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在德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近20年來幾乎保持恒定，1994年為23%，而2014年為22.3%。和歐盟平均水平以及歐盟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制造業的強勢則更為突出：2014年，歐盟國家制造業平均占比為15.3%，法國為11.4%、英國則更低，僅為9.4%。

鑒于德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以及其后的歐債危機中表現良好，甚至于在歐盟內“一枝獨秀”，西方各國紛紛探尋“德國模式”的成功秘訣，并想要效仿促其成功的實體經濟元素。例如，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長顧問及奧巴馬政府汽車產業首席顧問的史蒂文·拉特納曾在美國《外交》雜志撰文，文章的標題就是“德國成功的奧秘——歐洲的制造業強國能給美國什么經驗”。

在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之后，歐美等國家都在重拾再工業化戰略。歐盟委員會也在2012年秋季確定了要把歐盟內的工業比例從目前的近16%，到2020年重新提高到20%的目標。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再滿足于吸引德國制造業的外移，也在積極謀求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德國沒有停下創新的腳步，而是吹響了工業4.0的號角，通過進一步升級制造業，來捍衛自身的國際競爭優勢。

德國制造業的強勢從何而來？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與創新有著怎樣的關聯？本文嘗試揭開這個謎團，并在此基礎上，簡述我國制造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可以向德國借鑒的若干總體思路。

德國制造業的發展與轉型升級

德國是一個遲到的民族國家，也是一個后發的工業化國家，但它后發先至，始終將工業制造保持在較高水平，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那樣走過改弦更張的彎路，而是堅守“德國制造”的立國之本。

早在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工業化就開始嶄露頭角。此后的半個多世紀，工業化的影響擴展到歐洲大陸，并相繼在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展開。然而，晚至19世紀30、40年代，工業化才開始在今天的德國逐步推進。由于當時德國尚未統一，缺乏統一的國內市場，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德國的工業化進程較慢、工業化水平偏低。直到俾斯麥在1871年統一德國，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德國工業化突飛猛進。其中的代表就是德國西部的魯爾區，發展成為整個歐洲最重要的工業中心。

這一時期，德國工業化得以迅猛發展的一個原因，就是德國很好地利用了19世紀70年代起發端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充分發揮了自身作為后起之秀的優勢，站在英法等先驅工業國家的肩膀上，一舉完成了對它們的超越。具體而言，和英法等掌握了成熟技術并借此長期處于優勢地位的國家相比，落后的德國展現出了更強的創新意識和能力。通過對英法制造業的學習和改造，德國成功研制出了比英法同類型產品更先進的產品，使得德國在與其他工業國家的競爭中占得先機。1906年，德國工業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達到了16%，這一水平甚至超過了英國。在經濟總量上，德國1913年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制造業方面，德國也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制造中心。尤其是在鋼鐵、化學和電力工業等領域，德國更是居于世界領先地位。

二戰后，德國戰時服務于軍事目的的制造業迅速轉向民用。與此同時，戰后的德國百廢待興，重建需求極大，這在客觀上為其戰后建筑業和非軍事制造業發展提供了機會。通過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德國經濟和制造業迅速恢復。在20世紀50年代的十年間，德國經濟平均增速達到8%以上，尤其是制造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在其后的十年間，從三大產業占比來看，德國第二產業從1960年的53.5%穩步發展到了1970年的57.6%。

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起，德國經濟出現了結構調整，邁向了“第三產業化”。一方面，西方世界從工業社會到服務業社會、以及從勞動密集型工業到知識密集型工業的結構變遷也對德國產生了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制造業、尤其是制造業中的勞動密集型領域日益承受競爭壓力，中東歐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勞動成本低且靈活性高，比德國等西方工業國家更具競爭力，這也迫使德國本土專注于知識密集型產業，也就是研發在營業額中占比高的領域，如機動車及其部件、醫療、測試和控制技術產品的制造等，以此確保制造業依然是德國出口以及德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④雖然在“第三產業化”過程中，德國和其他工業國家一樣，也經歷了制造業的衰敗，例如制造業在總價值創造中的比例從1970年的36.5%，下降到了90年代初的23%左右，但在這之后，德國政府采取了旨在提振制造業的產業政策，剎住了制造業占比急速下行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德國第三產業的崛起正是在制造業的帶動下發生的。這是因為，和美國以金融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相比，德國的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德國公司會在出售制造業產品和設備的同時，提供與之相配套的技術培訓、技術解決方案和售后服務等。由此一來，德國公司出售的不只是第二產業生產的產品，第三產業提供的服務也被“捆綁”銷售出去了。⑤

