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和借鑒西方經濟學就業理論解決我國就業矛盾

佚名

摘要：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主義市場體制若干的決定中，明確指出了我國當前所面臨就業矛盾突出的問題，進而強調了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更加突出的位置。這兩個“突出”表明現階段對我國就業矛盾要高度重視，它關系到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以及保持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協調發展，需要全體社會的共同努力。本文將從上回顧西方經濟學對就業問題的論述，再結合實際情況加以深化認識和借鑒，進而尋求解決我國就業矛盾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非自愿失業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隱性失業

一、西方經濟學中的就業理論

薩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業論”。薩伊在《經濟學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論斷，被后人概括為“薩伊定律”。該定律認為一種商品的生產、銷售必然為其他商品的生產、銷售創造條件，商品的供給與需求總是趨于均衡，不會出現生產過剩。而且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是理性的，都會盡力擴大生產、銷售，這樣社會的生產、銷售就能達到最高水平，就能實現充分就業。

繼薩伊之后，馬歇爾的學生庇古(C·A·Pigou)在《論失業問題》（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業”和“摩擦失業”的就業理論。庇古認為有勞動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勞動，能不能就業，取決于對勞動者的需求方和勞動者的供給方。從勞動者的需求方說，只有當勞動者在生產中能給家帶來利益或者他帶來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實際工資時，企業家才雇傭勞動；從勞動者的供給方說，只有當勞動者得到的實際工資能夠補償勞動者勞動的負效應時，他才肯從事勞動。按照庇古的就業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能夠實現充分就業，不存在“非自愿失業”；如果在完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存在失業的話，那么只會存在所謂的“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庇古所謂的“自愿失業”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現行的工資率而寧愿不工作；“摩擦性失業”是指因季節性或技術性原因而引起的失業，即由于經濟在調整過程中，或者由于資源配置比例失調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轉移，使一些人等待轉業而產生失業即“摩擦失業”。人們從一種工作到另一種工作，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學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動將造成失業；工人尋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時間，同時，企業也在進行著同樣的尋找過程，如尋找“適當人選”。薩爾·Ｄ·霍夫曼在《勞動力市場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69頁。）中把這種摩擦性失業的基本原因歸結為：“工人同工作的不適應”，“信息不充分（或換言之，獲取信息的成本太高）”，“無論是企業還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動”。

凱恩斯 (J·M·Keynes)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出版）中，在評析庇古的“自愿失業”和“摩擦失業”的基礎上，提出了“非自愿失業”論。首先，他說庇古的就業理論奠基于兩個基本假設前提之上：“1.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品，2.當數量為既定時，工資的效用等于該就業數量時的邊際負效用”。他進而到第一個假設會由于競爭和市場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會受到破壞；第二個假設不僅會由于競爭和市場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還會由于勞動者聯合成為工會組織而遭受破壞。所以“非自愿失業”是存在的。其次，凱恩斯還從總量分析的角度論述了非自愿失業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資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費需求不足而產生的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這樣就會產生“非自愿失業”。“非自愿失業”就是勞動者愿意接受現有的工資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夠的需求來吸收全部勞動力就業。當總需求價格小于總供給價格時，資本家不僅不能按照預期的最低利潤出售商品，而且會有大量的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家因得不到利潤而減少產量，解雇工人，從而帶來失業人數的增加。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是決定社會總就業量的關鍵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狀態的社會總需求，就是總供給等于總需求時的社會總需求，也就是預期能為資本家帶來最大利潤的社會總需求。因此，凱恩斯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與總產量，而不是像薩伊所說的“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業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特例”，“是各種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極限點”，而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從而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所說的宏觀經濟只有在充分就業上才達到均衡的觀點。凱恩斯關于減少“非自愿失業”的主要政策建議是：刺激消費，擴大有效需求，鼓勵投資（包括提高人們的投資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業等。

