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迪拜危機與當前國內與迪拜相似的建筑形式引發對經濟浪費的思考，并結合國內建筑實例論證“異形“建筑形式的非理性、對經濟的浪費及存在的原因等諸多問題，并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法。

關鍵詞：迪拜危機；中國；建筑經濟

0 引言

2010年1月迪拜塔落成啟用典禮，公布大樓高度為828米，同時大樓改名為“哈里發”。迪拜塔共有160層，內設有住宅、辦公室和豪華酒店，預期能容納1.2萬人。總造價10億美元。然而伴隨著啟用典禮的不僅僅是“世界最高摩天大樓”的光環，還有“迪拜世界的危機”，《北京商報》網1月21日電文：“中東地區投資銀行19日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債務總額可能遠高于早先預期，達到1700億美元”。當然，危機的根源不會是一個迪拜塔的問題，可是迪拜何止一個迪拜塔，“舞蹈大廈”、“迪拜濱水城”、“Opus大樓”、“迪拜四塔”、“棕櫚島”、“達·芬奇塔”、“迪拜海底酒店”、“Anara大樓”以及扎哈·哈迪德的像“變形蟲”一樣的表演藝術中心等等，諸如此類的這些建成的和沒有建成的奇異的建筑設計和超凡的規劃曾經多么強烈的沖擊我們的眼球，如果說迪拜想成為世界中心而進行的無短期效益的巨額固定資產投資促成了危機的形成，那么迪拜所進行的先鋒派建筑設計造成的巨大的經濟浪費更加深了危機的影響。2009年末在建筑界各級各類雜志及互聯網站上最為搶眼的莫過于“世界最高摩天大樓”、“迪拜塔”、“迪拜瘋狂的建筑”以及“迪拜危機”等字眼，而這些及其具有諷刺意味的強烈對比性詞匯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我們在“耳聞”和“目睹”迪拜的“不幸”的同時，是否想到我們似乎在走著與迪拜相同或相似的道路，迪拜，帶給我們的是怎樣的啟示——亦是不能助長我國“異形”建筑設計的“風尚”，堅決反對無節制的浪費現象。

早在2008年6月26日，中科院學部首屆學術年會暨第十四次院士大會學術報告會上，吳良鏞院士在報告中指出：“畸形建筑結構動輒多花費十億、十幾億、幾十億，請建筑史家和建筑經濟學家來研究一下，中國是不是已經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費國家？”。吳老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極其錯綜復雜，既是全球化積極作用與負面影響的產物，也是建筑界思想混亂的產物，“是我們社會包括我們同行們‘造神運動’的產物”。吳老在此之前就曾警告說，由于中國建筑設計、城市設計“市場”興旺，國際上一些建筑事務所紛紛來中國“搶灘”，甚至作為“外國建筑師的試驗場”，在西方往往只是書本、雜志或展覽會上出現的畸形建筑，現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數特大城市真正開始蓋起來了。而對于“試驗產品”也無非指向當今先鋒的建筑派別“解構主義”等。到今天蔓延全國各地這種浪費趨向沒有減弱反而越加猛烈，很多年輕的建筑師更癡迷于這種“試驗產品”，更讓很多在校的建筑學子成為解構主義先鋒建筑師扎哈·哈迪德等的崇拜者，模仿他們的設計。建筑的“實用”、“經濟”、“美觀”三原則被很多業內人士棄之如敝屣，狀況令人堪憂。扎哈·哈迪德的比“鳥巢”鋼結構還要復雜的廣州歌劇院”、如“面條圍成的蜂窩”的北京朝陽門SOHO”、如石片壘成的“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大樓”等依舊延續著她在迪拜式的解構主義建筑風格。解構主義的形式實質是對于結構主義形式建筑的破壞和分解，我們允許并理解這種風格的存在，然而在當前我們不能將之作為一種流行與時尚，因為這種風格同樣會解構我們的社會經濟。如果說諸如“異類”、“畸形”的建筑形式代表著世界建筑發展的潮流，能給人以美的感受，有其價值的體現，尚有待發展與探索，事實并非如此，以我們已經建成的國家大劇院、CCTV大樓為例。

