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寧晚年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是社會危機的產物，它始于糧食稅，繼而發展為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的新認識，對國家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農業合作社的認識，逐步形成了有機聯系的體系。列寧思想圍繞的核心是怎么樣看待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列寧認為，必須利用市場和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生產力，同時必須限制小農和市場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列寧的思想探索了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間接過渡的道路，同時也由于時代限制，仍然是不完善的，特別是對市場認識仍然不足。 關鍵詞：列寧；“新經濟政策”；市場；國家資本主義；合作制

1921年春開始，在列寧的領導下，蘇俄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在列寧晚年，為什么要實施經濟政策，怎么樣通過新經濟政策推動落后的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一直是列寧最關心的問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在實踐中不斷的發展，重溫這段重要的歷史，對更好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十月革命后，為了應對嚴重的國內軍事、政治和經濟危機，俄共（布）實施余糧征集制，對工商企業進行廣泛的國有化，消滅商品貨幣，代以實物交換和分配，實施強制義務勞動等，史稱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它有效的保證了蘇維埃政權在戰爭中能夠集中人力物力戰勝敵人。然而，戰爭威脅減輕后，俄共（布）卻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國內戰爭后，國民經濟恢復任務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提出了首先從工業入手，從而恢復國民經濟[1]。1920年12月，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 。但在戰時共產主義強化的條件下，經濟與政治形式卻日益惡化。到1921年春天，蘇俄政權面臨的危機，竟然較內戰時更為嚴重。1921年5月，列寧回顧說，“1920年秋季和冬季……沒有完全有保證的和足夠的糧食儲備，國家就根本無法全神貫注地有步驟地進行恢復大工業的工作。” 恢復工業計劃的失敗促使了列寧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他認識到農業因為受到余糧收集制的影響，農民生產沒有積極性，必須首先解決好農民問題，才能重啟經濟重建，實現工農聯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這樣的政治形勢：要求必須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堅決的、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 這樣，列寧開始考慮以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寧起草的《人民委員會關于直接稅的決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糧收集制改為實物稅”。1921年3月，在喀瑯施塔得暴動的推動下，俄共（布）十大形成決議，正式決定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這標志著新經濟政策啟動。 列寧寫道，“新經濟政策的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使我們開始建設的新經濟……同千百萬農民賴以為生的農民經濟結合起來。” “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范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轉向間接過渡的結果。 二 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思考，始于糧食稅，繼而發展到對自由貿易、商業精神和市場的認識，對國家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農業合作社的認識，最后形成了一個內在有機聯系的政策體系。目的是經濟上解決工業化與農村發展的矛盾，政治上鞏固工農聯盟，開辟了一條向社會主義間接過渡的道路。 首先，通過糧食稅，進而發展到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的新認識。新經濟政策的起點是實行糧食稅。它使農民在完成固定的實物糧食稅后，可以利用市場自由處理自己的余糧。1921年4月，列寧在《論糧食稅》中寫道，“糧食稅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過渡”，“流轉就是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在這一限度內，流轉對我們是有利的”。他認為“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最初的設想，國家需要的糧食，主要通過糧食稅和工農業產品的商品交換兩種途徑完成。這里的商品交換，實際上是在國家監督下，以實物交換方式進行，從而繞開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自由貿易，避免滋生資本主義的因素。列寧認為，這是一種有意義的暫時退卻。 然而，由于當時蘇俄消費工業十分落后，國家拿不出足夠的工業品與農民進行交換。糧食稅反而導致1921年6月以后的糧食危機。到1921年秋天，列寧意識到應當“要作最壞的打算”，允許讓農民通過自由貿易，在市場上自由的交換余糧，承認貨幣為媒介的流通。這是“第二次退卻”。“我們應當認識到，我們還退的不夠，必須再退，再后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 至此，新經濟政策的全貌展現。在這個意義上，有的研究者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時間也可以界定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貿易在農業和地方小工業領域的成功，列寧進一步考慮利用市場發展國營企業，指出“國營企業也在改行所謂經濟核算，實際上就是在相當程度上實行商業的和資本主義的原則。” “目前已有少數企業開始實行商業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場的價格支付工資”。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對當時的經濟特點總結是:“國內市場的形成”和“貨幣交換的發展”，提出要“以市場的存在出發并考慮市場的規律來掌握市場，并且有系統的通過深思熟慮的、建立在對市場過程確切估計之上的經濟措施，把調節市場和貨幣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國有工業“適應市場條件和市場競爭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早在1918年5月，列寧第一次指出蘇俄在過渡時期存在著五種經濟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自然經濟的農民經濟；（2）小商品生產；（3）私人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他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大大高于我國現時的經濟，這是第一”，“國家資本主義中沒有任何使蘇維埃政權感到可怕的東西”。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將是一個進步。” 新經濟政策開始后，列寧對蘇俄的國家資本主義和一般的國家資本主義作出了明確區別。“我們在我國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掌握了一切經濟命脈，我們掌握了土地，它已歸國家所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作出了明確定義：“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

