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維護和平與促進發展是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中國的和平發展需要相應的國際環境。繼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命題后，江澤民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在率團出訪及一些重大的多邊外交場合，多次講到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問題，并從基礎、核心、途徑、亮點、主力軍的多個角度，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的闡述和分析。他的論述是對“中國威脅論”輿論的最好回應，昭示了中國決心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于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是新形勢下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新發展，是對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理論的重大貢獻。 關鍵詞：江澤民；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關系 一、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命題的含義 所謂國際秩序是指某一時期國際社會中的國際行為主體(主要是主權國家)之間，圍繞著一定的目標，在某種利益基礎上相互作用、相互斗爭而確立的國際行為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際秩序實際上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外部環境。在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和超級大國憑借其軍事、經濟、科技實力壟斷國際事務，侵略、壓迫和掠奪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導致國際局勢動蕩不安、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長期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強烈要求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并為此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然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努力還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 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局勢發生的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及時提出必須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命題。江澤民同志走上中央領導崗位后，在各種場合論述國際關系問題時，也多次重申這個觀點。 在1995年10月下旬，江澤民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上講話，全面闡述“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內涵。他指出：“半個世紀的經驗和教訓，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向我們提出莊嚴而迫切的要求。我們要創造安全可靠、長期穩定的國際和平環境……我們要恪守以主權平等和互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國際關系準則……我們要建立互利互補共同發展的新型國際經濟關系……我們要造成自主選擇、求同存異的國際和諧局面……這些全球性問題的逐步解決，不僅要靠各國自身的努力，還需要國際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1] 在2002年4月，江澤民在出訪德國時發表的演講中指出：“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各國政府和人民應該在以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積極推動世界走向多極化，尊重各國和各國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凝聚各國人民的力量解決面臨的突出問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保證各國和睦相處、互相尊重；正確引導經濟全球化，促進各國實現共同發展；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努力營造長期穩定的和平國際環境。”[1]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江澤民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對中國在國際社會應發揮的作用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入的思考。他針對當前國際關系的現狀，從維護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國家利益等方面論述了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戰略構想，為各國正確處理國際政治、經濟、軍事關系提出積極的建議，他倡導的一些原則，既有以往實行而又行之有效的，也有新提出并已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這些論述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建立和諧世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命題的主要內容 （一）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礎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世界的多樣性和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同一時代的各個國家在社會制度和發展階段上不可能是一致的，處于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應該和平共處，這是確保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前提和建立正常的國際關系的基礎。關于這個問題，江澤民有過多次論述。 1991年5月中旬，江澤民率團訪問蘇聯時，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舉行的歡迎宴會講話中說“這種新秩序應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因為這些原則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1] 1999年3月下旬，江澤民出訪歐洲，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變化了的世界，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新秩序……產生于五十年代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應該成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礎”。[1]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正確處理國家間關系最基本的國際關系準則，反映了新型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體現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它確立半個世紀以來，日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不僅是亞非國家爭取民族解放和主權獨立的有力武器，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和合作的行為準則，也為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斗爭提供理論依據。作為國際法原則之一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國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我們追求的一個目標，是一個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這不僅因為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是處于強勢的發達國家制定的，它運轉了多年，早已根深蒂固、約定俗成，還因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內容豐富，涵蓋面廣，分不同領域不同層次，既有道義層面的抽象原則，又有具操作性的具體措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那么，在這眾多的要件中，哪一個才是最重要的呢？1991年10月，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原主編采訪時說：“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國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國情千差萬別……試圖用某種單一的模式來套住豐富多彩的世界，是不現實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險的。”[1] 1995年10月下旬，江澤民在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講話中說：“根據本國國情和自己的意愿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是各國人民的主權，別人無權干涉。”[1] 1999年11月初，江澤民在訪問沙特時發表演講中說：“人類社會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創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由于各民族在歷史發展、社會背景、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異，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難免的……那種認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視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異上大做文章，企圖挑起不同文明間的沖突的做法，是錯誤的，它有害于世界文明的進步，有害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1] 只有尊重各國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通過交流、借鑒來取長補短，整個世界才會變得豐富多彩，60億人民才能和睦相處，整個世界不僅不會單一化、同質化，還會變得更加和諧，更有生機和活力，變得更加興旺發達。 （三）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途徑是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長期以來，西方世界一直有這樣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一是認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是世界矛盾沖突的根源；二是認為只有歐美式的文明、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才是最先進的，是普世價值，應該在全世界推廣。基于這種理念，一些國家可以把本國的法律作為衡量別國體制的標桿，可以充當世界憲兵到他國指手劃腳、行使權利，甚至動輒干涉他國內政……1991年10月下旬，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原主編采訪時說：“決定國家關系的好壞，不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而是看雙方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家關系不應把意識形態放在首位。這早已被歷史所證明”[1]

1995年5月上旬，江澤民出訪俄羅斯，在莫斯科偉大衛國戰爭紀念館揭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表明，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不相同的國家能夠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人類生存與發展面臨的挑戰。……歷史表明，人類的命運休戚與共。今天，世界經濟和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系日益緊密，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國際合作變得越來越迫切。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更不能凌駕于國際社會之上。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求得共同發展。”[1] 1998年6月下旬，江澤民在與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談中美關系時指出：“時代在前進，人類在進步……大國應該站在推動歷史前進和人類進步事業的高度，摒棄冷戰思維，努力尋求和擴大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加強對話和合作，促進共同發展。”[1] 世界是由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組成的。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就在于它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吸收借鑒其他文明。中國哲學強調“君子和而不同”，推崇“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各國文明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既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又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是彼此交流的起點，如果國家之間能夠政治上互相尊重，經濟上互相促進，文化上互相借鑒，將是一個太平的世界。 （四）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亮點是新安全觀 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是一個國家為保障自己的國防安全，采用發展軍備和與他國結成軍事聯盟的兩種方式。殊不知這不僅耗費大量的資源、影響各國的經濟發展，而且導致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和國家關系中的嚴重失衡。1999年3月下旬，江澤民在出席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時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于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這就要求必須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并積極探索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