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寧晚年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是社會危機的產物，它始于糧食稅，繼而發展為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的新認識，對國家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農業合作社的認識，逐步形成了有機聯系的體系。列寧思想圍繞的核心是怎么樣看待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列寧認為，必須利用市場和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生產力，同時必須限制小農和市場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列寧的思想探索了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間接過渡的道路，同時也由于時代限制，仍然是不完善的，特別是對市場認識仍然不足。 關鍵詞：列寧；“新經濟政策”；市場；國家資本主義；合作制

1921年春開始，在列寧的領導下，蘇俄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在列寧晚年，為什么要實施經濟政策，怎么樣通過新經濟政策推動落后的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一直是列寧最關心的問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在實踐中不斷的發展，重溫這段重要的歷史，對更好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十月革命后，為了應對嚴重的國內軍事、政治和經濟危機，俄共（布）實施余糧征集制，對工商企業進行廣泛的國有化，消滅商品貨幣，代以實物交換和分配，實施強制義務勞動等，史稱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它有效的保證了蘇維埃政權在戰爭中能夠集中人力物力戰勝敵人。然而，戰爭威脅減輕后，俄共（布）卻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國內戰爭后，國民經濟恢復任務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提出了首先從工業入手，從而恢復國民經濟[1]。1920年12月，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2] 。但在戰時共產主義強化的條件下，經濟與政治形式卻日益惡化。到1921年春天，蘇俄政權面臨的危機，竟然較內戰時更為嚴重。1921年5月，列寧回顧說，“1920年秋季和冬季……沒有完全有保證的和足夠的糧食儲備，國家就根本無法全神貫注地有步驟地進行恢復大工業的工作?！盵3] 恢復工業計劃的失敗促使了列寧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他認識到農業因為受到余糧收集制的影響，農民生產沒有積極性，必須首先解決好農民問題，才能重啟經濟重建，實現工農聯盟?！?921年春天形成了這樣的政治形勢：要求必須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堅決的、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盵2] 這樣，列寧開始考慮以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寧起草的《人民委員會關于直接稅的決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糧收集制改為實物稅”[3]。1921年3月，在喀瑯施塔得暴動的推動下，俄共（布）十大形成決議，正式決定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這標志著新經濟政策啟動。 列寧寫道，“新經濟政策的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使我們開始建設的新經濟……同千百萬農民賴以為生的農民經濟結合起來?！盵3] “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范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3]。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轉向間接過渡的結果。 二 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思考，始于糧食稅，繼而發展到對自由貿易、商業精神和市場的認識，對國家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農業合作社的認識，最后形成了一個內在有機聯系的政策體系。目的是經濟上解決工業化與農村發展的矛盾，政治上鞏固工農聯盟，開辟了一條向社會主義間接過渡的道路。 首先，通過糧食稅，進而發展到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的新認識。新經濟政策的起點是實行糧食稅。它使農民在完成固定的實物糧食稅后，可以利用市場自由處理自己的余糧。1921年4月，列寧在《論糧食稅》中寫道，“糧食稅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過渡”，“流轉就是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在這一限度內，流轉對我們是有利的”[2]。他認為“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寧最初的設想，國家需要的糧食，主要通過糧食稅和工農業產品的商品交換兩種途徑完成。這里的商品交換，實際上是在國家監督下，以實物交換方式進行，從而繞開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自由貿易，避免滋生資本主義的因素。列寧認為，這是一種有意義的暫時退卻。 然而，由于當時蘇俄消費工業十分落后，國家拿不出足夠的工業品與農民進行交換。糧食稅反而導致1921年6月以后的糧食危機。到1921年秋天，列寧意識到應當“要作最壞的打算”，允許讓農民通過自由貿易，在市場上自由的交換余糧，承認貨幣為媒介的流通。這是“第二次退卻”。“我們應當認識到，我們還退的不夠，必須再退，再后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盵3] 至此，新經濟政策的全貌展現。在這個意義上，有的研究者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時間也可以界定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貿易在農業和地方小工業領域的成功，列寧進一步考慮利用市場發展國營企業，指出“國營企業也在改行所謂經濟核算，實際上就是在相當程度上實行商業的和資本主義的原則?！