列寧還在《論糧食稅》中探討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四種具體形式：租讓制、合作制、代購代銷和租借制。列寧認為，租讓制具體方式是“我們和最文明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正式的書面合同”，它是蘇維埃國家同外國資本家進行經濟合作，獲得先進技術和資本的方式。“我們給世界資本主義一定的“貢賦”，在某些方面向他們“贖買”……使我們的經營的條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時也被列寧認為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產者聯合起來的，“在小農國家里占優勢的、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資本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列寧認為，“租讓的基礎是大機器生產，合作社的基礎則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產”。“由租讓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向另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由小業主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則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代購代銷是“國家把作為商人的資本家吸引過來，付給他們一定的傭金，由他們來銷售國家的產品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而租借制是“國家把國有的企業或油田、林區、土地等租借給企業資本家，而且租借合同與租讓合同極為相似”。這些具體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作用是讓“我們”懂得“需要經過哪些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輔助方法，才能使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 列寧認為，在蘇維埃國家政權的前提下，國家資本主義較之蘇俄當時主要的小生產形式先進，它能夠在更大的社會化基礎上組織工農業產品交換，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同時，通過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競賽，激活國有大工業，壯大社會主義經濟，最終戰勝小私有經濟和資本主義。列寧寫道，“我們宣布新經濟政策后，提到日程上來的競賽和比賽，是一場嚴重的競賽……這是兩個不共戴天的敵對階級斗爭的又一斗爭形式。” 這樣，在落后的經濟條件下，應當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最后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間接過渡。列寧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當利用資本主義（特別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寧對合作社的理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蘇維埃俄國脫胎于一個小農國家。糧食稅政策的提出，使列寧進而思考如何預防小農生產具有的自發的資本主義性質，尋求“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組織小農，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此前，列寧曾提倡過共耕制、集體農莊等，但效果都不明顯，這促使他對合作社進行了重新的評價。1921年春，列寧提出合作社雖然具有自發的資本主義性質，但它是一種社會化的組織形式，“‘合作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不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合作社這一商業形式比私營商業有利，有好處……合作社便于把千百萬居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而這種情況，從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角度看，又是一大優點。” 有研究者認為，列寧在1921年5月的《論糧食稅》中，指出了“糧食稅—資本主義的發展—合作制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樣一條發展脈絡。 俄國的農業合作社在一戰前就有所發展，但戰時共產主義使已有的合作組織嚴重萎縮。1920年1月1日，俄國有3.05萬個合作社，到11月下降為僅1.3萬個。在新經濟政策的鼓勵下，農業合作社得以恢復發展，到1923年，達到到3.12萬個。1921年春天，列寧認為“合作社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而“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這里所說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農國家中占優勢的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必然產生出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這時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費合作社，幾乎在整個1921年，農業合作社還沒有從消費合作社中分離出來。 隨著合作社范圍的擴大，列寧對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認識。1923年1月，在《論合作社》中，列寧寫道，“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我們向作買賣的農民讓了步，即向私人買賣的原則讓了步;正是從這一點（這與人們的想法恰恰相反）產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義……我們發現了私人利益即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合適程度，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而這是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 列寧認為，“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對我們來說，合作社的發展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后，他還認為合作社發展要堅持自愿互利的原則，要采取積極支持、穩步前進的方針。這樣，列寧對小農經濟如何聯合走向社會主義形成了自己明確的思路。 三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內涵十分豐富，并且一直在發展和深化。從糧食稅開始，列寧的思考逐步圍繞了一條主線，即對利用市場，以及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認識。 列寧認為，必須利用市場與自由貿易，激活工農業經濟的聯系。市場和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部分復活了資本主義因素，允許自由貿易和市場發展，有利于建立工農業之間的聯系，刺激農民生產，改善工廠經營狀況。而允許高于小農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成長，有利于刺激工業恢復與發展，有利于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形成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良性競爭格局，提高經濟效率。它在一定時期和范圍內，有利于實現小農為主體的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的間接過渡。 列寧又認為，自發的市場意味著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因此必須對之進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須努力促進社會主義因素在經濟競賽中逐步戰勝資本主義和小資本主義因素，這樣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1918年，列寧曾指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這種對小生產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警惕，實際上一直在影響列寧和俄共（布）的決策者。