制片企業的壟斷保護權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執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嘗到了改革所帶來的實惠。因《離開雷鋒的日子》一炮走紅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得到了廣電部電影局果斷給予的極高獎賞——影片制作企業生產的出品權。

也是在1997年，單片發行權開始放開。《鴉片戰爭》以民間集資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鴉片戰爭》影視制作有限公司，這一舉動在電影界引起強烈反響。發行上，電影局則對這家沒有單獨出品權的公司首次給予了影片單獨發行權，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廠發行此片時一樣的權利。同年，地處深圳的南國影聯開始了從放映行業爭取單片發行權的第一步。這家以放映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購買了合拍影片《聯合出擊》的國內版權。

2002年開始，以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頒發為總標志，中國電影業開始了新一輪的體制改革和產業化進程。其中重要一個環節是制片業的初步放開，一些民營機構也擁有了獨立拍攝電影的條件。這進一步促使民營資本注入到電影制片業中來，從而為電影制片業帶來新鮮血液。以往，民營機構拍攝電影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缺乏“資格”，所以必須與電影制片廠合作，使用廠標。近年來，廣東巨星、華誼兄弟、北大華億、中博時代、海潤等一些民營影視制作機構迅速成長，它們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手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們只能以影視界“游擊隊”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著民營機構無需再買廠標，可以獨立投資拍攝電影。該措施適應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舊有的國有制作機構一統天下的格局，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雖然現在這個多元懸殊還很大），將更具有競爭性，因為它們都將在市場規律下平等坐次，優勝劣汰。

發行放映業的機制改革同樣激烈，主要體現在“院線制”的推廣上。經過近半年時間的醞釀組建和緊鑼密鼓的運作，2002年6月1日，全國23個省（市）的30條院線正式掛牌營業。其中，11條為跨省院線，19條為省內院線。同時，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四川、江蘇、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兩條院線的組建工作，而江蘇和浙江則分別組建了3條院線。

院線制的生命力在短時間內顯示出來，7月中旬上映的分賬大片《星球大戰2：克隆人的進攻》僅10天，30條院線的票房就突破2000萬元，院線制的威力可見一斑。上海聯合院線成立伊始，一個接一個創造票房佳績，遠遠超過院線制之前的票房指數。北京新影聯院線成立以來也是捷報頻傳，市場走勢強勁。重慶萬和院線所屬6家影院在經歷了6月份市場嚴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線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當屬廣大電影觀眾，電影公司引進分賬大片的速度明顯加快，《精靈鼠小弟2》幾乎與國外同步上映，加盟溫州雁蕩院線的一家縣城影院，已能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時上映分賬大片，使小城鎮的觀眾也能在第一時間欣賞到分賬片，這在實行院線制之前是絕對不可能的。

應該說，院線制是電影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電影發行放映與時俱進的必然。其深刻意義在于徹底改變了電影市場環境，使中國電影市場打破行政分割與封閉狀態，在國內地域間形成一個整體，從而擴大電影市場規模，促進電影資源的流動性，從而建立起良性運轉的電影市場機制。不過，由于在院線制的推廣上行政措施太多，組建的市場化因素過于弱小，組建時間倉促，目前院線之間實力、規模及運行機制相差較大，有的還不太正規，因此當前所建立起來的院線制僅僅是一個雛形，只能說它為過去的四級發行劃了個句號，至于院線的發展壯大，尚任重道遠。同樣，院線制中影院所應該享受的自主權，諸如充分的選片權，以影院為主、發行公司指導為輔的票價定價策略，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舊停留在“一頭在市場，一頭在國營”的狀況中，還處于低級運行階段。

同時，引進片的發行壟斷陸續被打破。雖然引進片依然由國家統一進口，但是開始調整了進口影片的供片機制，實行影片進口與發行分離。中國電影集團在2002年5月宣布將美國影片《浩劫驚魂》的播映權出售給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這是該集團公司首次將電影發行權出讓給帶有外資色彩的非大陸中國公司，這在中國電影發行業中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除中影集團原進口影片發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進口影片發行公司——華夏電影發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經過兩年時間的醞釀和籌備，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屬于股份制企業，注冊資本6000萬元，有19家企事業單位共同投資，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作為最大股東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團和上海電影集團各持11%，長春電影集團持10%，剩下的是國內電影系統有影響的制片廠和院線公司。這對進口片發行市場的多元化主體建設將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公司內部的多元化產權結構，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監督機制的形成。

在農村，發行放映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日漸開放。最基層的農村放映單位或個人拿到了屬于自己的權力。首先，1993年3號文件明確了縣級公司購買農村16毫米拷貝的權力，并一再強調，縣級公司應該通過更新觀念，轉變機制來成為16毫米的經營主體，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賦予。此后，1995年8月，廣電部頒發了《關于改進和家農村16毫米影片發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號文件），進一步放開農村16毫米拷貝經營權，強調任何一級公司和集體、個體的放映單位都可以自由購買，每個16毫米拷貝均含有全國放映權。這種新的運行機制，引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機制，調動了農村放映隊的積極性，讓所有的農村電影經營者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激活市場。同時，打破人為的市場阻隔，放開區域限制，讓16毫米拷貝自由流動，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價值。文件還明確要求今后每年定期舉辦16毫米影片全國性的交易會。同年11月在鄭州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會。4天的交易會成交16毫米影片節目近400個，現貨、期貨拷貝達3500多個，成交金額為400余萬元。交易會深受基層單位的歡迎，但是在執行474號文件的過程中，由于利益的沖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農村放映隊購買影片和限制放映隊活動區域。而后農村電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2003年的電影改革比2002年更進了一步，具體情況將在下文單獨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