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時、準戰時狀態存在的原因

所謂戰時、準戰時狀態，一是指直接的戰爭狀態，如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日俄戰爭，以及太平天國時期的農民戰爭、清末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等。二是指戰爭威脅和潛在的戰爭狀態，如西方列強以戰爭和瓜分威脅中國，國內的反清活動等。簡單地說，戰時、準戰時狀態在晚清時期的長期存在，是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激化的結果。進而言之，這又與當時的全球性的殖民化、資本主義化和化趨勢密切相關。

在資本--帝國主義時期，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影響下，世界各國、各地區或民族，主要面臨三種趨向或可能：資本主義化、殖民化和現代化。

資本主義化，顧名思義，就是追求資本積累的無窮性，資本在全球流動，利潤向中心國家集中。"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值"，[1] "正是資本持有者的這種無休止的、奇異的自顧自的目標，即積累更多的資本，以及這一資本持有者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與其他人建立起來的關系，被我們稱為資本主義過程"[2] 。

殖民化，在宗主國（中心強國）是侵占別國領土，奴役別國人民，掠奪別國資源；在殖民地國家則是慘遭屠殺、奴役和陷入貧困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興起的上，幾乎無一例外地從事過對別國的殖民掠奪和侵略。殖民掠奪和侵略戰爭是西方興起必不可少的條件。在他們那里，似乎有一點"內圣外王"的味道--對內是曲折的民主化過程，對外是野蠻的殖民化。內外有別。殖民化是以武力征服和暴力掠奪為特征的。幾乎所有的后發展國家都是列強殖民掠奪的對象；在國際經濟－秩序中，他們也處于不利的弱勢地位。當然，反殖民化的過程也幾乎同時發生。

現代化，簡單地說，就是從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追求非人格化、理性化和合理化。商品經濟的發展，分工與合作的擴大，市場的擴展，總之，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使全球聯為一體的"看不見的手"。在中國內部，明清時期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或者說，存在著市場經濟的因素。[3] 這與西歐的歷史進程有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中國社會中的專制主義，嚴重阻礙了經濟市場化的發展；中國明清政府不支持本國商人的海外貿易，更不提海外殖民了。但是，專制主義的壓制，也不能完全扼殺經濟中的自發自由的因素。到了近代，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性擴張的加速，一部分中國人也領略到了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的好處，有了學西方的思想和行動。"開眼看世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成為振聾發聵的吁喊，代表了經世制用思潮的正確方向。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人也會在和平的環境中慢慢地西方文明的精華。

顯然，殖民化、資本主義化和現代化三者之間又互相交叉，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新興資本家階級無休止地追求積累更多的資本，展開了全球范圍內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奪。在宗主國，殖民化與資本主義化是互相促進、互相支持的過程。美洲的"發現"，非洲的殖民地化，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和繁榮的強大推力。此外，市場經濟發育最為充分、成熟者，無一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資本主義是推進經濟市場化的制度創新。市場經濟支撐了中心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又擴展了市場的邊界。不過，資本主義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現代化，資本主義也不完全等同于市場經濟。前資本主義時期早已存在市場經濟的要素，市場經濟的歷史遠比資本主義的歷史長。資本主義追求的是資本積累的無窮性，現代化則以競爭和合理化為主要特征。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不同，兩者"存在著毋庸置疑的區別"；[4] "市場經濟處在競爭的影響之下，而資本主義則由于擁有積累起來的巨額資本，能夠放手地從事'賭博、冒險和作弊'"。[5]

在全球殖民化、資本主義化和現代化的影響下，東亞的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旧弦灾袊鵀橹行牡?、相對均衡的政治、經濟秩序，在西方殖民者的打擊下瓦解了。東亞小國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完全拋棄了東亞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傳統，把西方列強殖民掠奪、侵略那套基督教的、暴力的和霸道的資本主義方式"學習"、吸收了。日本逐漸崛起，并與西方列強沆瀣一氣，共同構成了東亞地區的霸權勢力，而中國和其他國家則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霸權和殖民支配下的新秩序在東亞形成。[6]

