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大致經歷了“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The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經濟史學”(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歷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Analysis)這三個階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屬于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早期發展階段。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所著重研究的是市場這一特定的經濟制度。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是市場制度支配著歷史上的各種交換關系，也是市場和其統一化的進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增長。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極大地開拓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增強了其對歷史上的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解釋力，使其能夠對大量的有關價格、數量和外生變量（如年齡、性別和不同產業的周期性質等）的歷史資料進行歸納整理和統計分析，并用于檢驗和評價有關市場制度及其內部關系的各種假說。

制度經濟史的許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場制度確實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存在并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早在殖民地時期就初步建立了勞動、資本和產品的市場制度；19世紀90年代時，密執安的勞動市場已經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存在著非熟練工人的補償工資差別。在歐洲，從15世紀以來，巴黎地區農民的專業化分工就已達到很高的水平，這充分顯示了產品市場的功能；各種證券的價格也表明，18世紀時的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在很多貿易國家之間發揮著作用。研究結果還表明，市場的產生和擴大是伴隨著技術變遷，尤其是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提高，以及能隨后帶來和平的政治變革而出現的現象。例如，私人資本市場的出現，是為了適應鐵路系統這樣大規模的融資項目的需要，同時也有賴于政府證券市場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在關注市場制度研究的同時，也對非市場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這方面，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響。他們把非市場制度視為契約關系和財產占有的不同方式，認為這種契約關系和財產占有方式的產生，是市場不發達、不完善和價格過高的結果。因此，非市場制度的發達程度取決于市場制度的完善程度，換句話說，取決于市場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場制度來補充。顯然，非市場制度是作為市場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學說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對這種假說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對非市場制度的初步研究，絕不意味著它從根本上認識到了非市場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經濟史那里，非市場制度是無關緊要的。之所以對它予以一定的關注，是把它視為市場制度的一個替代與補充，只有在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時候，非市場制度才可能出現，一旦市場完善了，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換句話說，非市場制度是可有可無的。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還試圖以歷史資料為基礎，來證實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市場和市場化進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的觀點。但事實證明，這是相當困難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勞夫(Sokoloff 1989)才運用數量分析方法，為美國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了革新與發明的觀點提供了佐證。他以1790年至1846年間美國專利注冊為樣本，證明了革新發明與市場規模存在著正的相關性。而另一方面，懷特(Wright 1987)的研究卻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美國內戰后商品市場的統一非但沒有促進反而妨礙了南部經濟的發展。

不難看出，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對市場制度的研究極大地超越了傳統經濟史學的范圍，開創了對制度進行歷史分析的一個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運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各種學說和方法來分析解釋歷史上的制度問題，改變了經濟史的制度研究多年來沒有合適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開創了制度經濟史乃至整個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在對制度進行歷史分析時，大規模成功地運用了計量統計方法，特別是后來越來越高級的計算機的使用，使得經濟史學家們能夠對有關制度（特別是市場制度）的大量歷史資料和成千上萬條數據進行分類、整理和統計分析（這對于以前的傳統經濟史學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有關制度問題的分析力和解釋力。同時，計量統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