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一、環境經濟學的產生與

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的日益嚴重并引起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戰后重建家園的強烈愿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經濟與經濟學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于，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后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于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并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產生的政府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并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 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廠商并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于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后者適用于正外部性行為）。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藥方。看起來，外部性理論已經對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于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場缺陷而是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丁（Hardin 1968）關于“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藥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后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并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于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并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