1998年2月，由11位中外權威建筑師組成的中國國家大劇院國際設計競賽評選委員會發布《中國國家大劇院建筑設計方案競賽文件》及其附件確定了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原則：第一，應在建筑的體量、形式、色彩等方面與天安門廣場的建筑群及東側的人民大會堂相協調；第二，在建筑處理方面須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圍，使其成為首都北京跨世紀的標志性建筑；第三，建筑風格應體現時代精神和民族傳統。經過國內外幾十家設計單位幾輪的競賽，最終選定的安德魯的這個“水蒸蛋”，被其本人奉為“湖上仙閣”，最終順利竣工和投入使用，那么讓我們重新審視國家大劇院美學與形式。首先，建成的國家大劇院違背了競賽文件的設計原則，建筑的體量、色彩與形式無一與天安門廣場的建筑群相協調，甚至其超凡的一體化體量將身處東側的人民大會堂宏偉的柱廊對比成了“牙簽”，沒有體現對周邊建筑的尊重，在建筑處理上更沒有體現北京的地域性特征，沒有場所性的建筑，甚至可以遷移到任何國家、任何地點進行建設，前提是，其一，如不考慮北京的地域性；建筑的風格更與“民族的”毫不沾邊。其二，建成后的國家大劇院絕非效果圖中的“半透明珍珠”，建筑物中唯一透明的就是北門入口出的玻璃，非透明的鈦鍍不可能變為半透明。其三，安德魯的理由是創新型設計在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會反對，而大劇院的形式意義與他所列舉的埃菲爾鐵塔、盧浮宮擴建、悉尼歌劇院等無法比擬。埃菲爾鐵塔代表了建筑材料及體系的革命，國家大劇院都是已用了幾十年的老材料；悉尼歌劇院是在海邊，周邊沒有歷史文化古跡，適合做一個大型雕塑式建筑；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只是一個透明的低矮的地下入口，對周邊古建筑做到了充分的尊重，與國家大劇院的龐然體量完全不同。從經濟角度看，首先，其造價達到了30.67億人民幣，5473個座位，平均每個座位造價接近50萬人民幣。其二，單純為造型而設計的兩層維護結構，是否多此一舉？且圍合而成的巨大多余的容積，完全違背了節能設計的原則，增加了日常維護的費用。

再看2002年12月塵埃落定的中央電視臺（CCTV）建筑設計方案，也同樣給了國人強烈的視覺沖擊，空中的雙塔通過懸挑而出的“空中拐角”連接，且兩座主塔雙向內傾斜6度，這種夠“酷”的形式同大劇院有著相同的設計理念，同樣是工業革命以來“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代表，是無節制消耗資源模式的產物，與可持續發展模式背道而馳，對于造價，可以確定的是遠遠超出50億元人民幣，具體的數字至今未公布，應該是有“心虛”之嫌疑，本來的預算就已經是天文數字，曾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對央視這種“揮霍錢”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用1/10的錢就可以建造于之同樣功能的建筑。由此可見奢侈的程度。

