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整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徐勇

內容提要：本文從國家整合的角度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行學理性分析。國家整合作為一個過程，是在社會分化的過程中對業已分化的部分加以調整、統籌并形成整體的產物。在以往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國家整合表現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整合特點，結果是城鄉的分化或對立。由城鄉分割到城鄉統籌是歷史轉折的標志。它意味著從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性整合走向一體性整合，達致城市與鄉村的相對均衡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便是國家整合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其深刻的意義在于，通過國家整合，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狀況，在業已分化的城鄉差別的基礎上重新構造城市與鄉村的有機聯系和統一性。核心是在國家整合下，將資源盡可能地向鄉村配置并激活農村內在的動力。它要以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支持和引導農村的發展，由城鄉分離走向城鄉一體。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以往的鄉村建設完全不同之處。

關鍵詞：國家整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提出兩大重要舉措：一是完全免除沿襲二千多年的農業稅，二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標志著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其背后的邏輯是由城鄉分割走向城鄉統籌。統籌城鄉發展，便是將共同體的兩個部分――城市與鄉村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過程。本文試圖從國家整合的角度，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行學理性解釋和分析。

一、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整合：城鄉分化

根據中央的精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適應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它的現實依據是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和廣大農村人口難以合理分享現代化成果。那么，為什么在高速現代化進程中，城鄉差距卻日益擴大，甚至導致“一個中國，兩個社會”的格局？這需要我們從中國的國家整合的特點加以解答。

所謂國家整合，又稱國家的一體化，即通過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力量將國家內部的各個部分和要素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國家整合作為一個過程，它是在社會分化的過程中對業已分化的部分加以調整、統籌并形成整體的產物。而國家整合的主體是控制國家資源的國家治理者，它本身又具有自主性。因此，由國家整合意識和能力構成的國家整合模式又決定著國家各個部分的分化情況。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構成要素最復雜、社會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國家整合表現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整合特點，由此產生的結果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分化。

人類共同體自從出現了城市，就有城市與鄉村的分化。馬克思認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①當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國家，城鄉分化和對立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中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在以農業文明為支撐的傳統中國，城市與鄉村的分化表現為上層建設與經濟基礎的分化。鄉村是傳統中國的歷史出發點，城市則是政權統治的堡壘。②作為物質生產者的農民居住在鄉村，作為政治統治者和消費者的官員居住在城市。由此出現了城鄉的分化，而且這種分化為制度所固化。如早在周朝，統治者就將全國人口進行二元劃分，居住在“王城”的人口為“國人”；居住在郊野的人口為“野人”。①秦王朝建立專制集權王朝后，實行國家與農民社會的二元整合，更是以國家力量將城鄉的分化與對立的格局確立下來。

在傳統中國，國家主要依靠國家強制統治與鄉村自我整合進行治理。以城市為根基的皇權－官僚體系通過散布于不同地方的行政性城市對廣闊的國土和眾多人口進行統治。為維系統治機器的存在與運轉，必須向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征收賦稅和兵役。納賦稅和服兵役是農村人口作為“臣民”的一種天然義務。國家對鄉村的整合主要是一種不受整合對象約制的行政性整合。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②但受財政、交通、信息等條件的制約，王朝的行政統治并沒有深入到鄉村田野。“王權止于縣政”，鄉村主要依靠血親和地方性的傳統習俗、權威進行自我整合，自我滿足共同體的需要。帝國的力量外在于他們的生產和生活。農民與帝國的關系是“油與水”的關系。孫中山先生說：“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間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系很小。人民對于皇帝只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余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③傳統國家的“橫暴權力”統治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征派稅役無需取得征派對象的同意，容易發生“橫征暴斂”；二是所征派的稅役主要用于居住在城市的統治者的消費，除了治理大江大河以外，鄉村幾乎很難享受到稅役的“公共福利”。這種以行政汲取為特征的國家整合所造成的是城鄉進一步分化和對立，形成城市中國和鄉土中國的格局。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世紀上半期，費正清以一種直觀的印象表達了中國城鄉分離和對立的格局：“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為數極多的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木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的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社會的主要劃分是城市和鄉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動上層階級人口之間的劃分。這種分野仍舊是今天中國政治舞臺的基礎。”④因此，在傳統中國，作為共同體兩個部分的城市與鄉村是一種機械的而不是有機的聯系，國家的行政性整合不僅無法消除城鄉分化，而且進一步造成城鄉的對立和差距。

