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需要根據本國資源稟賦和產業競爭力的實際制定和執行靈活的公共經濟政策，以使本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方面，美國公共經濟政策的變遷為我們提供了榜樣。文化產業具有特殊戰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播與繼承，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比較優勢產業和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政府應通過發揮主導作用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中央和地方政府應根據文化產業發展規律，制定文化產業發展戰略。

關鍵詞文化產業；政治經濟學；發展戰略

發達國家提升國民經濟競爭力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競爭力，圍繞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相機制定公共經濟政策。他們的經驗表明，適當的制度與法律、國家行政與對外政策，是在國家福利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持。現在，文化產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改善國民經濟結構、主導全球經濟的戰略產業，因此，在公共經濟政策的視角下分析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非常重要。

一、公共經濟政策的作用：以美國為例

在中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普遍推崇英美的自由市場模式。因此，通過對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公共經濟政策的變遷(經濟組織形式、經濟政策和戰略產業)進行回顧，可以加深我們對公共經濟政策作用的認識。

(一)自由競爭時期美國的公共經濟政策。最開始，作為美國雛形的十三個北美殖民地是英國的海外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殖民地在經濟勢力壯大后，抓住英國對北美公共經濟政策的失誤發起了獨立戰爭。美國實現獨立后，英國在相當長時間內對美國實行技術封鎖，試圖使美國繼續扮演以前的角色。這時，美國南北雙方對產業選擇的不同導致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觀點的差異逐漸無法調和，于是，爆發了南北內戰。之后，獲勝的北方用其工商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一了國內市場。當時美國的重點產業是鋼鐵、木材加工、紡織和日用工業品。美國國力、工商企業經營實力和經營范圍的有限性，使得美國對外宣稱“門羅主義”。在自身沒有實力對全球事務進行干涉之前，試圖避免其他強國對自身的潛在勢力范圍的侵蝕。這時，美國的工商企業組織形式是中小型的私人業主式。內戰之后，隨著國內市場的統一，促使企業組織形式逐漸向所有者和經營者相分離的方向發展。在這一時期，政府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二)壟斷競爭時期美國的公共經濟政策。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工商企業的組織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各個產業分別由寡頭瓜分。寡頭們通過操縱市場價格、收買政府官員、資助政治選舉等方式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于是，美國開啟了進步時代，通過政治與行政的區分、完善文官制度、管制壟斷行動，促使社會在經濟發展中保持進步。在這一時期，美國大力開拓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場，拋棄“門羅主義”，推行“門戶開放政策”，借助日趨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這一時期，美國的重點產業是汽車、鋼鐵、化學和日用工業品。

(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美國的公共經濟政策。二戰后，美國累積了超強國家實力，具有了維護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實力和責任感，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組了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美國工商企業的組織形式初步具有了現代跨國公司的雛形，主要通過國際貿易主導國際經濟體系。與之相配套，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點轉向了主導國際經濟組織的建立和運行，通過關貿總協定(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主導世界經濟秩序。對內公共經濟政策則是通過推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和“偉大社會計劃”維護社會穩定。這一時期，美國的重點產業是汽車、石化、化學、生物、軍工和航天產業。

(四)金融資本時期美國的公共經濟政策。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使美國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國內市場和現有的國際市場體系無法滿足生產能力的增長和承擔社會福利支出壓力。于是，一場致力于提高大型工商企業國際競爭力、減輕國內福利負擔的運動被發起，30多年來備受冷落的經濟自由主義被奉為新的政治經濟學。這場運動就是當時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總統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是追求資源配置效率，破除國內福利政策的桎梏，為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追求效率掃清障礙。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是：基于雙重標準推動開放的國際市場體系的建立，督促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運動，有選擇地實現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利用資本市場確立和擴大自身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美國的國內公共經濟政策是：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推動政府瘦身，在政府管理中引進企業管理的方法。這一時期，美國的重點產業是金融服務、電子信息、軍工與航天、文化產業、高等教育和大眾餐飲娛樂業。

