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參加社保的行為經濟學分析

佚名

【摘要】本文以成都市金牛區農民面對優惠政策參加保險反應冷淡的事例，從行為學的角度對農民參加社保的行為進行。文章認為，農民受低收入水平、各地社保政策不統一、及時貼現心理和道德風險等的，參加社保的積極性遠離了政策制定者的預期。為此，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轉變農民觀念、統一社保政策等方面的建議。

【關鍵詞】分析；行為經濟學；農民；社保

社會保障是國家為了經濟和社會穩定，對公民在因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等人生風險而面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由政府和社會給予物質幫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社會制度。社會保障對于調節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維護社會穩定，加快城市化和化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妥善解決農民社會保障，是順利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從我國的國情來看，由于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影響和國家當前經濟實力的制約，農民參加社保，主要是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既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給予優惠、資金上給予扶持，更需要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不少地區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作為破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抓手，從城鄉規劃、產業支撐、資源配置、政策保障等方面，全方位整體推進。不少地方政府紛紛把解決居民社會保障問題納入城鄉一體化工作的重要，從政策、制度、財政等方面給予傾斜。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農民對政府給予的相當優惠的社保政策反應不如預期的那么熱烈，使不少地方政府陷入尷尬。為此，本文擬以成都市金牛區農民參加社保的實例，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農民參加社保的有關問題。

一

成都市金牛區是成都市的中心城區，位于城市西北部，下轄1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3萬，農村人口9.7萬。金牛區一直是成都市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的城區，2003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89.2億元，人均GDP在2002年就已經超過3000美元。農民人均純收入4489元，明顯高于全市、全省和全國的平均水平①。近年來，根據省市的安排部署，金牛區加快了推進城市化進程的步伐，并把解決農民的社保問題作為推進城市化的重要保證。

2004年5月，成都市金牛區出臺了將農村居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實施意見，比照城鎮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辦法，在全區農村推行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力圖使農村居民享受到與城市居民一樣的社保待遇。意見規定，凡是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政府給予20%的補貼，村集體經濟組織可根據本村經濟實力，也給予一定補貼。在醫療保險方面，對選擇基本醫療保險和單獨選擇住院醫療保險的農民，政府分別給予30%和50%的補貼。為此，區政府每年將拿出4000萬元資金用于農民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補貼。單就養老保險一項，每個農民可以享受3000多元的補貼，參加醫療保險，每個農民每年可以享受230元的補貼。想象當中，農民應該非常積極參與這兩項保障，使自己的老年生活和求醫用藥得到保障。但實際情況卻是，老百姓對這兩項舉措的反響并不積極。政策出臺三個月后，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的只有700余人，買了醫療保險的僅有300來人，占全區9.6萬農村人口的比例分別只有0.72%和0.31%。使政府陷入非常尷尬的局面。其實，像金牛區這樣，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通過財政補貼，推進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地區不在少數，但是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仍然普遍不高。有的地區甚至發生了要求機關、村組干部托親戚朋友求農民參加社保的滑稽現象。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禁要問，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民一方面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保障和醫療保障顧慮重重，另一方面卻面對優于城里人的優惠社保政策反應冷淡，原因何在？

筆者認為，這里面反映出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保門檻較高，農民承受能力有限的原因，也有農民對政府政策不信任，害怕政策隨時會變、害怕政策不兌現等問題，同時還有政策宣傳不到位，農民對政策不勝了解的原因。但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在城市，不管是企事業機關等收入相對比較固定的職工，還是工礦、個體工商戶等，對社會保障的依賴程度和積極參與態度都遠遠高于農村。并且，不少城市居民在已有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基礎上，往往還投入更多的資金購買名目繁多的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盡管在政策上城市居民并沒得到像農民一樣的優惠和補貼。出現這樣的強烈反差，與農民作為經濟人的投資消費心理和觀念有很大關系。

二

近年來，行為經濟學隨著加里·貝克爾(Gary S.Becker)、喬治·阿克勞夫(George Akerlof)和丹尼爾·卡恩曼（Daniel Kahneman）、弗農·史密斯（ VernonL Smith）相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傳統經濟學認為決策人具有“理性人”的特征，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現實生活中的決策人往往受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和有限信息等的制約②，在作出決策選擇時，不可避免地要受環境、經驗、認知、習慣、偏好、生理欲望等的影響，往往無法達到效益（貨幣收益）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努力實現自我滿足最大化。農民，特別是的農民由于受自身認知水平、生活傳統和國家制度安排的影響，更難從專業化的角度去分析形勢，作出“理性人”所預期的選擇，因而其選擇偏離，甚至極大地偏離所謂的“理性”選擇應不足奇怪。