列寧認為，實施自由貿易、商業精神和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都是一種“暫時的后退”，必須退得“適度”，并在適當的時機，重新轉入“進攻”，即實施更具有直接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寧主張從當年春天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初的糧食稅和商品交換退到“由國家調節商業”，退到以貨幣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們在經濟方面實行了退卻，我們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還要繼續退卻”。但到了1922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轉而提出，“我們已經退了一年。我們現在應當代表黨宣言：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 “退卻已經結束，現在的問題是重新部署力量。”“資本家為了發財致富建立了同農民的經濟結合；為了加強我們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實力，你也應該建立同農民經濟的結合……這樣我們就能戰勝私人資本家。” 新經濟政策的產生是在國內矛盾激化，特別是農民暴動的刺激下，比較倉促啟動的，并沒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實際上是“邊做邊總結”，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新經濟政策出臺之初，領導集團無法準確估計“向新經濟政策退卻”的思想將怎樣付諸實施，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問題，在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中出現了恐慌。一些縣的黨組織甚至認為，列寧提出的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措施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引發了退黨潮。另外，缺乏實施新政策的管理機關。沒有誰可以依靠，只能靠原來的糧食工作者，而他們又肩負著取締余糧收集制的任務。向農民解釋清楚現在是實行糧食稅而非余糧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難的事情。新經濟政策實施一年后列寧發現，“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盤的那個人所設想的那樣行駛”。

新經濟政策引入了市場機制，部分的復活了資本主義，其邏輯前提是承認商品經濟的效率合理性。實際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是影響人們對新經濟政策理解的最深層因素。市場機制對于社會主義，是僅僅可以暫時利用的，還是一種長遠的制度安排，這是新經濟政策走到一定階段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但剛剛革命后的蘇俄，徹底接受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很多革命者無法認同的。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一直在努力劃清界限：“什么是從法律上滿足任何公民與目前經濟流轉有關的要求，什么是濫用新經濟政策”，而兩者之間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執行經常處于搖擺之中。 1921年12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思想做出決議，認為必須從市場的存在出發考慮市場的規律，掌握市場，通過有系統的、深思熟慮的、建立在對市場過程的精確估計之上的經濟措施，來調節市場和貨幣流通。這說明當時列寧將市場的作用已經提升到相當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寧給格·馬·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新經濟政策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經濟計劃，不是要超出這個計劃的范圍，而是改變實現這個計劃的辦法。” 這表明列寧認為市場實際上仍然只是計劃的補充，雖然是十分重要的補充。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總體上仍然是比較薄弱的。德米特連科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是20世紀20年代外圍政治經濟的一種趨勢和因素。當時存在著兩種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導地位的國家所有制同無產階級專政的行政管理系統和思想意識形態，二是外圍的非社會主義(非公有制)的體制，它要求相應的經濟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護機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發展邏輯，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合作及沖突，而新經濟政策的這種外圍性也就決定了它的（夭折）命運”。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使蘇俄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下得以恢復，作為反危機措施，它是比較成功的，表現為新經濟政策實施后，農民暴動消退，國家經濟迅速恢復，并且開始與西歐的部分經濟聯系，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國家間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杰出貢獻。 然而，由于列寧領導蘇俄經濟建設時間太短，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仍然在發展之中，新經濟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義和價值仍然未能在黨內形成共識。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至少要執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會議決議也強調，新經濟政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個要在若干年內長期實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經濟政策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政策之間巨大的差別，使黨內主流對它的真正含義和地位有明顯的分歧。新經濟政策究竟是一種策略性政策，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模式，這個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 在執行新經濟政策的20世紀20年代，蘇聯經濟總體較好，但時有起伏，如1923年出現銷售危機，1926年出現商品荒，1928年出現糧食收購危機等。戈里諾夫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同世界經濟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對外貿易壟斷的條件下）經濟聯系”，存在“城鄉在技術方面（生產力的工業性和非工業性）、組織方面（大生產和小生產）、政治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顯差距”。這實際上與市場不健全和經濟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聯系。列寧逝世后，黨內發生的激烈的權力與路線斗爭，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權化和官僚化，這都使市場取向的新經濟政策外在環境日益嚴峻。隨著斯大林在黨內斗爭中勝出，以及加速工業化戰略的提出，政策開始轉向。1928年冬天，糧食危機再次深化，斯大林結束了新經濟政策。歷史證明，這并不是偶然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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