進入20世紀后，隨著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城鄉的政治對立開始消除。最突出的是農民與城市市民一樣取得一種抽象平等的國民資格和國民權利。正如哈貝馬斯所說，“早期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在一個新的世俗化了合法化形態基礎上，提供了一種更加抽象化的社會一體化形式。這種一體化形式集中表現為民主法治國家的民主參與和公民資格，后者為一國領土內民眾提供了‘一種通過政治和法律而表現出的歸屬感’。這種‘新型歸屬感’不是立基于共同體內人們族裔世系的一致性（事實上這種一致性已很難獲得），而是通過公民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法理建構，營造公民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可。”⑤作為現代中國創始者的孫中山先生因此才有可能提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特別是在建立現代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一種動員底層民眾（主要是農民）的革命，革命后建立的國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城市與鄉村開始從政治上整合為一體。

但是，受歷史條件制約，1949年后，城鄉分化并沒有因為國家的政治整合而消除，反而以新的形式進一步擴大。這在于，“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所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①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所繼承下來的條件是什么呢？最主要的仍然是一個農業為主、農村人口為主的農民國家。而在一個開放的世界體系里，在農業和農民為主的基礎上是無法建構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的。所以，新中國建立后，國家加速推進工業化，實行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戰略。為了推動以趕超歐美為目標的工業化，國家需要從農村汲取資源，并根據這一國家目標進行制度安排。由此所造成兩個方面的結果：

一是工業生產方式的出現使得城鄉的經濟社會差距拉大。如果說傳統社會的城鄉分化主要是政治統治與經濟基礎的分化的話，那么，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分化則是工業與農業兩種文明形態的分化。這種分化更為深刻。因為，在傳統中國，盡管城市是統治堡壘，但由于經濟基礎在鄉村，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得不“以農立國”，“以農為本”，社會價值所導向的也是“葉落歸根”、“故土難離”。而工業化必然要求以城市為主導和歸宿，由此形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鄉村日益邊緣化。

二是國家強制性的行政整合造成城鄉隔離。為了保證城市優先和便于向農村汲取資源，國家通過一系列行政措施阻隔著城鄉的一體化，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基礎上走向二元社會結構。這一結構主要由三大支柱構成。第一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戶籍制及土地依附體制。戶籍制不僅僅是用于登記人口，更重要的是與生產和生活資料、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密切相關。目的是將人口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人們要跳出“農門”難以登天。第二是以農業產業為基礎的農業稅制。只要屬于農業人口都必須繳納稅賦。特別是人民公社體制更加強化了農民的義務。其分配機制是“先繳公糧，后交余糧，剩下的才是口糧”。第三是公共物品的社區自我供給制。中國理論上雖然實行全民所有制，但在城市實行國有制，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這不僅造成農村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要依靠集體，而且公共物品的供給也只能依靠社區集體，如“民辦教師”、“赤腳醫生”、“鄉村公路”等。盡管1949年后，國家在治理大江大河和興修水利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這種成就主要是組織化的農民所無償提供的各種資源的貢獻，由此產生的農業經濟成果也主要為國家所獲取。這便是盡管1957年后農業經濟增長數倍，而農民收入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1949年后的國家行政主導的工業化過程中，城市與鄉村呈繼續分化態勢，而且造成制度化的隔離。1978年后的市場化改革開始突破行政整合的制度障礙。特別是土地承包經營制度極大地解放了農民，農村的經濟社會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是，經濟的市場化并不能自然而然縮小城市差距，反而還會擴展差距，促進城鄉分化。這首先在于城鄉的天然條件差距。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和需求這個集中的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②市場的核心要素是資本。資本的天然目的是追逐利潤。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機制總是將資源配置到最有利可圖的地方。相對分散的鄉村來說，集中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是資源迅速向城市集中的過程。由此會造成城鄉的分化和差距。而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市場是“失靈”的。換言之，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實現城鄉發展的自動平衡。更重要的是，隨著現代化向鄉村的蔓延，國家給鄉村下派的任務和確定的標準愈來愈多，而要實現這些任務和標準所需要支付的行政成本卻需要由農民支付。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收入增長難以跟上其支出的增長，特別是農民負擔日益加重。與迅速繁榮的城市相比，農村發展嚴重滯后，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1997年之后連年明顯擴大，2005年仍維持在3.21：1.有的統計在5倍以上。即使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936元、終于走出"八年徘徊"，也只是恢復性增長。由于長期延續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造成城鄉經濟差距拉大，社會發展和生活質量的差距也十分明顯。至2005年，全國有一半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戶還沒有用上衛生的廁所，有近7000萬戶農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億農戶需要解決燃料問題，6%的行政村還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還沒有通電，6%的村子還沒有電話。農民手里沒有錢，農村各項經濟社會事業投入不足，后果不僅是缺水少電、交通不便等影響到農民生活質量，甚至基本的看病就醫、讀書上學也難以滿足。據衛生部估計，全國農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一些貧困地區，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農民死在家中。湖南的一項調查則表明，農村孩子從進學校門到高中畢業，在上世紀80年代共需支出108元，90年代需支出約8000元，到2004年則需支出約3萬元。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是國家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增長，另一方面是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城市與鄉村發展日益脫節，這正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悖論”。同時也表明，沒有國家的有效整合，是無法克服這一“悖論”的。國家整合的“登場”理所當然成為歷史的選擇。