托賓、杜生貝提出了結構性失業理論，“結構性失業”是指因經濟結構變化而發生的失業，一種情況是，“某些具有勞動能力的工人，由于他們工作的產業進入蕭條，而失去工作機會”（路易斯·所羅門：《經濟學入門》，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頁。），但是從舊部門被排擠出來的工人，不一定適應新工業部門的技術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種情況是，“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發展迅速，有的地區發展緩慢。落后地區的剩余勞動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動到發展迅速的地區，因而也有一部分勞動者失業。”（《西方宏觀經濟學概論》，高等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頁。）簡言之，結構性失業產生的一種形式是某些產業部門的產品因市場需求的日益減少而進入蕭條期或衰退期，而勞動力素質不適應新的就業標準所形成的失業，另一種形式則表現為地區之間的供求結構不平衡。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對“隱蔽失業”問題作了以下論述：“在窮國，特別在農業國，人力資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幾乎什么也不干，因為無活可干。”“同樣的隱蔽的失業也可以在先進國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們僅能維持最低生活的農業地區，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5、189頁。）這里，他所說的農業國和先進國都是指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這些國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長而存在隱蔽失業。他特別強調落后的農業國和先進國的落后的農業地區，是因為經濟越落后，人口增長越快，因而造成隱蔽失業。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人口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相反，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人口增長迅速，并且經濟越是落后，人口增長越快。他認為人口增長過快的原因，從根本上講，是因為經濟不發達。

與“隱蔽失業”相類似的一個概念“隱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機期間為避免失業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識、技能和經驗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他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用隱性失業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部門那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過剩勞動力，探討了二元結構發展模式下的失業問題。“二元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一是傳統農業部門，二是現代工業部門。劉易斯等人認為，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甚至為零或負數，這里有大量的非公開性失業，而現代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但從業人數較少，其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可以吸引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轉移。劉易斯等人強調現代工業部門資本積累對吸納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和最終解決二元結構失業問題發揮重要作用。納克斯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做出的解釋是指那些可以從農業部門抽走而不致于農業總產量的多余勞動人口。（Ｒ·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商務印書館，1966年譯本，第36頁。）另外，托達羅在劉易斯等人二元結構發展模式的基礎上，探討了勞動力轉換下的失業問題，他強調了收入預期在人口轉移中的重要作用。托達羅還看到了解決發展中國家失業的艱巨性和困難性。他斷定，發展中國家城市中的失業和鄉村中的過剩勞動力或非公開性失業會長期存在。

新西蘭經濟學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業與通脹聯系起來，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根據90多年的資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貨幣工資變動率與失業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的理論。他指出失業與通脹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夠被替代的，即通貨膨脹率上升，失業率下降；相反，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率下降。這一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發生了“滯脹”現象，即一方面經濟停滯，失業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物價上升。因此難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線”去解釋。

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失業率”假說。他認為在考察通脹與失業的關系時，要把“自愿失業”與“非自愿失業”區別開來，在考察是否充分就業時要把“自然失業率”排開，也就是說，只要在總勞動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現有的工資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機會，就算充分就業了。“自然失業率”是指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勞工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態的失業率。（厲以寧、吳世泰：《西方就業理論的演變》，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頁，第72頁。）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時候，都存在著與實際工資率結構相適應的某種均衡失業水平。” 這種均衡失業水平就是“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貨幣政策的作用》，《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弗里德曼還把“心理預期”納入了就業與通脹的研究中，認為實際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業，是由于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有“偏差”。他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狀態下，實現充分就業是一種長期的趨勢，通貨膨脹與失業的替代關系只有在短期內存在，長期不存在。弗里德曼關于失業的政策建議是：主張發揮市場自發調節作用以解決失業問題；反對最低工資率的規定和工會對工資率的干預。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術失業論”。他認為，生產自動化的發展必然減少對勞動的需求，因為隨著新技術、新設備的投入使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資本的技術構成不斷提高，必然要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說明了生產自動化是局部失業產生的原因。他還在1972年出版的、與他人合寫的《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提出了“零度增長”的概念，意思是說要解決失業問題，有必要放棄經濟增長。與此相對的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得出了技術進步不會導致工人大量失業的結論。如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資的穩定增長就能減少失業，“因為對于個別企業來說，投資意味著較多的資本和較少的工人，但對于整個經濟（作為一般情況）來說，投資則意味著較多的資本而工人并不較少。”（多馬：《經濟增長理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4頁。）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布魯克斯作出的具體分析是：技術進步不僅可以節約活勞動，而且也節約了能源和原材料。與勞動力價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更高。如果把節約的物質資料用于其他方面，就會創造更多的產值和就業崗位。(Ｈ·布魯克斯:《技術、競爭和就業》，《經濟學譯叢》，1985年第6期。)如果說技術進步還是會產生排斥活勞動的現象，那也只是一種結構性失業。正如英國經濟學家羅伯遜所分析的那樣，技術進步減少的主要是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但熟練工人和職員的人數則會增加。(Ｒ·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商務印書館，1966年譯本，第36頁。) 二、西方學就業的重要啟示