1、增收難制約了農民消費結構的升級

傳統認為，消費與收入呈正相關函數，收入的多少決定消費的內容。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們可支配收入僅僅能夠滿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開支的情況下，消費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制約是比較合理的。行為經濟學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決定如何消費的問題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費結構將發生明顯變化，基尼系數明顯下降，精神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性支出將明顯增多，消費支出不只是取決于其消費能力或收入水平，還取決于消費者的消費意愿。比較明顯的例子是，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大部分農民在短短的幾年就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在此基礎上，隨著農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農民的消費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一些家用電器等城里人才消費的用品開始步入農村家庭。但是，隨著物價的上漲和農民增收速度放緩，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生活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說呈相對下降趨勢。因此，盡管從量上來看其收入也在逐年增長，但實際消費能力卻相對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其消費意愿中首先考慮的是眼前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子女、生產資料購買、修建住房等，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文化娛樂、休閑等對他們來說，還遠遠沒有列入消費計劃或者是投資計劃當中。也就是說，目前我們許多農民的收入水平還沒有高到可以讓他們更多地根據自己的消費意愿來決定消費支出的地步。例如，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達到分別為46.0%、53.8%、45.6%③，即便是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金牛區，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也達45%④，農民的收入主要還是用于基本生活保障。

2、低收入水平導致了農民儲蓄傾向的不斷強化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人們的儲蓄傾向與收入水平是同向變化的，收入越多，儲蓄的傾向越明顯，收入越少，儲蓄所占的比例就會減少。而行為經濟學的有關表明，當收入增加時，人們購買汽車、住房、保險等耐用品的愿望更強烈，旅游、娛樂等支出所占的比例也明顯增加，儲蓄所占比例則相對減少。而當他處于不利的境地時，出于謹慎，則會盡量多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儲蓄率反而上升。當前，農村居民的儲蓄率普遍高于城鎮職工，而不愿意把錢投入到他們認為不能很快貼現或者根本就不會貼現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之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大部分農民對自身處境并不樂觀的基本判斷。

3、政策差異刺激了農民對政策優惠的過高預期

傳統的供求理論認為，當某種商品的價格提高時，供給量將會增加而需求量將減少；當其價格降低時，供給量將會減少而需求增加。行為經濟學則認為，商品的需求量并不一定完全有價格的變動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會受人們對未來價格變動的心理預期影響。如果人們普遍預期價格會持續上漲，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下降，則人們反應的就不是減少現期需求，而是大量搶購，導致需求量上升；相反，如果預期這種商品的價格將可能繼續下跌，或者上漲后將迅速回落，人們則會采取等待觀望的態度，現期需求反而會降低。股市中“追漲殺跌”的現象是最有力的證據，還有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的搶購風，也是人們對當時物價將迅速上漲的預期判斷的結果。成都市各區（市）縣相繼出臺鼓勵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優惠政策，而且相互比拚誰的政策更優惠，這就讓不少農民產生優惠政策還要繼續向有利于農民的方向調整的心理預期，于是坐地等待、觀望，不少人甚至產生政府出大頭，自己出小頭的心理預期。

4、接受偏好強化了農民規避風險的行為選擇

傳統理論認為，幾種不同物品，如果給行為人帶來的效用是相同的，行為人對這些物品的選擇就不會有差異，不管它是否擁有這些物品。而行為經濟學則認為，行為人存在“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偏好的差異，而這種差異與行為人對物品的所有權密切相關，行為人對任何屬于他的現實的東西都比那些非現實的東西有更高的評價，不管它是否會擁有對這些物品的所有權。因此，一旦他獲得對某種物品（或者商品）的所有權后，就會馬上賦予它更多的價值，并把這件物品作為他的稟賦的一部分。比如，對農民而言，這種偏見表現得更為明顯。對于購買養老保險，盡管無論怎么都是只賺不賠的買賣，但農民覺得自己要到一定的年限以后才能開始領取養老金，這筆投入不能立即貼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失去了對這部分貨幣現實的所有權，使現在的生活景況受到影響；而對于醫療保險，農民則認為如果自己在購買以后真的生病住院，那這筆費用對他來說，是比較合算的，但是，如果自己不生病，這筆投資就沒有任何收益，反而是一筆損失。現實中的中國農民有相當一部分都比較僥幸地認為自己的身體是比較健康的，因而要他每年從本來不寬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購買醫療保險就很不容易了。