二、國家與社會的一體整合：建設新農村

進入新世紀以來，為解決日益突出的“三農問題”，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并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實施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由城鄉分割到城鄉統籌是歷史轉折的標志。它意味著從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性整合走向一體性整合，通過國家整合實現城市與鄉村的相對均衡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便是國家整合的重要目標和任務。

在許多學者看來，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主要是基于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將會影響國家穩定和現代化進程。這是合乎發展中國家一般邏輯的。因為，“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鄉差距。這一差距確實是正經歷著迅速的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國家所具有的一個極為突出的政治特點，是這些國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礙民族融合的一個主要因素”。①因此，對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來說，必須面對和解決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問題，否則會導致“綠色起義”。如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出現的農民抗爭便顯示出農村不安定的跡象。②但是，僅僅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歸之于維護國家政權穩定，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迫于農民反抗，傳統國家的統治者也有可能對農民實施“讓步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以緩解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系。但一旦關系有所緩和，一切又會復歸，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狀況。

在筆者看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更深刻的意義在于，通過國家整合，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狀況，在業已分化的城鄉差別的基礎上重新構造城市與鄉村的有機聯系和統一性。這是因為，現代化在造就城鄉差距的同時，又在鄉村動員中傳遞著一種平等發展的理念，賦予每個人以平等國民的身份，并由此構造民眾（包括廣大農村人口）對國家的認同。因此，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尋求一種縮小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的方式，以建構統治的合法性。如何改變農村狀況，是現代國家面臨的重要任務。正如亨廷頓所說：“城鄉區別就是社會最現代部分和最傳統部分的區別。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找到填補這一差距的方式，通過政治手段重新創造被現代化摧毀了的那種社會統一性。”③為此，國家需要通過國家與社會的一體性整合重新創造“社會統一性”。

國家與社會的一體整合，是將國家內業已分化的各個部分作為一個統一的平等主體對待，將居于國家且業已分化的居民作為平等的國民對待，由此強化國家認同，建構一個有強大內聚力的國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則是統籌城鄉發展，將分割著的城鄉整合為一體，并通過各種方式促進資源向鄉村配置。①近幾年，國家有關解決“三農問題”的“多予少取搞活”的六字方針便體現了這一戰略理念。

“多予”，就是國家盡可能多地支持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任何產業，沒有投入，就難以有產出。以我國，城市工業主要依靠的是國家投資，如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基本上依靠的是國家投資，因此，中國的工業企業絕大多數屬于國有企業。而農業作為一個產業，其投入主要是來自農民。國家向農業的有限投入主要用于治理大江大河，興建水利工程等改善外部條件方面。農民作為農業再生產的投資主體，其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特別是在實行分戶經營的制度條件下，一是農民的農業收入有限，投入能力不足；二是小塊土地的收益有限，投入意愿不強。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能力還較弱，盡管是農業大國，但還不是農業強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首先要求生產發展，提高農業生產綜合能力。為此，需要國家將農業與工業同等對待，如當年投資于工業一樣，加強對農業的投入。除了改善農業生產的外部條件以外，國家還需要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向農業投入，改造農村微觀經濟基礎。沒有現代生產要素以資本形式向農業投入，就無法走出傳統低效農業的陷阱。②

除了加強農業投入外，增加對農村社會發展的投入也至關重要。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社會事業的投入主要是政府投入，農村社會事業的投入主要依靠農村社區自身。這是城鄉社會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在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里，僅僅依靠農村社區的自我投入，是很難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社會發展狀況的，并且還會導致加重農民負擔，制約農民投入的積極性，如農村義務教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容之一是生活寬裕，這不僅表現為物質生活，而且表現為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要實現寬裕的生活，僅僅依靠農村社區和農民的自我投入是遠遠不夠的。近幾年，我國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一個重要進展就是將公共財政與公共物品的理念引入到農村。“公共性”意味著不再受城鄉兩種地域、國有和集體兩種體制、市民與農民兩種身份的局限，而將所有的人作為平等的國民對待。這為解決農村社會發展落后問題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和體制基礎。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對中西部地區農村教育事業的投入，盡快實現農村義務教育費用完全由國家支付的目標；我國通過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改善農民的文化生活狀況；通過建立新型的合作醫療，改變農民的就醫狀況；通過公共工程建設，改善農村道路交通，等等。國家加強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都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目標。

