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增長中出口帶動的比重常年保持較高，一方面是我國現階段貿易活動中的比較優勢存在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客觀上出口紡織品、以及裝配加工的電子產品等對于本國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并且出口產品大多屬于必需品范疇因此受外部經濟環境沖擊極為有限。另一方面從政策角度來看，在出口相關政策鼓勵以及進口相關的約束條件下，我國出口企業積極性較高，出口創匯以及為經濟增長貢獻較為明顯。當然關于凈出口額與國民生產總值間的因果關系有待進一步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實證研究，于此我們僅從不同角度給出產生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 2、投資對利率的彈性為正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呈正相關關系。產生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場化因素。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運用和形成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名義利率會大幅偏離實際利率，進一步使得投資與名義利率間的關系被扭曲；b、國有銀行主導型體制導致貸款獲得途徑的非均衡性。由于國有企業在資金市場具有壟斷優勢，且投資占比較高，同時其自身特性可概括為資金需求量大，議價能力極強，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這對于利率提升帶來的投資抑制效果帶來了很大程度地減弱；c、資產替代限制的效應。由于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以及居民儲蓄的剛性表現，導致資金的逐利性被動弱化，使得名義利率調整幅度縮小，同時資金流向受到影響，名義利率對于投資的指導作用大大減弱。 (二)關于政策效用分析中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 1、IS曲線正常狀態下 財政政策調控悖論的產生。如圖3-1所示，固定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擴張必將伴隨本幣資產的投放，外部失衡的進一步擴大。 貨幣政策的調控依賴性。如圖3-4所示，在此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收緊趨勢的終止依賴于財政政策的實施，貨幣政策目標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模糊化。 產生上述兩種現象的原因均來自與匯率固定的影響，因此合理放寬匯率調整幅度，放松對資本流動項下的管制，對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 2、IS曲線非正常狀態下 在放寬前提假設條件下，財政政策出現棘輪效應。財政政策的調整會由于匯率變動帶來的BP曲線移動而使效果更加顯著，具體體現為擴張和收緊時，均存在一條外部機制限制政策自身的慣性調節。這一效應得益于匯率的一定浮動。 (三)對兩個命題的思考 命題1中我們考慮了外國利率對于本國經濟的影響。命題2中我們考慮了財政刺激計劃或赤字的融資方式對于一國經濟的影響。在相關的嚴格條件約束下，兩個命題均對中國自身經濟運行存在一定的意義。 首先，在美國經歷多次量化寬松政策，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擴大貨幣供給時，國外的利率水平處于較低的狀態，在滿足命題的一定條件時，若我國利率水平長期保持恒定，根據命題1結論，外生經濟沖擊會帶來我國的產出的下降。其次，目前由于政府投資拉動的主導效應等使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增長態勢，而我國在財政赤字逐年增加的經濟發展時期合理彌補財政赤字缺口以及合理為財政刺激計劃融資對經濟增長與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命題2結論，利用發行國債的方式為財政刺激計劃財政赤字進行融資，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綜上幾點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產生經濟運行異常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但主要集中與利率的非市場化、匯率水平的固定及資本項目的嚴格限制，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單一。為有效解決政策調控中問題，具體政策建議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利率、匯率等資金價格指標的作用 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步伐，完善利率形成機制，逐步減弱利率作為政策變量的性質，有效連接金融市場內部不同利率形成機制和傳遞機制，進一步發展并完善資本市場，使居民投資的資產形式多樣化，同時配合利率形成機制的完善，進一步提升資金流動的趨利性，使得資金擁有個體對于政策調整做出有效合理的反應，使利率的價格信號作用顯著改善；逐步放寬匯率的調整幅度，緩慢放松對資本賬戶的管制，使得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健全同時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體的沖擊。 2、針對國企資金獲取途徑設立監督渠道 并對其資金的非正規漏損及效率缺失設置指標進行監控，減弱其資金議價能力進而提升其對調控政策反映的敏感性，逐步改善資金市場上的壟斷現象。 3、加大對經濟增長結構轉型的投入 宏觀層面，從增長依賴途徑轉變入手，為繼續保證經濟增長將動力逐步轉向國民內需的開發，同時在短期中保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微觀層面從企業技術進步、產品創新角度提供輔助，鼓勵企業等市場微觀主體技術革新，并且進一步提升本國人力資本的質量，保障經濟增長途中所需的知識與技術積累。 本文構造的MF模型是對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特殊背景下修正的一種嘗試。經濟理論和分析應充分結合中國經濟的運行背景，對于西方經典理論的運用和考察應本著謹慎的態度加以學習和研究，只有有效合理地將其融入我國的經濟運行框架，理論與模型才能體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上述分析與命題中中國轉軌經濟中存在的經濟異象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在新的時期也對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經濟增長締造了東方乃至世界的神話，其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并將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經濟體量層面的頭號大國。但是反觀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質量與為保證經濟增長動力而付出的成本代價，我們不得不冷靜的思考許多異常現象背后的問題所在。目前中國人均GDP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國家等地區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平穩走向發達國家行列；如何避免激化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沖突，有效調整經濟結構；如何擺脫身處世界工廠中資源凈輸出者的尷尬地位，從創新與技術發展角度分享世界市場的紅利；如何合理解決長期中自身的“雙順差”現象問題及其間接影響，兼顧內外均衡的實現；如何避免在高速經濟增長后期產生滯漲的可能，同時在后危機時代繼續保證全球經濟引擎的功用等等，這些始終困擾并將長期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是轉軌經濟中永恒的音符，只有合理應對這些從歷史長河中走來并在現實中不斷相遇的問題，中國經濟才能譜寫出永恒而輝煌的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