而之于我的理解，以上這些建筑形式無非為現代主義建筑之后的后現代建筑流派中的一個另類的分支，所謂“另類”，基于這種形式與風格“難成大氣”，不會成為普遍存在的形式，至少在當前還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前提——經濟成本，而恰恰這種前提有可能在我們的體制下化為烏有。以國家大劇院為例，1998年8月的第二輪競賽仍然如同第一輪，沒有選出合格的作品，但選出5件設計作品，評委會專家組認為“這些方案均不夠完美，或多或少存在問題，有的存有比較嚴重的缺陷，提請領導小組和決策人慎重考慮”，其中，對安德魯作品的評價是，“從整體上看建筑獨立性過強，難與周圍環境相協調，建筑形象缺乏劇院建筑特色。”然而，代表國家行使業主權利的業主委員會在1999年5月采納了安德魯的設計方案，并報批中央同意。從這一過程上看，我們的專家評委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是由建筑行業不相關的業主委員會所掌控，雖有兩院院士、著名科學家、甚至國家大劇院評委會專家的上書亦未能改變結果，這其中的過程是否暴露我們的評標體系不健全的問題，而這種問題如果是普遍存在的，我們所要經歷的將不會是一個國家大劇院的問題，而是成百，上千個國家大劇院的經濟問題，屆時不僅是巨額預算，巨額超預算的問題，而是危及國家經濟的問題。 由此，我們不得不對當前建筑設計理念與各個環節的發展狀態提出異議，一方面我國尚且處在發展經濟的重要時期，國民尚不富裕，不能以浪費為前提進行“異形”建筑的建設。另一方面，節能是當前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根本，建筑領域占用的能源占全社會總能耗的46.7%，足以見得影響之大。類似以上提到的異形設計，如果得以普遍發展的話，后果將不堪設想，迪拜給予我們的不應是警告，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修正我們自己的建筑形式與理念并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為此我們急需做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發展民族的、傳統的與現代建筑相結合的建筑形式與理念，使之具有場所精神、地域特征，只有我們自己的設計理念強大了，才不會受到“異流”的侵擾。從1958年周恩來提出大劇院的建設，我們等了半個世紀，卻等來了有史以來建筑思想最為混亂與薄弱的時期，如果再等幾年、十幾年，相信狀況將會完全不同，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比如崔凱大師設計的北京德勝尚城，運用北京文化符號與現代設計手法成功打造的“新合院”、“新胡同”，設計了德勝門邊不可復制的新地標，建筑與周邊環境、與歷史文化、與傳統地域共同構成的高度低調，彼此呼應的整體。程泰寧大師設計的浙江美術館，以水墨畫般的建筑形成了與杭州西湖的對話，硬筆觸的鋼質輪廓與玻璃、石材形成對比，體塊穿插錯落有致，完全融入周邊的西湖山水中，而建筑的構造形式相對簡潔。還有王澍的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等等，代表了中國當前建筑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前沿性設計，相信在國人建筑師的不懈探索與努力，主流的形式也將會回歸于有根基、有自身特色的建筑設計理念中來。

第二，提升專業人士在建筑行業中的影響，科學組織并規范評審評標體系，加大專業人士在評審評標中的比例與權利，并將這一規程透明化、法制話，同時真正讓公眾參與進來，我們可以學習我們的近鄰日本，他們通過東京第二國立劇場的建設，形成了一套細致完備的舉辦大型國際競賽的動作體制，同時修訂健全了劇場建筑的相關設計規范，而據初步的了解，我國的相關細則基本不完善，或有缺陷、或不透明、或多受行政權利的影響。因此相關的科學化評審評標體系亟待完善。

第三，嚴加控制建筑的經濟成本，嚴加控制超預算成本的幅度，不能形成嚴重超預算投資的風氣，特別是對于國家投資，監管與執行不善會導致巨額的財產損失，而類似以上所列舉的“異形”設計，多為大型的公共與公益性建筑，投資所用錢財基本源于國家財政，也有不少完全出資的機構，完全出于一種“暴發戶”的心態，仍需要國家的監管，否則一時的“沖動”將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

我們在首肯社會繁榮發展的今天，還必須承認我們依舊是發展中國家，當前的任務依舊是發展經濟，早在1955年3月、4月、5月，《人民日報》曾連續發文《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從節約觀點看“四部一會”辦公大樓》、《華而不實的西郊招待所》等，我們今天依舊需要這種反對浪費的社會風氣，當然我們的建筑師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質與設計水平，更需要有節約的精神，“設計一條線，落筆千萬金”，建筑師責任重大，看一看我們的希望工程用了20多年，僅僅募集資金54億元人民幣，卻援建了15400多所希望小學，資助了300多萬名失學兒童重返校園，再看一看汶川地震倒塌的學校，我們需要多少資金就可以修復和改建新建能夠安心讀書的校舍，預計也將遠遠小于我們浪費掉的和正在浪費掉的，建筑形式與經濟孰輕孰重，我們需要一個科學的平衡與定位，迪拜的體制與經濟發展遠不同于我國，但基于建筑形式的模式，非我們能夠效仿的對象，更何況前車之鑒，乃后事之師。

[1]李沉，金磊. 建筑中國60年·評論卷[M]. 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9，32~40.

[2]http://www.bbtnews.com.cn/nbbtnews/zbxw/channel/zbxw84838.shtm

[3]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570/3434383.htm

[4]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學的城市[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75-78，8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