二、美國公共經濟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一)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在20世紀之前，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并非如今的面目，多為“政治經濟學”著作或教科書。政治和經濟從來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前面部分的回顧，應該說有助于我們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經濟政策的變遷較為清晰地演繹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通過這種互動，美國的經濟組織形式、重點產業和政府的內外經濟政策達到了高度的協調。我國的經濟學教科書并沒有為我們奉獻完整的政治經濟學，而是經過了選擇的經濟學，我們從中無法得知國家利益是否存在、是否需要維護以及如何維護。

(二)國際經濟的主導權與縱向競爭優勢。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推祟，使得我們忽視了國際經濟競爭中的主導權，迷失了我們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喪失了對經濟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敏感性。在目前的國際經濟分工中，發展中國家貢獻了主要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分享的利潤份額卻與之不成比例。發達國家對高科技的封鎖、品牌的占有和對國際經濟組織的主導保證了他們可以用最少的資源取得最多的利潤。目前的國際經濟競爭實質上以縱向競爭為主，即占優勢地位的國家與在產業分工中處于末位的國家進行競爭。在這樣的市場開放與經濟自由下，競爭的結果可想而知。發達國家控制國際經濟主導權的目的就是維持和擴大其縱向競爭優勢，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橫向競爭中為其提供廉價的原料和初級產品。因此，我們迫切需要通過戰略產業的選擇，突破在縱向競爭中位居下游的困境。 三、文化產業的特殊戰略地位

(一)傳播與傳承民族文化與核心價值。文化產業是文化、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統一體，文化產品絕非只具有商業消費效用，還具有傳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巨大便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強勢國家憑借經濟實力、文化與核心價值，可以徹底征服弱勢國家，從而通過“錦標賽式縱向競爭”在世界上形成單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對于處于強勢地位的文化產業主導國而言，可以通過文化產業向弱勢國家傳播其民族文化和價值觀，從而為在弱勢國家謀求長遠的利益奠定社會心理基礎，誘導其國民的行為和偏好，配合主導國國家戰略的實施，最終服務于主導國的國家利益。對于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而言，則可以通過發展文化產業保護、挖掘和傳播民族文化，維護自己的文化安全與主權。

(二)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比較優勢產業。現有的關于國際經濟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基于經濟技術實力的異化的或不自愿的分工，弱勢一方往往以自然生態、巨大的社會成本為代價不自愿地參與這場分工。從經濟安全的角度看，即使兩國分別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也存在著占優勢的一方，雙方的合作博弈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總體利益。但是，如果占優勢一方進行不合作博弈，被動的還是產業技術層次低、可替代性強的一方。

從文化產業是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比較優勢產業的命題而言，其原因主要是：文化產業是以民族文化為根基的，它是內容產業，是表達和傳遞特定文化符號的、以產業化方式使這種文化符號傳播方式實現規模化、大眾化和自主化的產業。相對于傳統產業，每個國家都具有可以產業化的文化資源、容易具備獨立的文化產業生產技術和市場體系，從而容易掌握文化產業主導權。這是因為，文化產業生產技術的國際縱向分工可以被打破，國家可以避免在國際縱向產業分工中喪失主導權，主導國可以自成體系地進行文化生產從而在國際上形成多元文化產業中心。根本原因是，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產品的形態和效用也是多元的。

(三)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產業。傳統的產業以經濟增長為導向，因此，它追求的是通過理性地組織人力、技術、資源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提高生產效率。發展中國家因為急于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往往毫不吝嗇地投入大量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加，被動地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對本國自然生態的破壞，無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共。正由于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發展中國家往往被迫以較多的資源投入和較少的收益承擔較大的市場風險，同時也承擔發達國家轉嫁的社會風險。

文化產業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原因是：它的生產資源往往是自然的、可以重復利用的，如旅游資源、歷史劇作題材和作家的寫作能力；它的生產資源往往屬于環境友好型，如娛樂演出業；它的生產過程體現了以人為本。文化產業的生產主體是人，勞動者掌握了生產過程和技術，生產過程的異化程度極低；文化產業的消費和傳播具有低成本和低能耗性，如娛樂節目的傳播主要靠衛星信號，書籍、音像制品的復制成本極低，不需要重復性投入大量資源；文化產業是大眾消費型產業，消費的外部性強，方便政府通過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

四、發展我國文化產業的公共經濟政策

文化產業的特殊戰略地位，決定了我國可以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競爭力的實際，制定和實施合理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充分利用豐富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