中國社會自身的變動也帶來了戰爭危機。農民戰爭早已宣告：清朝統治者再也不能按原樣繼續統治下去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表明清朝統治者再也無法保護本國人民的利益了。歐風美雨、西學東漸，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要求日益強烈。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刺激下，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形成浪潮。民主共和，無非是一種保障經濟正常發展、推進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制度創新。

在上述全球性的殖民化、資本主義化和現代化趨勢的影響下，中國發生了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也發生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7] 反清斗爭和清政府的鎮壓、列強入侵和中國人民的反抗，貫穿其間，使中國社會一直處于戰時或準戰時的動蕩狀態。這種戰時、準戰時狀態，無疑對晚清政府的經濟政策發生了影響。本文不討論戰爭期間的經濟政策，而是在戰時、準戰時的動蕩條件下，政府的經濟對策。

二、戰時、準戰時狀態對晚清經濟政策導向的影響

1．洋務運動時期致力于籌餉、造船、練兵、制器

在遭到太平天國革命和鴉片戰爭"創巨痛深"的雙重打擊后，清政府被迫舉辦"自強新政"，試圖通過"內須變法"的改革措施，克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帶來的危機。自強新政開始于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為應付危局，相繼采取了舉辦新式軍用和民用工業等重大措施，并帶動了部分私人資本投資于新式產業，產生了早期的資本家；社會各階層也開始關注起"洋務"來。中國社會過去是林則徐、魏源等個別"先覺"者的吁喊，曲高和寡；此時已有一批進步的士大夫議論、思索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等重大。于是，由政府主持的"自強新政"引起聯動，形成歷史所稱的"洋務運動"。[8]

洋務派首腦李鴻章認為中國已處于"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之中，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強敵"。[9] 認定不自強不能挽救危局；而且主張抓住機會，不能拖延。"處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 ······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10] 最高統治者也承認："外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11]

不過，清政府、洋務派圖謀自強，實際目標則是"保和局"。李鴻章承認："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2] "自有洋務以來，迭次辦結之案，無非委曲將就。"[13] 他主張"固須力保和局，即將來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開釁。彼族或以萬分無禮相加，不得已而一應之耳。"[14]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就與退讓求和的一貫方策直接相關。正所謂"今日買船，明日置炮，此處筑臺，彼處設壘，歲費國家數百萬金，而每有震驚，一味求和。[15]

圖強是為了保和局。求富主要是為了"浚餉源"。李鴻章說："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16] 沈葆楨則稱："籌餉為自強之綱。"[17] 所謂"振興商務"不過是"浚餉源"的一種手段。

當然，求富也有"稍分洋商之利"的設想。李鴻章講到興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理由時說："臣擬遴派紳商在上海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翼稍分洋商之利。"[18] 又說，舉辦工礦業可以"開發利源"，"免致外人覬覦"，"杜外人覬覦之漸而保中國自主之權"，"洋人常以代中國興利為詞，今我先自興其利，且將要路占造，庶足關其口而奪之氣，使之廢然而返。"[19]

求富之中還包含有"富民"的想法。李鴻章說："臣維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后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固。"[20] 又說："誠能設法勸導，官督商辦，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準洋人代辦，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煉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榷其余利，且可養船練兵，于富國強兵之計，殊有關系。"[21] 當然，這是從"浚餉源"的角度談富民的。

洋務運動時期造船、練兵、制器的措施，也是有一定成效的。[22] 但是，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在西方列強的支持和縱容下，發動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清政府既缺乏持久抗戰的決心，更沒有動員組織全國資源的能力；"力保和局"的國防戰略破產，不得不接受戰敗求和的恥辱。清政府必須調整其政策。

２．甲午戰后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

戰爭的失敗，迫使清政府"反省"過去的政策措施。順天府尹胡燏棻、給事中褚成博、新疆巡撫陶模、洋務派的后起首腦張之洞等，都對當時的經濟政策提出了批評。[23] 不過，更多的官僚還是認為自強新政之所以成效不大，恰恰在于新政不夠深入、全面，他們認為，像鐵路、銀行、郵政、制造、開礦等等新政，有的"屢議屢廢"，有的付諸闕如。主張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

