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黨的私營經濟政策經歷了一個“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進歷程。而這一演進歷程又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密切相關。黨的私營經濟政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也會促進黨的私營經濟政策的發展，是其形成和演進的理論環境。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私營經濟政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2010年5月13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出臺的第一份專門針對民間投資發展、管理和調控方面的綜合性政策文件，也是黨的私營經濟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私營經濟政策的演進歷程，研究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的關系，對于深刻理解這一政策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私營經濟政策的演進歷程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黨的私營經濟政策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利用”、“限制”階段，“改造”、“消滅”階段、“補充論”階段，“組成部分論”階段和“平等論”階段。 (一)“利用”、“限制”階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各種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正是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加工訂貨、定購包銷、擴大貸款、減輕稅賦、調整勞資關系等一系列措施保護和扶持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特別是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同時，對私人資本主義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也進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導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健康發展，從而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二)“改造”、“消滅”階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澤東在《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之后，在社會主義改造進行過程中，毛澤東再次強調，“徹底地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的痕跡”，“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到1957年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大陸基本上被消滅了。 1957年前后，毛澤東等人對黨的私營經濟政策又進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指出“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但這些思想只是曇花一現。不久，黨的政策又轉到“消滅”上來。1958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繼續加強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徹底把資本主義搞臭”，“對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工業，原則上不允許繼續存在”。特別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在這種判斷下，更是把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并開始了不斷升級的尖銳批判。以這一錯誤分析為基礎，黨的私營經濟政策朝著“左”的方向越走越遠。不僅不允許存在私營經濟，而且急于消滅個體經濟，急于“割資本主義尾巴”，取消農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場。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只剩下19萬人，僅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 (三)“補充論”階段(1978--1991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雇工大戶”形式出現的私營經濟在中國的大地上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針對這些“雇工大戶”，中國共產黨最初采取了“默許”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對“超過規定雇請多個幫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的“三不”政策。1984年，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得很明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放了這么兩年”，隨著黨對私營經濟認識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補充論”。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私人企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對于有些為了擴大經營規模，雇工人數超過這個限度的私人企業，也應當采取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除弊，逐步引導的方針。”這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營經濟，雖然它的名字還叫“私人企業”。在此基礎上，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明確指出：“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肯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私營經濟，并采取了鼓勵發展的政策。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補充論”的提出標志著全黨對私營經濟的認識實現了一個質的飛躍。 (四)“組成部分論”階段(1992—2002年) 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共同發展”的提出，淡化了“補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在此基礎上，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組成部分論”的提出，意味著私營經濟由作為“補充”的配角變成了“自家人”，由“體制外”進入了“體制內”，正式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黨的私營經濟理論實現了第二次重大飛躍。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必須毫不 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標志著黨對私營經濟的認識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五)“平等論”階段(2002年以后)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這就意味著“經濟上平等競爭”。2004年，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憲法第二十二條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這就意味著“法律上平等保護”。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從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維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提高自身素質、改進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加強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指導和政策協調等七個方面提出了給予私營經濟平等待遇的36條意見。“非公經濟36條”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清除體制性障礙的第一聲”。2007年，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論”即法律上平等保護和經濟上平等競爭。這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私營經濟不僅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獲得了和公有制經濟平等的待遇，一視同仁，平等競爭。黨的私營經濟理論實現了新的飛躍。為了貫徹執行“平等論”，黨和國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10年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