盡管近20年來德國制造業占比基本保持穩定，但如前所述，鑒于受到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以及新興國家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雙向擠壓，德國再次未雨綢繆，通過提出工業4.0戰略，來實現德國工業區位的升級，確保德國制造業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德國工業4.0概念問世于2011年4月在德國舉辦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成型于2013年4月德國工業4.0工作組發表的名為《保障德國制造業的未來：關于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的報告，進而于2013年12月19日由德國電氣電子和信息技術協會細化為工業4.0標準化路線圖。目前，工業4.0已經上升為德國的國家戰略，是德國面向2020年高科技戰略行動計劃的十大未來項目之一。⑥德國工業4.0是以信息物理系統為基礎的智能化生產，其主要特征就是綜合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的“物理系統”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日益完備的“信息系統”，通過兩者之間的融合，實現智能化生產。由此可見，德國歷史上積累起來的制造業優勢為工業4.0戰略的實施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德國制造業保持強勢的原因

從德國制造業的歷史發展來看，其后發趕超過程以及在受到“第三產業化”沖擊中保持相對強勢，都和德國制造業的創新有著緊密的關系，而這種創新的源泉與基礎則是基于“德國模式”的構成要素，具體體現在德國的科研創新體系、勞動力培訓體系、勞資關系和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等方面。

多元主體分工協作的科研創新體系。德國制造業的持續繁榮離不開德國強大的科研創新體系的支撐。同時，德國制造業在實踐和發展過程中實現的技術創新又反過來構成了德國創新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在科技高度發展，信息化和數字化不斷推進，尤其是機器人技術、先進材料和復雜軟件系統等高科技和傳統制造業日益融合的今天，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了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性因素。另一方面，制造業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它是科研創新的一個重要源泉。有研究表明，和非制造業企業相比，制造業企業有更大的機會創造出新產品和新工藝。在德國，研發支出中有約86.7%(2011年)發生在制造業，制造業企業的研發強度為9.7%，而其他行業僅為0.4%；另據歐洲經濟研究中心(ZEW)2011年測算得出的結果，德國制造業企業平均將其營業額的約4%投入創新活動，而在所有經濟領域這個比例僅為1.3%，而且，從歐洲范圍來看，德國制造業中積極創新的企業的占比也名列前茅。⑦

本文以下重點論述德國以公私伙伴關系為特征的科研創新體系。⑧在德國，大學、公共研究機構、聯邦和州政府以及企業研究機構和基金會等各類行為體之間的協同合作，共同構成了德國的多元主體分工協作的科研創新體系。

首先，德國十分重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對于制造業有著重要意義：第一，作為純科學知識的主要源泉，基礎研究不僅為應用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通過拓展研究范圍為制造業挖掘新的潛在應用領域；第二，基礎研究機構獲得政府扶持，并且通過其研究結果為德國政府制定相應的工業技術政策提供依據。在德國，有一系列的科研機構從事基礎研究工作，它們包括：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網絡、德國亥姆霍茲聯合會、萊布尼茲科學聯合會和馬普學會等。

其次，德國的應用科學創新體系具有鮮明的特色，也是其制造業成功的關鍵。弗勞恩霍夫協會是德國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應用研究機構。它在德國境內有多達67家研究所，雇員人數超過23000人，在海外也設有研究中心。每一個獨立研究所都有與工業和制造領域相對應的應用研究專長。弗勞恩霍夫協會多達七成的收入是通過為工業界和社會機構進行應用研究獲得的；德國聯邦和州政府則為弗勞恩霍夫協會提供了剩余30%的資金支持。相關研究表明，憑借和企業的深度融合，弗勞恩霍夫協會一直是推進德國企業層面研發的骨干力量。