首先，根據西方經濟學把失業分為自愿失業和非自愿失業兩大類來看，只有非自愿失業才是任何一個國家對失業現象所真正關心的。因為自愿失業是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自我選擇，它意味著就業的機會成本更高，例如閑暇對某些人而言更珍貴。自愿失業往往是建立在個人擁有一定的財富積累的基礎上，因此還可以促進消費的增加和緩解勞動力市場不斷膨脹的供給量。從弗里德曼的“失業率”假說可知，充分就業并不意味著全部就業，適度的失業也有利于經濟的，例如它可以提高就業者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效率。綜合西方學者的論述，非自愿失業包括了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需求不足的失業（周期性失業）三種情況。在某種意義上看，結構性失業就是長期的摩擦性失業。經濟結構的變化伴隨著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勞動力的配置進行得很快，如勞動者離開原來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樣類型的工作，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失業就是摩擦性失業；如果勞動力的配置進行得很慢，如勞動者需要重新訓練以適應新工作的要求，這種情況下的失業就是結構性失業。因此解決這類失業的關鍵在于：一是加速勞動就業信息的傳遞和流通，二是加速勞動力在不同地域、產業和行業之間的就業轉移，三是相應地實現勞動力的知識、技能、素質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業即周期性失業與其他種類的失業之間的區別則是判斷整個勞動市場狀況的關鍵。因為“即使整個勞動市場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業或結構失業也可能發生。周期失業則是在整個勞動市場趨于過剩時出現的。”（保羅·Ａ·薩繆爾森，威廉·Ｄ·諾德豪斯：《經濟學》，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頁。）而解決周期性失業的關鍵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經濟的發展。

作為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市場的共性，我國也并存著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一是在雙向選擇的就業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勞動者在正常的流動中，滯留于勞動力市場一段時間，造成摩擦性失業；二是由于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必然會出現某些產業（如紡織）和某些地區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減弱或相對不足，出現結構性失業；三是主義經濟也是呈周期波動的，生產投資的擴張或收縮必然伴隨就業量的擴大或減少，擴張時期就業量大，收縮時期就業量少，從而存在周期性失業。所不同的是我國的周期性失業一直屬于隱性失業，而沒有外露。（張烈軍：《西方失業理論及其借鑒意義》，《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1997.8。）從西方學者關于隱性失業的論述，可以明顯看出隱性失業意味著人均產出率的低水平，經濟效率的低下和產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與勞動生產率的停滯或下降緊密相關的，呈現出一種兩者相互排斥的關系。而要減少隱性失業人員，就意味著顯性失業率上升；而顯性失業率上升，則有利于減少多余的勞動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可見，失業率的高低與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之間又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替代關系即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與顯性失業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關系，而與隱性失業率成反向替代關系。隱性失業正是我國失業的獨特實現形式，它是傳統就業體制、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必然結果，制約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勞動者的素質，阻礙經營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削弱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因此我國要穩步實現隱性失業的顯性化。另外，西方經濟學家還揭示了人口、就業及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人口增長過快會使勞動總供給超過總需求，形成隱形失業，降低勞動生產率。因此我國要繼續有效控制人口總量的增長速度。