一些官員在"反省"過去之后，開出了各自的"藥方"。 張之洞、胡燏棻、劉坤一等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張。[24] 他們所建議的措施，相當一部分是在洋務新政中已辦或辦無成效、或議而未辦的。只有軍工包給民辦的建議較有新意；開設學堂已觸及傳統制度的改革。 種種主張表明，過去清政府力圖通過洋務派牢牢控制住新政，而現在一些高級官僚則有意將富強要政之門稍稍打開一點，讓普通商民參與進來，甚至軍火也可由民間制造，認識轉變的幅度并不算小。但同時又對洋商寄與很大希望，嚴重缺乏自力更生的信心。至于如何改革腐敗的政治制度，則幾乎沒有提出什么具體措施，只在育人才方面，稍有涉及。

面對戰敗求和的困境，根據"中外臣工"的意見，清政府表示："惟以蠲除積習力行實政為先。""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新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主辦。至整頓厘金、嚴核關稅、稽查荒田、汰除冗員各節，但能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于國計民生兩有裨益。"[25]

上諭列舉的14條措施，核心是"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這是甲午戰后清政府基本的經濟政策導向。從前洋務派"浚餉源"的思路，此時仍在延續。

值得注意的是，在維新派的推動下，清政府試圖變祖宗"成法"，希望通過變法維新，建立振興工商的激勵機制，從而提高國力，消除瓜分危機。[26]

３．辛丑后日益依賴外力維持

八國聯軍的入侵和《辛丑條約》的簽訂，沉重打擊了清王朝。清政府重祭變法的大旗。但"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的政策目標并未改變。因為戰敗賠款、推行新政需要加倍地籌餉，鎮壓反清革命需要整練軍備。而恤商惠工，開辟財源，在此時更加重要。

當然，受時勢所迫，清政府不得不加快制度變革的步伐。1901年1月，清廷下變法詔。[27] 不久，又設立督辦政務處，負責變法事宜，包括經濟方面的變法在內。地方督撫中，參與過"東南互保"的袁世凱、劉坤一和張之洞先后奉諭對政務處的工作"遙為參與"。他們的意見，對清政府的決策影響較大。[28] 標榜"力圖復興"的慈禧太后，再次表示"唯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要求各督撫按他們所陳擇要舉辦。[29]

背負著沉重賠款負擔的清政府，為了解救危機，一方面要推行新政，一方面又要加緊搜刮。因此，我們一方面看到新政的推行，在變革的范圍和層次上，都較前一時期有所擴大和提高，由局部和臨時措施擴大到政府部門的部分改革和經濟法規的系統制定。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較前一時期更明顯的游移搖擺和矛盾混亂。[30] 愈到末期，清政府的經濟政策愈走向依賴列強的政治力量和資本優勢來維持其經濟的運轉和統治的茍延的窮途末路。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沙俄乘機向東北大舉出兵，將清王朝的發祥地置于它的勢力范圍之中。清政府驚慌失措，只得扯起"以夷制夷"的旗幟，盼望列強共同維持。早在1901年3月，張之洞就向清廷電奏救急三策，主張發電旨請英、日、美、德代向俄國懇請推遲中俄簽約期限；將東三省全行開方，所有礦務工商雜居利益，俱準各國任便公享；用英國將領練北洋水軍，日本將領練山海關奉天陸軍；認定中國生機全賴"各國牽制"四字。張的主張得到劉坤一和盛宣懷的贊同。這三位策劃過東南互保的重臣聯銜上奏，重申開放通商、參用"客卿"（外人）治理東北的主張。[31] 但懇請各國牽制的活動沒有任何成效，卻發生日本和俄國爭奪中國東北的戰爭。戰爭之后，英、俄、日、法四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通過一系列的協定，形成共同瓜分中國之勢。美國為插手宰割中國，祭起"門戶開放"的大旗。在這種險惡局勢下，清政府仍寄希望于"以夷制夷"。1907年8月，首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上奏，力主東三省速行開放，使之成為各國通商重鎮，并大借外債，用于銀行、鐵路、開礦、墾荒；先聯俄日，即英德法美諸邦亦當開誠布公與之聯結。[32] 繼任的東三省總督錫良力主挽救東北危局"惟有借債一法"，[33] 認定借債筑路"可為我國第一救亡政策"，達到"債主代為維持"的目的。[34] 但這個"代為維持"的"救亡政策"，正好滿足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侵略權益。

