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所謂的西方經濟學，是指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中國那些缺乏常識的經濟學家賴以揚名立萬的“圣經”。現在輿論一味指責他們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卻不探究其理論本身，恐怕有失公道吧。

研究經濟學的三種方法

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有三種：實踐的、歷史的和理論的。

理解這三種方法，莫過于拿學習軍事學來作比。經濟學與軍事學的相似之處在于，它們都要應用于實際中才有意義，與實際相脫離，后者要打敗仗，前者則會付出甚至比戰場上的流血犧牲更大的代價，尤其如今經濟學已成為重要的政策指導工具，真的是“經世濟民”了。

很多人喜歡對軍事夸夸其談，儼然一幅軍事家的模樣。實際上，要獲得“軍事家”這個稱號比獲得“經濟學家”的頭銜可難多了，能否成為一名優秀的指戰員，與你所用的學習方法密切相關：

1、實踐的方法。這是第一方法，換句話說，其它兩種方法都要受它檢驗，也必須以之為土壤。如成吉思汗，“只識變弓射大雕”(當時蒙古人還沒有文字)，然而他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與他率領蒙古騎兵創造的輝煌戰績，同樣在世界軍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軍許多指戰員從不識字的娃娃成長起來，也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2、歷史的方法。比起實踐法來，這種方法成本低得多。如諸葛亮耕讀于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出山后無論治國治軍，果然出手不凡，蓋其盡已博取前人經驗得失。而太平天國楊秀清屢挫清軍，卻多是從三國演義中學得計謀。今日MBA教學的案例法，實際也就是歷史方法的一種變形。

3、理論的方法。這要求的抽象思維水平最高，但危險程度也最高。因為前兩種方法以歸納法為基礎，上升為理論后，則以演繹推理為主，從而使之普適化。理論的這種獨立的傾向，往往使其信奉者在現實中碰壁，如趙括紙上談兵，馬謖失守街亭，結局令人沉痛。

然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卻以數理分析為主，幾乎已演變為一種理論游戲。蓋其已建立起一套宏偉精密的數學模型，排除了實際中很多因素，在邏輯上達到自洽，讓人欽佩其構思的精妙，不知不覺成為它的信徒。就像人們把星星分成各種星座，孰不知這種人為制造的彼此關系并不是它們的自然結構。

故而弗里德曼提出“實證經濟學”以糾時弊，然而他本人卻是新自由主義的貨幣學派的代表，認為“一幣就靈”，這就像阿基米德所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其言壯也，可即使理論上能找出支點、現實中能有這樣的杠桿嗎？

觀其行比察其言更重要。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真正施行的經濟政策，與西方經濟學的主張從來就不一致，典型如羅斯福的“新政”，當時曾被批評為“社會主義”。可以說，迄今并沒有哪種西方經濟學說能夠被完全落實。反過來說，凡是全照西方經濟學那一套來的，無不遭遇災難，如葉利欽聘請哈佛教授薩克斯為俄羅斯高級經濟顧問，以其“休克療法”為改革綱領，最終平民成為最大的犧牲者，奇怪的是，現在有不少人撇開經濟方面來為西方經濟學辯護，真是所謂“一葉障目”啊！

在“前經濟學時代”，先人們發展經濟主要是從務實、從解決問題出發，同樣也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功，如商鞅變法，使秦一躍而為強國。從整體來看，中國古代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直到康乾盛世仍位居世界第一，那時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西方平民低。正是出于“嫉妒”，西方在以販賣鴉片竊取財富受阻之后，以槍炮強逼中國打開了大門，從此開始了其赤裸裸的經濟掠奪，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如一座大山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身上。

如今，這座大山被推翻了，但我們又對西方經濟學這座大山頂禮膜拜。由于當今經濟學家普遍對歷史缺乏常識，甚至習慣用西方視角來看問題，導致中國至今缺乏產生原創性經濟學的學術氛圍。當西方正在興起“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對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進行反思、乃至顛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把西方經濟學看得太完美了呢？

西方經濟學的“強盜邏輯”

西方經濟學的確在某種邏輯上達到完美，這是一種什么邏輯呢？

這里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有五個強盜，搶得100枚金幣，為如何分贓爭執不休，于是他們制定了如下規則：

① 抽簽決定各人的號碼（1、2、3、4、5）；

② 由1號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表決，如果方案超過半數同意就被通過，否則他將被扔進大海喂鯊魚；

③ 1號死后，由2號提方案，4人表決，當且僅當超過半數同意時方案通過，否則2號同樣被扔進大海；

④ 依次類推，直到確定一個多數人接受的方案(當然如果只剩下5號，他就獨吞了)。

現在，假設你抽到1號，你要提出什么樣的分配方案，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如果你認為你夠聰明，不妨把它當作一道考題來認真算計一下，因為據說凡在20分鐘內答出正確答案的，就有望加入微軟，獲得8萬美元以上的年薪。

也許公認的標準答案會把你嚇壞了：1號強盜應該給自己97枚金幣，而給3號1枚，4號或5號2枚。分配方案可寫成（97、0、1、2、0）或（97、0、1、0、2）。

推理的過程是從后往前的。顯然5號巴不得前面所有人都喂鯊魚。4號呢？很危險，如果只剩下他和5號，5號一定投反對票讓他喂鯊魚，以獨吞全部金幣，所以4號惟有支持3號才能活命。那么3號就會提（100、0、0）的方案，因為他知道4號一無所有還是會投贊成票，再加上他自己一票，方案即可通過。

不過，2號推知3號的方案，就會提（98、0、1、1）的方案，因為此時4號和5號比3號主持分配時畢竟有利，所以必將支持2號。

那么，1號針對2號的方案，給3號1枚金幣，而給4號或5號2枚金幣，就能獲得這兩人的支持，加上1號自己的票，即可以多數同意通過方案，獨得97枚金幣。

結果難以置信，推理無懈可擊。然而這個方案惟有在以下三個條件成立時才能真正實現，而這三個條件恰是西方經濟學的三大基礎：

1、理性人(經濟人)假設。在這場嚴酷的游戲中，每個參與者都必須是完全理性的，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符合個人的某些經驗，卻忽略了另一些經驗，如情感因素的影響，天性中的利他(道德)傾向(源于任何物種都具有繁衍種族的本能)。

2、對數理分析的偏執。個個絕頂聰明，精于數學運算。似乎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西方經濟學因之而數學化，熱衷于運用各種數學模型，不論它們與實際有多大差異。同時，高深的數理邏輯也讓普通人對經濟學望而生畏，使經濟學成為被少數所謂精英壟斷的工具。

3、規則具有絕對權威。每個人惟有服從到底，每次判決都能順利執行。在西方經濟學中，這就是對私有制的美妙無限夸大，對自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盲目崇信，即使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也只是起著修補匠式的作用。其根源，則是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好的人類制度，是永恒存在的真理。

現在，我們回頭再看故事本身，顯而易見的結論是，這樣的規則在現實中是永遠不可能產生的，因為既然每個人都能算出自己和他人的處境與方案，當初怎么可能同意制定出這樣的規則呢？除非他原本就甘愿接受貧富分化的結局，或認為自己能成為“幸運”的1號——這樣，他又變成了傻瓜。

哦，這只不過是個故事而已，存在些矛盾之處也沒什么要緊，不然推理的樂趣從哪里來呢？可是，如果這種“強盜邏輯”不再只是虛構，而是被西方經濟學用來經世濟民，那又將造成怎樣的后果呢？

于是，一個在教科書上描繪的巨大的“烏托邦”，在全世界流傳，也在每一個角落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