5、貼現心理抑制了青壯年農民的積極性

行為經濟學研究證明，跨時決策行為與人們對將來的耐心程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人們對自己的決策行為能否及時貼現非常在意。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由于對將來認識的不確定性，對將來的行為結果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因而對將來才能貼現的決策的耐心會表現出不同的差異，同時，人們普遍具有對今天消費的傾向性愿望⑤，因此，人們作出跨時決策時往往會受到上述兩個方面心理內在動機的制約。相對于城市居民來說，農民的及時貼現心理要普遍高于城市居民，因而對跨時決策行為顯得更為猶豫。購買養老保險屬于跨時決策行為，從政策層面來說，獲得正收益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農民來說，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他的貼現卻顯得缺乏耐心，特別是對尚未達到退休年齡的青壯年農民更是如此，年齡越小，耐心就越小，購買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就越小。目前購買養老保險的農民當中，接近和剛剛超過退休年齡的農民最多就是最好的證明。以金牛區為例，已經購買養老保險的農民當中，男55歲、女45歲以上的占90%以上⑥。

6、道德風險激發了農民投機社保的傾向

道德風險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行為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時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也就是說，當行為人在得到第三方保障的條件下，將不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后果，因而對自己的行為變得不夠謹慎。由于人的自利屬性，都有道德風險的傾向，特別是在、制度本身不夠健全的情況下，道德風險行為就更為突出。目前，個別農民對待養老保險和許多農民對待醫療保險的態度，就屬于典型的道德風險行為。少數好逸惡勞的農民認為，反正在現在體制下，國家不會讓老百姓餓死，老了生活沒有著落的時候，可以申請吃低保，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寧愿現在大吃大喝，也不愿將自己的剩余部分用來購買養老保險。而在醫保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逆向選擇的現象，身體健康狀況較差的比較樂意購買醫保，而自認為身體很健康的人則不愿意購買，這在農民群體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特別是有的地方對購買醫保的農民不體檢、不設置等待期，更加助長了農民有病才投保的心理。三

從前面的，我們不難發現，農民參加保障最主要的障礙是農民的低收入水平和思想觀念中的短視行為。要調動農民參加社保的積極性，需要在這兩個方面多做文章。

1、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增收。在全社會水平還不是極大富裕的情況下，居民收入水平與居民參加社會保障的愿望呈正相關。只有切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使居民的消費結構不斷豐富，才會有足夠的剩余用于社保、文化娛樂、等。同樣地，農民只有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剩余，才有參加社保的能力。因此，解決“三農”，就必須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一方面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強農民種糧積極性，大力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城市化和化進程，大力發展二、三產業，特別是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勞動力向非農產業有效轉移。

2、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由于村組幾十年來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地位，農民始終對村組都存在一定的依賴心理，要提高農民參加社保的積極性，村組決不能袖手旁觀。要以股份制、股田制等形式為主體，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不斷增強集體經濟實力，為農民參加社保提供組織援助，分擔農民參加社保的即期經濟壓力，通過集體的力量削減農民參加社保的門檻，也以此對農民進行心理撫慰，形成農民參加社保的新的組織制度安排。

3、加強典型案例對農民的啟發和引導。由于受傳統農耕文化根深蒂固的，農民的思想觀念相對陳舊，行為的短視性十分嚴重，對政府、政策的依賴性也強于城鎮居民，如果這樣的思想觀念不徹底改變，不管社保政策有多優惠，只要政策當中農民還要承擔一部分費用，要想把農民參加社保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都只能是政府的一廂情愿。要通過典型案例的分析與解剖，加強對農民的啟發和引導，讓農民充分認識參加社保對自身生活的保障意義，認識到參加社保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認識到融入社保體系是文明進步的體現。

4、統一各地社保政策。造成農民對參加社保等待觀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各地社保政策不統一。國家應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建立多層次逐級推進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不同層級的地區制定不同水平的社保標準，處于同一層級的地區社會保障政策要大體一致，并保持政策在一定時期的穩定性，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對政策進行調整時要做好前后政策的有機銜接，避免農民進行反復對比，對政府政策等待觀望。

【】

1、蔡明秋，關于建立四川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探索[J]，成都行政學院報，2004.02，Vol.11.No.1

2、李成瑜、楊正，行為經濟學及其創新[J]，經濟學動態，1997.3

3、魏建，理性選擇理論的“反常現象”[J]，經濟，2001.06

4、梁小民，公證出效率[N]，人民日報，2003.08.07第九版

5、鄭榮鳴，社會醫療保險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學動態，2004.07

6、夏業良，經濟靠攏心理分析和實驗科學[N]，北京青年報，2002.10.14

7、汪丁丁，行為學及神學視角下的經濟學[M]，在市場里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08

注釋：

①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3655元、2230元和2622元。以上數據分別來源于成都市、四川省和國家統計局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②魏建，理性選擇理論的“反?，F象”[J]，經濟科學，2001.06

③以上數據分別來源于成都市、四川省和國家統計局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