以上就是在戰時、準戰時狀態的壓力下，從圖強、求富和制器、練兵，到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再到依賴外力維持，晚清經濟政策導向的變化軌跡。

四．戰時、準戰時狀態下政策調整的后果

首先．戰時、準戰時狀態，迫使清政府以籌餉練兵為政策的核心目標。這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

例如，為償付對日賠款，清政府被迫借了３筆總數合庫平銀3億多兩的外債，每年要付出263萬英磅的本息（約合庫平銀1700萬兩）。到辛丑前，清政府每年償付外債本息的總數高達2400萬兩左右，占國家歲出的份額也從甲午戰前的每年10%上升到25%左右。辛丑之后，庚子賠款的歷年支付數多數年份都在2000萬兩以上。僅在1903年，庚子賠款實付額和舊欠外債本息共有4512.95萬兩，占該年收入的43%、或支出的33%。[35] 為支付巨額債款，清政府不惜"痛加搜刮"，加重人民的負擔；同時，的財稅自主權也慘遭列強控制。侵華戰爭和爭奪勢力范圍的舉動，還直接導致清政府的統治危機。甲午戰爭使本就步履維艱的自強新政的努力付諸東流；瓜分中國的危機引發中國的動蕩，直至庚子事變爆發；《辛丑條約》使清廷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清革命風起云涌。在這里，內因與外因的分野已相當模糊，外力已經成為十足的變化的根據。

其次，清政府奉行"外須和戎"和"結與國之歡心"的決策，政策不能自主。

清政府奉行"外須和戎"和"結與國之歡心"的對外政策，對戰爭賠款，它竭力償還，不惜搜刮本國商民；對列強輸出資本的活動，它再三退讓、迎合，不惜壓制本國商民的投資活動；最后，為維持衰弱的統治，它寄希望于列強的"代為維持"，正好落入列強瓜分勢力范圍的鎖鏈。外國列強、商人也憑借系列不平等條約、商業合同、國中之國的海關稅務司和租界、租借地，使其侵略野心、手段楔入清政府的官方政策之內；清政府制定任何一項國內政策（如稅收政策，鐵路、礦務政策等），都必須考慮它們。這導致外部轉化為內部因素，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帶有不完全自主的特點。結果是列強的利益需求得到極大滿足。

強權之下，國際條約國內政策化了；反過來，國內經濟政策國際化了。中國制定國內政策要看外國人的臉色；列強的要求往往也反映在中國的國內政策中。甚至中外私商之間的爭議往往變成政府之間的交涉；貿易往來常常演變為事件。晚清經濟政策的不完全自主性、半殖民化的特點，無疑對本國的獨立和主權完整，以及化、化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清政府始終把籌款當作"急務"，經濟政策帶有短期行為的特點，這并不是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缺乏穩定的預期所導致的，而主要是因為戰爭賠款必須不折不扣地按期償還；穩定的預期造成了行為短期化的后果。這是列強入侵、全球殖民化對中國政府行為的扭曲。因此，在近代中國的特殊環境中，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不能僅僅視為外部條件；它已經部分地成為清政府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組成環節。這造成經濟政策不能考慮、效率等目標，造成政府行為的短期化。

當然，政策的混亂，也與清政府自身的腐敗無能有關。

在全球殖民化、資本主義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晚清經濟政策也有實現轉型、推動本國現代化，從而根本擺脫戰爭威脅的契機。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古老的東方大國開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但在戰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清政府并沒有意識到"天下大勢"的變化，幾乎未采取任何應變措施。[36] 直到六十年代，太平天國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給清王朝帶來"創巨痛深"的打擊，一部分官僚才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有所認識。