其次，對技術進步及其運用對失業的看，新技術的只是造成局部失業的技術原因，局部失業的根源應當是市場經濟本身。而且，只有當產品因生產自動化等新技術的應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產量，超過了擴大后的市場需求仍有富余人員時，才有必要減少工人，進而造成失業。長期看，技術進步不僅不會減少工作，而且還會創造很多新的工作崗位，因為技術更新換代可以引導新的消費需求出現。因此，根據技術進步在長期和短期帶來的不同影響，可以由政府進行政策協調，減少其短期內的負效應，如通過引導消費觀念的改變，進行勞動力培訓，縮短勞動時間以便使勞動者有更充裕的時間來消費新產品和新服務等方式，最終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業機會的增加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再次，對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是否存在交替關系的認識上，可以說在一個靜態的市場中通貨膨脹能夠減輕失業，但在動態市場中這一關系就未必存在，因為企業的理性預期對通貨膨脹已經有了經驗，單純理論并不能回答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失業之間的作用關系。在實踐上依靠這一理論來治理失業和通貨膨脹也只能起到應急的作用，而從較長時期看，以增加失業率來抑制通貨膨脹或者以提高通貨膨脹率來降低失業率都會使問題更加復雜。而且，失業更容易引發社會動蕩；失業率的上升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干擾大于通貨膨脹率增大的干擾；失業和通貨膨脹都是全局性問題，“兩害相衡取其輕”；就業優先就是發展優先。（厲以寧：《經濟學的倫理問題》，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西方經濟學也不再用通貨膨脹政策來醫治衰退和失業，解決中國國有企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吳敬璉：《論通貨膨脹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實各項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對解決失業問題，西方經濟學總的來說可分為兩派：薩伊、馬歇爾、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場行為，主張讓市場去調節勞動者的供求，實現充分就業；而凱恩斯、漢森、菲利普斯則推崇政府行為，主張靠政策去調節勞動者的供求，實現充分就業。事實上，這兩者不能割裂開來，尤其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僅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且同時又要“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三、解決我國就業矛盾的政策建議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體制的深化，市場競爭的加劇和產業結構的轉變帶來的虧損破產和行業萎縮衰敗，都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大量失業工人；我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職工下崗分流；鄉鎮企業資本深化，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下降；農業不斷產生剩余勞動力；機關事業單位、軍隊人員精簡等等，這些都進一步加大了我國的就業壓力。而失業不僅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它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生產設備的閑置和當事人收入的損失；失業而且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既使個人與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關系與其它人際關系受到損害，并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現階段就業矛盾突出的問題還關系到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以及保持改革、、穩定之間的協調發展。因此我們要加強重視，努力緩解我國的就業矛盾。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我們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優化作用，必須保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勞動力要素更是首當其沖。堅持市場化改革就要保證勞動者自由流動和平等就業的權利。我國長期以來實行戶籍管理制，帶來的一個消極后果就是造成農民在進城謀生時遭遇普遍性的就業歧視，而且使已經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穩定收入的人口也面臨許多城市人口所沒有遇到的困難，如子女的上學問題等。與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資本的天然特性，許多用人單位為降低成本而有著使用外來勞動力的強勁動力。外來人口進城工作是對城市建設和發展的有效補充，而不是競爭傷害。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建立和全面落實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首先是改革戶籍制度，放開城鄉戶籍遷移限制，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以至定居，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取消城市對雇用農民工的限制性規定，保證城市居民和農民擁有公平競爭就業崗位的平等合法權利，保證城鄉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與此同時，還要保證和鼓勵勞動力在不同區域間的自由流動，包括不同省份之間、東中西部之間、沿海和內陸城市之間等等，減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觀念上的壁壘，加快人才順暢流動，這樣有利于及時滿足不同區域在不同時期對各種勞動力的特定需求，進而解決勞動力供求失衡的結構性矛盾，實現其在全國范圍內的最優配置，不斷豐富就業機會和拓寬勞動者的選擇范圍。