除了為個別企業提供服務外，弗勞恩霍夫協會還通過分布在全德各地的研究所推進地區性工業和技術集群的產生。弗勞恩霍夫協會下屬的各個研究所的特長和所在地區的工業基礎相適應，這樣可以很好地補充其他研究機構和大學在相關領域的研究。這些網絡一起構成了地區性創新體系，但合作不僅僅局限在地區內。弗勞恩霍夫協會的網絡同樣支持遠程合作，比如在當地的弗勞恩霍夫研究所無法滿足企業的特殊要求時，其他地區的弗勞恩霍夫研究所會提供技術支持。

最后，支撐德國制造業創新的各種機構，包括研究中心、大學、企業和研究共同體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德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通過聯邦經濟和能源部的中小企業創新核心計劃，德國聯邦政府為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直接提供資金支持。凡是員工數少于250人的公司都可以向政府申請研發補助，以支持企業自行實施或委托其他機構進行的研發項目。同樣地，為引進和實施新技術或新工藝而進行的咨詢服務也可以申請政府補貼。其次，德國各州政府也采取了多種措施來鼓勵創新。州一級的財政補貼主要支持大學、大學外其他研究機構和企業間的合作。此外，州政府也有專門的扶持項目支持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

以“雙元制”職業教育為特色的勞動力培訓體系。人才是創新的主體。隨著德國制造業的產業升級，資本集中、高度復雜的制造業體系越來越依賴理論扎實、技術過硬而且富有創造力的技術工人。德國的教育和培訓體系設計精妙，長于培養適應新技術和新工藝的制造業技術工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它被譽為“德國制造”的基石、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

在“雙元制”職業教育中，職業學校的學生同時也是企業中的學徒，企業培訓和職業學校學習交替進行，而且以企業培訓為主導。在德國，截至2012年底，德國約有143萬名學徒在330個培訓職業中接受培訓。而且，一個年級中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的人數占該年級總人數的一半以上(55.7%)，而德國人就讀大學的比例僅為20%。這充分表明德國年輕人在就讀高校和接受職業教育的選擇上，明顯傾向于后者。德國從事培訓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率(即培訓企業率)接近22%，這個比率在500人(含)以上的企業達到了近90%，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及資金的局限或是由于其工作內容過于專業，其培訓企業率僅為14%，不過，跨企業培訓中心的存在彌補了中小企業培訓條件的不足。

此外，“雙元制”職業教育充分發揮經濟界自治組織的作用，將商會納入到職業教育的全過程之中，包括培訓標準的制訂、培訓過程的實施以及職業能力的考核等。這樣一種職業學校、企業、商會和政府機構等各類行為體的分工協作，不僅能培養企業實際需要的技能技術型人才，而且能敏銳地對工業和職業變化做出調適。

需要指出的是，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重企業實踐和校企合作的理念也在向高等教育層面滲透。一方面，在研究導向型綜合性大學以外，德國還存在著大量以企業實踐為導向的應用科學大學。另一方面，近年來，“雙元制”職業教育也在向高等教育領域延伸，例如，在巴登—符騰堡州，原先的職業學院已經從2009年起轉制為“雙元制”大學。

穩定的勞資關系和公司治理結構。德國勞動力市場相對穩定，這得益于以合作主義為特征的勞資關系。一方面，鑒于在德國，工資由工會和雇主聯合會通過勞資談判確定，而工會力量相對比較強，這使得雇主無法通過壓低工資來獲得競爭優勢，而只能通過提高員工的技能和增加創新與研發投入來確保自身的競爭地位，這同時也增強了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忠誠度。另一方面，在遇到危機時，德國工會又表現出合作的態度，推遲工資增長計劃或接受適度的工資增長，由此減輕企業的壓力，避免了大規模裁員，使得在危機過后的經濟恢復過程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企業保有充足的、有經驗的技術工人。