洋務運動時期也有政策轉型的契機。對清政府的舉措，民間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政府應該作的，如獎勵工商，引進專利制度；裁并厘金，改革稅制；修改不平等條約；設立商部，頒定商律；等等。希望以此來通商惠工。更進一步，他們還要求改革封建政教，設議院，辦學堂，西方的富強之本。對新政中的，清政府也有過修補措施。一些洋務派官僚還曾提議興修鐵路，以擴大自強新政的規模，最后因意見不統一而長時間擱置。至于開議院，廢科舉，觸動祖宗成法，更是不敢實行。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以妥協退讓、"外須和戎"為代價，有過相當一段的所謂"中外和好"時期。自強新政就是在這一時期實施的。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新政已暴露出許多問題，官僚集團內有所察覺，民間也議論紛紛。此時，清政府理應不失時機地轉變政策，一方面認真整頓軍用工業，另一方面盡可能地減少官方控制和直接插手新式工業的做法，大力扶持民間資本的發展，甚至改革"政教"，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以便在中國工業化的初期，就能走上合理的國家干預之路。然而，清政府明知新政弊端叢生，也未采取有效措施，更不敢中斷新政，處于無所作為的狀態。而西太后的萬壽慶典仍在緊鑼密鼓地籌辦；頤和園中也正大興土木。如果不是列強環伺，清政府這樣也能茍且相當長的時間。不幸，侵略中國的戰爭危險正步步逼近。甲午戰爭的炮聲即將響起。

日本工業化的歷程幾乎與中國同時起步。19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在經濟上加緊"殖產興業"，毅然采取扶植民間私人資本的措施，加快了其工業化的步伐。更有甚者，日本奉行"脫亞入歐"政策，效法西方殖民者，在其工業化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時期），一直圖謀侵略中國和朝鮮，以便為其工業化"加油"。十年磨一劍。1894年，日本發動侵略中朝的甲午戰爭，中國失敗，陷入深重的危機。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近30年的洋務運動時期是中國工業化和早期現代化奠基的關鍵時期。錯過這個契機，就時不再來！

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改革政治制度的時機并不成熟。從現代化進程或制度演進的角度看，此一時期最急需的是創造條件，讓經濟活動中的微觀主體――投資者、廠商、資本家等，從傳統社會的官僚、地主、商人，以及近代的買辦中分離出來，成長起來；同時為現代市場經濟機制（包括制度）的形成創造條件，讓新生的資本家階級有發展的空間。這樣就有了推進現代化的經濟基礎。這就要求清政府放手讓一切有著投資欲望的有產者，自由地投資于他們愿意進入的產業中，保障他們的財產權利；制定相關，促成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化，不設置任何障礙。這也就是斯密所說政府的第二項義務。但恰恰在這兩個方面，清政府的經濟政策有重大缺陷，從而導致發展機遇的喪失。

放手國人自由地投資于現代產業的契機失去后，政策轉型的第二次契機，是伴隨著維新變法運動而來的。幼年期的資產階級試圖通過變法參與國家政權。從當時的形勢看，這一時期是"亟籌興革""變祖宗成法"的較好時機。當時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都在積極推動維新變法，寄希望于清政府；反清革命還沒有形成燎原之勢。相反，民族危機激起中國人變法自強的緊迫感和決心，多少有些"上下一心"的氣象。此時，變法維新，建立富強的制度基礎，正是時候。但最高統治者別有所圖。光緒皇帝企圖掌握實權，不惜挑戰西太后的權威；康有為等人也不真正了解宮廷爭斗的風云變幻，貿然卷入殘酷的權力之爭。起初對"變成法"持默認態度的慈禧太后，為維護個人的權威，在頑固派的鼓噪下，竟不顧大局，扼殺了變法運動。到了20世紀最初十年，形勢劇變，清朝政府淪為"洋人的朝廷"，其統治的權威已難于維系；反清革命也已勢不可擋。此時再談變法，已失去了社會基礎。由此看來，甲午戰后"從速變計"的意圖雖然切中了要害，實際成效卻極為有限。在經濟領域是如此，在政治領域更是如此。盡管時勢已要求變法維新，但實際措施仍是自強新政的擴大與深入，"變法"的色彩極淡。清末新政已是時不再來的最后掙扎。清政府要么和平交權，要么被革命推翻。