第二，我國農村存在著大規模的隱形失業，有學者曾指出這是潛在的最大危機。表明雖然城市自身就業形勢趨于嚴峻，但并未直接導致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減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農村蓄積的勞動力總量過大。因此首先要繼續嚴格貫徹計劃生育政策，控制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和規模。同時，繼續加快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提高其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另外，為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現階段要特別重視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我國農業長期以來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經濟增長方式，一味地通過資源數量上的增加投入獲取收益，并且只重視農產品的生產過程，而忽視農產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場營銷環節，進而造成農業生產的盲目性和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我國加入WTO后，傳統農業又進一步受到外國質優價廉產品和新型品種的強烈沖擊，因此要調整農業內部生產結構，延伸農業產業鏈，加快形成科研、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加強農產品供需之間的緊密聯系使之形成相互促進的循環機制，最終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加快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創造出更多的農村就業機會，減少農村隱形失業。這就要求廣大農民要盡快改變只顧農業生產環節的傳統觀念，要主動地、及時地發現和捕捉農產品的市場需求變化以及新的市場需求，如綠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種新品種等，進而及時調整種植結構和產品結構，并加大對高新技術和先進設備的投資，加快農產品創新和實現市場細分以滿足特定的市場需求，從而迅速提升經濟效益。同時，鼓勵工商企業投資發展農產品的加工和營銷，產生一批專門性的、專業化的加工和銷售企業，進一步推廣公司加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從而開辟農業、農村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第三，不僅要在數量上控制人口增長，更要在質量上改善我國勞動力供給狀況。我國勞動力素質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與技術要求日漸提高的就業崗位不相適應，因此要加強基礎和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以增強其就業能力，減少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同時提高在職職工和后備勞動力的素質。首先，我國要進一步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要構建起國民教育體系，培養終身教育體系，建設性社會，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國家要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入，確保義務教育的全面實現，特別是要普及農村學齡人口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同時要控制教育收費水平與人們的收入水平相適應，始終堅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國要加強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在此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過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術水平，合格者發給“技能工”證書；德國把職業培訓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礎，采取企業為主、學校為輔的培訓方式；東南亞國家則普遍重視高能技術培訓。我國可實行以中、初級職業技術培訓為主、高等職業培訓為輔的方式；對新生勞動力和后備勞動力要做到“先培訓后上崗，不培訓不上崗”；對在崗職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訓、函授培訓和聯合培訓等多種方式；同時要抓好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等的繼續教育工作。總之，要努力把我國人口壓力轉變為人力資源優勢，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

第四，為加快就業信息的流轉，減少摩擦性失業，我國要進一步完善就業服務體系。我國現有的就業服務組織數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規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務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閉的問題。借鑒威廉·哈伯、丹尼爾·Ｈ·克魯格在《美國就業服務在變化經濟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頁。）中談到的公共就業服務理論，“公共就業服務”是充當勞動力和雇主相互聯系的媒介，具體的包括找職業服務，就業咨詢，對特殊勞動力提供就業幫助，收集、研究和發布勞動力市場信息，為勞動需求方、雇主服務等。因此，我國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業服務機構，同時加強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的建設和管理，通過舉辦經常性的招聘會以及在報紙、電視和等各種媒體上的信息公布，及時、全面、便捷地向勞動者提供各種就業信息，增加其就業機會，還要注意使信息獲取的費用控制在廣大勞動者的心理和經濟承受范圍之內。另外，還可以加快建立區域性和全國性的就業服務體系，不斷完善服務功能、改進服務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給勞動力的供求雙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務和幫助。

第五，從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對預期的重視（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預期”，托達羅的“收入預期”等）看來，我國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失業保障制度，以避免人們對一旦失業所面臨的經濟狀況的惡化做出過分消極的心理預期，同時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對消費和社會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國要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失業保險制度，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為員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補充保險，并將其作為對企業綜合評價的重要指標。二是要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的養老保險要以家庭為主，并加強與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的結合。總之，要擴大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的覆蓋面與社會化程度，提高人們對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的心理預期，進而有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促進充分就業的實現。

另外，還要通過結構調整培育長期的就業增長點，開拓新的就業空間，使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能夠維持較快的速度。一是要調整我國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鼓勵、支持和引導各種非公有制發展，注重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二是要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充分發揮其大量吸納勞動力的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我國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在發展中求穩定，以發展保穩定，建立起“就業市場化、失業公開化、勞動有保護、失業有保障”的新型就業制度，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實現人口、經濟、社會等一系列可持續發展。：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2）楊宜勇：《失業沖擊波》，今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厲以寧：《學的倫理》，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

（4）國務院中心“結構調整中的就業問題”課題組：《緩解就業壓力要堅持城鄉統籌—城市中的勞動力問題》，《經濟工作者資料》1998年第65期。

（5）唐紹欣，劉雯：《８０年代以來西方失業的新進展》，《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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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