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學研究國家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間商品勞務和資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約束這個流向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國家的福利所產生的影響。［1］國際經濟學理論淵源久遠，對國際經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其比較利益的思想是現代國際經濟分析的起點，古典經濟學說之后的“邊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經濟學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