政策調整的失敗，本身就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后果，同時又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進程。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這里沒有內因與外因的分野。他們既是全球殖民化、資本主義化進程的后果，又是這一進程的組成部分。

通過上述，我們能從中得到一點啟示。第一，"落后就要挨打"，這是西方列強主導下的野蠻邏輯。十字軍東征，海盜劫掠，征服美洲，黑奴貿易，武裝鴉片走私······，西方人信奉弱肉強食。殖民化是西方新興的民族國家有組織的暴力活動，對本國的資本主義化和現代化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對其他國家和民族，卻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第二，世界上最成功的資本主義，恰恰就是殖民列強。兩次世界大戰也是資本主義大國掀起的。這樣的資本主義，其他國家無法學習。事實上，西方強國的成功，是以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犧牲和貧困為代價的。日本是學習西方成功的唯一范例，但亞洲人民卻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到今日，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仍持冷戰思維。第三，今天的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柄雙刃劍。全球化無疑是由強國主導的，所有國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如果發展中國家應對失策，就有可能陷入困境。

[1] 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第36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 [2]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路愛國等譯：《資本主義》，第2頁，出版社1999年。 [3] 經君健先生認為，地主制與商品經濟有著本質的聯系（《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經濟史》，１９８７年２期）。王國斌先生認為，１６至１８世紀，中國和西歐都存在"斯密型動力"（ 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多。 [4] 參見[法]布羅代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第722、732頁，三聯書店1993年。 [5] [法]布羅代爾著，顧良等譯： 《什么是資本主義》，載《資本主義論叢》，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 [6] 參閱戴逸、楊東梁、華立著：《甲午戰爭與東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7]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筆者認為，自強新政和洋務運動之間似不宜完全劃等號。不能因為自強新政的種種弊病就完全否定了洋務運動；也不能因洋務運動開啟中國早期化的歷程，就完全肯定新政活動。 [9]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24，第1頁。 [10] 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16。 [11]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上諭，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一冊，第15頁。 [12]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17。 [13]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2。 [14]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24。 [15]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第三冊，第18頁。 [16]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39，第32頁。 [17] 沈葆楨："復奏洋務事宜疏"，載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01，洋務一，第20頁。 [18]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43，第43頁。 [19]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17，第42頁；奏稿，卷45，第32頁；奏稿，卷39，第23頁。 [20] 李鴻章："試辦機器織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43。 [21] 李鴻章："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19，第50頁。 [22] 參見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23] 各人的奏折參見《光緒政要》，卷21，第15頁；《光緒朝東華錄》，總第3637頁；《張文襄公全集》卷37，奏37，北平文華齋1928年本，第30頁；《戊戌變法》，第二冊，第269頁。 [24] 張之洞的主張見《張文襄公全集》卷37，奏37；胡燏的意見《光緒政要》，卷21，第15頁；劉坤一的方案見《劉坤一遺集》（二），第882－886、890－894頁。 [25] 《光緒朝東華錄》，總第3631頁。 [26] 關于甲午戰后經濟政策調整和實施的情況，參見徐衛國：《論甲午戰后清政府經濟政策的變化》，《歷史 教學》（天津）1998年第3期。 [27] 《光緒朝東華錄》，總第4602頁。 [28] 參見《袁世凱奏議》，上冊，第268-27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張文襄公全集》卷53，奏53；《張文襄公全集》卷54，奏54。 [29] 《光緒朝東華錄》，總第4771頁。 [30] 關于新政時期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參見徐衛國：《論清末新政時期的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1]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致江寧劉制臺、上海盛大臣、濟南袁撫臺"；"俄約要盟貽害請將東三省 開門通商折"，《張文襄公全集》卷82，電奏， 第9-13頁；卷171，電牘50，第11頁；卷55，奏55。 [32] 參見徐世昌："密陳三省切要辦法折"和"附單"，《退耕堂政書》卷10，第15-17頁。 [33] 《宣統政紀》卷25，第18-19頁。 [34] 《東方雜志》第7卷，第9期。 [35] 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4--1927）》中冊，第1317～1318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 [36] 梁啟超指出："此后二十余年，國中一切守舊，實無毫厘變法之說也"。（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六，第21頁，中華書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