在公司治理方面，德國公司奉行穩健的治理模式，具體而言，銀行在公司融資和監事會中占據主導地位，這可以防止公司參與過于有風險的投資項目，保證貸款償還的安全性，促使公司保持穩定持續的發展；在共決體制中，雇員代表參與公司的決策過程，維護和保障了雇員的利益；最后，德國的公司管理中以生產和技術為導向，而不是僅僅以公司短期的收益為標準，很少參加投機和并購活動。除了在公司中掌握大量股份的大股東之外，銀行和雇員代表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他們與高層經理人一起，組成了一個“大聯盟”來決定公司治理的相關政策，兼顧到了各個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權益，股東價值并不是大多數大型公司追求最多的價值。總體上，德國公司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利益相關者導向型。10和美國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公司治理模式相比，德國企業往往更重視自身產品的質量，愿意投入資金研發新技術并且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愿意投資于員工的技能培訓和創新能力，而非一味關心公司股價，這種理念造就了值得信賴的德國制造業企業，也正是強勁的制造業幫助德國率先走出了金融與經濟危機。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德國歷來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的“貿易國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德國每4個工作崗位就有一個依賴于出口業，而德國的出口中，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制造業扮演著重要角色。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德國制造業在德國經濟部門的出口總額中的占比達到了近四分之三。與此同時，德國制造業的出口率一直處在較高水平，2013年達到47.7%。正是因為德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出口導向型，這需要德國保有擁有國際競爭力的實體經濟，而前述的“德國模式”構成要素正是這種國際競爭力的保證。

但是，也必須看到，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例如，2009年，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德國出口急劇下滑，這是導致當年德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到了2010年，德國的出口又迅速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究其原因，這和德國的出口產品結構有很大關系，相關數據表明，以汽車、機械、化工和電氣為代表的四大支柱產業占德國制造業總產值的40%以上。在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時，各國企業減少投資，包括對生產資料(如機械設備)的采購，消費者也減少大宗商品(例如汽車)的購買，使得德國的出口受到沖擊。但是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各國政府紛紛出臺各種經濟刺激計劃，具體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及通過減稅和轉移支付來鼓勵消費，前者增加了對德國機械設備的需求，而后者使得德國的汽車生產企業重新獲得了大量訂單。

德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對我國的啟示

日前，我國通過了“中國制造2025”規劃，旨在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德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經驗可以提供給我國若干啟示。歸納起來，德國制造業之所以能長盛不衰，與以下四個方面因素的協同作用有著緊密關系：

社會協同。德國社會各界對于制造業對德國出口大國地位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有著普遍共識，加之，德國制造業在出口中的高占比，使得各類行為體有著強烈的意愿和動機協同合作，保持德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倒逼機制。德國的勞資體系確保了企業無法通過壓低工資來獲得競爭力，而是必須投資于員工的技能培訓及研發創新活動，這為德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建立了持久的倒逼機制。

創新驅動。德國制造業企業、包括中小企業是創新的主要行為體，同時，也得到了德國多元主體分工協作的科研創新體系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德國制造業的創新往往不是“毀滅性的”創新，而是遞進式的創新，每一次創新都立足于德國已取得的制造業強勢。

人才保障。德國制造業有著強有力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支撐，其中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在職業教育體系中，除了政府作為主持人發揮搭建各類行為體溝通平臺的作用，經濟界自治組織以及校企合作占據著突出的地位。

以上四個方面的要素如今也在德國工業4.0戰略的推進中發揮著支撐和促進作用。有鑒于此，我國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也應進行相應的體制機制設計，以實現官產學研等各類行為體的分工協作、優勢互補。

目前，中德正在開展創新合作。2014年10月，國家總理李克強在訪問德國期間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發表了《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共塑創新》，雙方決定建立中德創新伙伴關系，在經濟方面重點開展工業、金融、研發、城鎮化和交通體系、農業和食品等多個領域的創新合作，其中工業4.0是未來中德合作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推出既是對德國工業4.0戰略的回應，也為中德制造業的合作開辟了更廣闊的前景。但也必須看到，我國制造業的基礎與德國有著明顯的不同，我國有些領域和企業還需要補工業2.0和3.0的課，有些則需要趕超工業4.0，面對這一“多重速度”的挑戰，我們也依然能從德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獲得某種啟示，因為德國工業4.0也并未拋棄工業2.0和3.0，而是將它們融合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不僅應該、而且可以走工業2.0、3.0和4.0相互融合、同步發展的道路。(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文/鄭春榮 望路 編選：免費論文下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