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存量指標為基礎的方法被廣泛采用。兩項研究以一國的標準存量為指標分析技術性貿易壁壘對貿易流量的影響。Swann等(1996)在一項計量研究中采用英國和德國的自愿性國家標準數、兩國認可的國際標準數，基于標準的頻數指標對1985—1991年期間英國的凈出口、出口、進口作了回歸分析。Moenius(1999)也采用了存量指標的方法做計量分析。兩項研究都把既定行業中的標準數用來度量標準的強度。Otsuki，Wilson和Sewadeh(2001)進一步擴展了該方法用最大允許的污染量來直接度量食品安全標準的強度。Fontagne等(2001)采用一個更復雜的指標來評估環境法規的影響。其他一些研究采用了邊境限制數據。Lux和Henson(2000)分析了在美國邊境被限制的數量以評估進口程序和邊境檢驗如何阻礙歐盟出口，他們的分析表明保護主要發生在特定部門，如乳制品。Henson等(2000)還研究了因衛生和技術原因美國對非洲、亞洲、拉美國家產品的進口限制。鮑曉華、朱鐘棣(2006)以頻數比率和進口覆蓋率為量化指標，測定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進口貿易的限制效應，得出技術性貿易壁壘頻數比率、進口覆蓋率和進口貿易額之間是顯著負相關的，說明中國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內生技術性貿易壁壘保護體系。 由于部門和產品間標準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標準產生的影響不同，用標準數或國內法規頁數作為代理變量是比較粗略的;由于國家報告的不穩定性和跨國間未有統一的覆蓋率指標，基于有關頻數數據的估計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邊境事實上被阻礙的數據的測度相對可靠，但除了美國，各國這方面的數據都難以獲取。受以上限制，以存量指標為基礎的方法可直接用來計算技術性貿易壁壘在某一部門針對某一個或某一組國家發生的頻率，評估貿易受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的范圍和程度。這種方法可為計量估計構建指標，用這些指標作為計量模型(如引力模型)的代理變量的研究在進一步探索中。以標準數或頻數等存量指標為測算變量，運用引力模型和計量經濟學方法來考察該變量對貿易的影響是目前貿易導向測量技術性貿易壁壘相對來說最有啟發性和拓展潛力的一個方向。 前述Moenius(1999)作的計量分析即在對標準引力模型進行擴展的基礎上，將標準引力模型中的GNP、人口、地理位置等因素作為常量，對雙邊互認標準、各國國內特定標準的數量及一系列虛擬變量進行估算。他指出兩國之間技術標準信息的獲取是造成雙邊貿易中成本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雙邊共享標準導致進口明顯增加;進口國異質標準雖然會大大降低非制造行業的進口，但同時也會大大促進制造業的進口。由于沒有對規模效應和其他一些阻礙因素進行適當的處理，因而很難解釋其回歸結果。比如忽略了區域貿易協議中成員國會采取一致政策的指標，在估算中只考慮到頒布技術標準的數目，而沒能區別技術標準和技術法規的不同等。Maskus等(2002)針對此問題搜集了技術法規的信息，并將其考慮到模型的貿易等式中，從而獲得關于自愿標準與技術性貿易壁壘對貿易不同影響的有價值的信息，同時還把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與技術法規制定情況結合起來，建立了引力模型。模型區分了標準與法規影響的不同:標準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對貿易有促進作用;而法規則限制貿易。引力模型不僅能找出在“邊境效應”中法規的影響，還能處理二元或離散變量，這正是標準的統計特征。這種將存量指標和引力模型及計量經濟學結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不僅能得出對貿易的影響，還為分析此影響和某一變量之間的關聯提供了橋梁，能更深入地分析問題。 3、以調研為基礎的方法及相關研究 以調研為基礎的方法不能將具備貿易限制作用的法規和不具備該作用的法規區分開來。調研是通過對受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的主要國家、行業及企業的經營者或管理者的會面或調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分析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通常是定性的，但可以縮小分析的范圍，集中了解那些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不同對象國家的影響程度、重點影響的行業，從而有針對性的為政府采取正確的貿易政策措施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調研方法還可用來為計量研究提供信息。 如歐盟(2000)就美國貿易壁壘提交的年度報告中和美國貿易代表處(2001)就國外貿易壁壘提交的年度報告中都采用的是通過調研行業就其出口遭遇的限制提供的信息數據。OECD(1999b)對美、日、英、德四國三大行業55家公司進行了調研，其中一大行業為乳制品業。美國農業部(USDA)1996年對美國農產品出口遭遇的技術壁壘做了一次跨部門的調研，其調研的跨部門數據庫主要用來說明基于經濟利益的保護程度。許多學者都采用該次調研的結果對美國農產品出口遭遇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貿易的影響進行了量化研究(Roberts 和DeRemer，1997;Thornsbury等，1999;Thornsbury，1998)。Maskus等(2005)還利用世界銀行對16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調研數據庫進行了計量分析。一些研究還專門就發展中國家如何達到SPS要求和遵守SPS條款進行調研，如Henson，Loader和Swinbank(1999)將調研和深入采訪結合起來，把問卷發到發展中國家的聯絡點。里丁大學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將調研和深入采訪相結合。這種方法可以鑒別出最相關的一些問題并暴露出一些通識但屬誤解的看法，如Henson，Lux和Traill(2001)的研究表明歐盟出口廠商對美國主要抱怨的不是關稅和衛生要求而是行政方面的延誤及缺乏預見性;OECD(1999b)對乳制品的調研得出企業認為認證和批準方面的延誤限制作用甚于標準。 以調研為基礎的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被調研對象認為調查結果可能對政策出臺產生影響，所以提供的數據和結果有可能出現偏差。在缺乏足夠數據時使用該方法是有效的，比如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到美歐的產品面臨的一些障礙等問題的認識。此外，在對一些壁壘衡量中容易混淆或存在困難的情況下，如行政管理中出現的貿易障礙等情況可以通過調研的方法了解到。而且一些技術法規主要是行業關心的問題，而經濟學家們分析時往往考慮不到而沒有作為模型中分析的變量，通過調研也可以彌補。 三、福利導向度量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的方法及相關研究成果評述 技術性貿易壁壘通過嚴格的技術法規、標準和相關合格評定程序來實施對貿易的影響。這些實施手段在短期會對貿易產生影響，還會對一國的宏觀經濟產生影響，并且從長期來看，對一個國家的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還將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要全面分析技術性貿易壁壘對福利的影響，需采用測量范圍全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限于數據搜集的極大困難，國內外學者更多使用的是以下兩種方法來度量技術性貿易壁壘對福利的影響。 1、以風險測評為基礎的成本—收益法及相關研究 以風險測評為基礎的成本—收益法是根據風險測評的損失概率及大小進行成本—收益分析。這種方法能表明法規對福利的影響包括哪些效應，而不是量化技術性貿易壁壘對貿易的具體效應。對于糾正市場失靈的SPS規定，困難之一是難以識別其保護的強度。對達到法規要求所花費的成本與減少外部性的收益進行比較可以分解出一項法規的效率及保護的效果。通過分解福利效應，當其成本超過收益可以得出一項措施是福利損失的。當收益可忽略時，這種方法可以很好地檢驗貿易扭曲，用來評估當前法規是否具有保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