“少取”就是盡可能減少從農村汲取資源，減輕農民負擔。長期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從根本上說都是便于從農村汲取資源。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盡管有形的資源汲取相對減少，但無形的資源汲取仍然在延續。如中國農村最大的資源是土地。而且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日益成為一種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但是，長期以來，土地資源的配置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以政府名義加以征用。政府征用土地的成果主要由市民所享有，農民沒有能夠合理分享土地的增殖收益。新世紀以來，我國一舉免除了農業稅，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但是，應該看到，“少取”還將是一項長期任務。首先，廢除農業稅后，并不意味著農民從此不交稅了。這是因為，當今的農業生產已不再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小生產，而是日益社會化。農民只要購買生產資料，都要繳納稅收。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2005年10月的講話，“目前中國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等生產過程中交納的增殖稅，每年在4000－5000億元之間，農民人均交納的稅款在200元以上。”②如果以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為3000元計算，稅收仍然占其收入的7%左右。這比城市人年純收入18000元（新修改的個稅標準）以上才交稅的情況，農民的負擔仍然要高得多。隨著經濟發展，對農民這部分稅收應該以補貼的方式返還給農民，從而做到真正的城鄉統一稅率。其次，促使農村人口合理享有資源配置的成果。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農村擁有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必然會向城市集中。這是一個基本趨勢。只是在這一集中過程中，需要通過國家整合使原有的農村人口能夠合理分享資源重新配置的收益。如對于失地農民的保障和轉化，使農民工進城務工時也能相應享受到城市公共物品。

“放活”，就是充分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消除體制性障礙，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設主體。國家整合不僅僅是將更多的資源配置給農村，更重要的是激發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改革引起的。農村改革主要是將農民從公社體制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為農村發展和創造自己幸福美好生活的主體。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的體制安排，我國農民的主體地位還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如盡管實行村民自治，但是各種各樣的政府任務仍然以強制性的方式下派給村委會，農民為各種各樣政府任務所驅使。所以，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消除壓制農民積極性的體制性障礙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否則，建設新農村的目標有可能如以往各種政府目標和任務一樣，成為農民的一種新的負擔。應該看到，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國家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是，建設新農村的持久動力和不竭源泉是農民。只有農民才最知道自身的需求，才能夠以足夠熱情和持久的動力創造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建設新農村將管理民主作為五大指標之一，就是為了激活和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通過國家整合，將資源盡可能地向鄉村配置并激活農村內在的動力。其前提是城鄉統籌，以工哺農，以城支鄉。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建設新農村并不是人為地抑制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恰恰相反，它要通過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支持和引導農村的發展，由城鄉分離走向城鄉一體。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以往的鄉村建設完全不同的地方。

自20世紀以來，隨著新興城市的崛起，面對鄉村的衰敗，一些有識之士希望通過改良的方式推動鄉村問題的解決。如1935年前后，從事鄉村改良活動的單位達100多個，人員2000多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漱溟等人提出并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倡導的“農村建設”和“平民教育”試驗；盧作孚作為大實業家關心鄉土，倡導鄉村建設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關心鄉村、改良鄉村。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但成效有限。特別是梁漱溟反對工業文明，主張回歸以農立國，未能激發和調動農村的主體性和積極性。他自己也感嘆：“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其重要原因在于他將鄉村問題歸結為文化失調，并不了解農民的真正需要，幻想以文化的方式去改造農村和農民。20世紀90年代，一些有知識的人試圖發掘鄉村建設的傳統資源，回歸以農為本的新鄉村建設。其想法盡管很美好，其成效仍然十分有限。畢竟當今中國已深刻地卷入到現代化的世界體系中，農民早已不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傳統農民，他們的需要和愿望正與城市迅速合拍。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村村通”的日益開放的世界里，要求農民“清心寡欲”，生活在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里。那樣看起來是同情農民，實則是對農民最大的不公。所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要回到以農為本，農村自我封閉的傳統社會，而是在業已分化的城鄉差距的格局下，給農村以更多的支持和發展機會；不是人為地抑制工業和城市的發展，而是在工業與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促使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不是否定城市文明，重新建構城鄉對立及零和博弈，而是尋求城鄉一體，共同發展，促進和諧。否則，農業和農村永遠也無法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況。如果沒有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我們就不可能在新世紀一舉免除沿襲數千年的“皇糧國稅”！

主要

1.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2.[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3.[美]塞繆爾·P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

4.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05年2月19日）。《人民日報》2005年6月27日第一版。

5.溫家寶：《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幾個問題》（2005年12月29日）。《光明日報》2006年1月20日第二版。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的支持，為“我國農村與農民問題研究”的成果，同時得到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崗位配套資金資助。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4頁。

②參見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0頁。

①參見陸益龍：《戶籍制度――控制與社會差別》，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70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78頁。

③孫中山：《三民主義》，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