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西藏問題的特殊性，建國以來，黨中央一直十分注重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改革開放后，西藏經濟發展被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因此發展迅速。中央在制定西藏政策的時候，既注意全國政策的統一性，又注重和西藏的特殊情況相結合。自1980年開始，中央先后召開了四次西藏工作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措施，對西藏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2004年3月5日下午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西藏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要高度重視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協調發展，重視城鄉之問、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西藏將在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指導下，走出一條科學發展的新路。由于西藏問題對我們國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西藏的工作在黨和國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戰略地位，西藏的穩定，涉及國家的穩定；西藏的發展，涉及國家的發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國家的安全。改革開放以來，西藏的經濟迅速發展。預計到2005年，大多數西藏人民的生活將達到小康水平。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西藏經濟政策的發展和演變，對做好新形勢下的西藏工作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完成撥亂反正任務，加強改革，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建國以來，中央既考慮了全國政策的統一性，又考慮了西藏情況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點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對鞏固國家統一，促進西藏發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同樣秉承這一規律，來制定與西藏有關的政策。一般來說，中央就全國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在前，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部署西藏的具體工作在后。 （一）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開展撥亂反正工作，確立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文化大革命”時期，由于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對于黨的民族政策、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嚴重破壞，西藏人民和全國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深受其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開始了全國范圍內的撥亂反正工作。1980年4月，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全會以鄧小平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指導，貫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確立了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以藏族于部和藏族人民為主，加強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西藏實際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林彪、四人幫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國防，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1]（會上還糾正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左傾錯誤觀念，指出“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2] （在總結過去經驗的荃礎上提出對藏工作的八項方針，其主要內容有：中央各有關部門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制定、執行與西藏有關的方針、任務和政策，積極支援西藏發展；全國各有關地方和單位都要根據上級的指示，認真做好援藏工作；重新審訂全區經濟建設規劃，糾正經濟政策方面一系列“左”的偏向，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座談會召開推動了西藏的撥亂反正，使西藏實現了工作重點轉移。同年5月22日，胡耀邦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組到西藏考察工作，宣布給予西藏一系列優惠政策，主要有：全部免去自治區群眾的農牧業稅；不準隨便向群眾無償征用勞動力；在所有的經濟活動領域，都要放寬政策，不亂加限制；自留地和自留畜，群眾自己能搞多少就讓他們搞多少，房前屋后愛種什么就種什么，群眾手里的東西要允許自由交換，生產可以聯系生產力計算報酬；包產到組、到戶、到人。 （二）第二次藏工作會議召開：進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 1982年黨的十二大的勝利召開，完成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任務，提出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全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后，西藏的農牧業生產徘徊不前，經濟文化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為解決這些問題，1984年2、3月間，中央一專門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議認為主要原因是自治區的主要領導對西藏的特殊性認識不足，思想不夠解放，搞活經濟的措施不夠切實有力，在執行黨的政策的過程中存在左傾思想。針對這些情況，會議決定對西藏的特殊性進行再認識，進一步解放思想，把西藏的各項工作推向一前進，“中心是把經濟搞上去，使人民盡快富裕起來”[3]。會議要求西藏的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要把主要精力轉移和集中到三個方面，其中首要任務就是“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條件，千方百計地把經濟搞上去”[4]。經過第三次西藏會議，西藏徹底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把工作的重點完全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會議還就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決定，即：A、大力開發能源，發展交通運輸事業；B、進一步放寬政策，促進農牧林和民族手工業的迅速發展；C、努力辦好教育事業，發展和繁榮文化藝術；D、對外實行開放，對內加強交流等。為了落實會議精神，同年8月，中央工作組再次進藏實地調研，在分析問題，統一認識以及繼續堅持兩個“長期不變”（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和“兩個為主”（按照西藏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意愿在堅持土地、森林、草場公有制的前提下，實行以家庭經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方針）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地推動下，農村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西藏社會經濟由封閉型向開放型、由供給型向經營型轉變。 在中央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為了改變西藏基礎設施落后的面貌，同時也是為自治區成立20周年獻禮，中央決定，由京、津、滬、蘇、浙、閩、魯、川、粵等省市，按照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幫助西藏建設43項工程，同時決定在內地各省市開辦西藏中學。內地援建的43項工程，涉及電力能源、文化旅游等數十個基礎行業，總建筑面積23.6萬平方米，總投資4.8億元。為了完成中央的囑托，上述9省市先后動員了1.9萬多名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參加這43項一工程的建設，體現了漢藏同甘苦、共患難的兄弟情意。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深切關懷下，在各援建省市的高度重視和具體努力下，截止1985年，43項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為西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 （三）恢復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出檢驗中國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的標準 “文化大革命”時期，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受到極左思潮的破壞和踐踏。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把鞏固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國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1980年，鄧小平針對過去在實施民族區域自治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指出“要使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區域自制”。1982年頒布的新憲法恢復了1954年憲法中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一些原則，而且還增加了一些具有時代精神的新內容。1984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標志著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建設開始步入法制化的軌道。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適合中國的情況”“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優勢，不能放棄”[5]。實踐證明，該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國國情實際的。它在西藏實行有利于西藏人民根據本地方的條件，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本地方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987年6月29日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的談話提出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的標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6]這為檢驗西藏工作好與壞、優與劣提供了一把標尺、一個準繩。促進西藏的發展，造福西藏人民是我們對藏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 八十年代末到中共十五大，西藏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中央首先穩定了西藏的局勢，然后制定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面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措施，給西藏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穩定西藏局勢，奠定新一輪發展的基礎 在外國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叛逃國外的達賴集團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策劃、煽動、組織了多起騷亂事件，給西藏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破壞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阻撓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只有穩定才能發展，只有發展才能實現長期的穩定。兩者互為條件，缺一不可。黨中央緊緊抓住穩定和發展這兩件大事，制定西藏政策。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同志十分重視西藏工作。1989年10月，他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門聽取西藏自治區黨委的匯報，討論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西藏工作紀要》，提出“西藏工作要緊緊抓住穩定局勢和發展經濟兩件大事”。1990年7月，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更好地做出加快西藏經濟發展的決策，江澤民同志專程到西藏考察，做出了“一定要把西藏的事辦好”的重要指示，強調要改善能源和交通這兩大制約西藏經濟發展的瓶頸。不久，一批由國家投資的重大項目確定。主要包括：“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工程；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工程；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墨脫公路的整治和改造；擴建拉薩貢嘎機場；改建邦達機場等。1990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把國家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與少數民族自力更生相結合，把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與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具體利益相結合，把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優勢與沿海地區和內地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才、資金、技術優勢相結合。”[7]“三結合”政策的提出，為西藏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思路，開辟了新視野。 （二）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召開：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加快改革開放，確立西藏發展新目標&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