盵3] “目前已有少數企業開始實行商業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場的價格支付工資”[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對當時的經濟特點總結是:“國內市場的形成”和“貨幣交換的發展”，提出要“以市場的存在出發并考慮市場的規律來掌握市場，并且有系統的通過深思熟慮的、建立在對市場過程確切估計之上的經濟措施，把調節市場和貨幣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國有工業“適應市場條件和市場競爭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早在1918年5月，列寧第一次指出蘇俄在過渡時期存在著五種經濟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自然經濟的農民經濟；（2）小商品生產；（3）私人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2]。他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大大高于我國現時的經濟，這是第一”，“國家資本主義中沒有任何使蘇維埃政權感到可怕的東西”[2]。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將是一個進步?！?[2] 新經濟政策開始后，列寧對蘇俄的國家資本主義和一般的國家資本主義作出了明確區別?！拔覀冊谖覈鴮嵭械膰屹Y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掌握了一切經濟命脈，我們掌握了土地，它已歸國家所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盵3]1922年3月，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作出了明確定義：“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2]

新經濟政策引入了市場機制，部分的復活了資本主義，其邏輯前提是承認商品經濟的效率合理性。實際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是影響人們對新經濟政策理解的最深層因素。市場機制對于社會主義，是僅僅可以暫時利用的，還是一種長遠的制度安排，這是新經濟政策走到一定階段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但剛剛革命后的蘇俄，徹底接受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很多革命者無法認同的。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一直在努力劃清界限：“什么是從法律上滿足任何公民與目前經濟流轉有關的要求，什么是濫用新經濟政策”[3]，而兩者之間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執行經常處于搖擺之中。 1921年12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思想做出決議，認為必須從市場的存在出發考慮市場的規律，掌握市場，通過有系統的、深思熟慮的、建立在對市場過程的精確估計之上的經濟措施，來調節市場和貨幣流通。這說明當時列寧將市場的作用已經提升到相當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寧給格·馬·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新經濟政策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經濟計劃，不是要超出這個計劃的范圍，而是改變實現這個計劃的辦法?！盵3] 這表明列寧認為市場實際上仍然只是計劃的補充，雖然是十分重要的補充。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總體上仍然是比較薄弱的。德米特連科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是20世紀20年代外圍政治經濟的一種趨勢和因素。當時存在著兩種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導地位的國家所有制同無產階級專政的行政管理系統和思想意識形態，二是外圍的非社會主義(非公有制)的體制，它要求相應的經濟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護機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發展邏輯，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合作及沖突，而新經濟政策的這種外圍性也就決定了它的（夭折）命運”[7]。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使蘇俄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下得以恢復，作為反危機措施，它是比較成功的，表現為新經濟政策實施后，農民暴動消退，國家經濟迅速恢復，并且開始與西歐的部分經濟聯系，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國家間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杰出貢獻。 然而，由于列寧領導蘇俄經濟建設時間太短，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仍然在發展之中，新經濟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義和價值仍然未能在黨內形成共識。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至少要執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會議決議也強調，新經濟政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個要在若干年內長期實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經濟政策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政策之間巨大的差別，使黨內主流對它的真正含義和地位有明顯的分歧。新經濟政策究竟是一種策略性政策，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模式，這個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 在執行新經濟政策的20世紀20年代，蘇聯經濟總體較好，但時有起伏，如1923年出現銷售危機，1926年出現商品荒，1928年出現糧食收購危機等。戈里諾夫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同世界經濟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對外貿易壟斷的條件下）經濟聯系”，存在“城鄉在技術方面（生產力的工業性和非工業性）、組織方面（大生產和小生產）、政治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顯差距”[8]。這實際上與市場不健全和經濟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聯系。列寧逝世后，黨內發生的激烈的權力與路線斗爭，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權化和官僚化，這都使市場取向的新經濟政策外在環境日益嚴峻。隨著斯大林在黨內斗爭中勝出，以及加速工業化戰略的提出，政策開始轉向。1928年冬天，糧食危機再次深化，斯大林結束了新經濟政策。歷史證明，這并不是偶然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