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提升抗戰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貢獻
未知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展現中國是愛好世界和平和維護人類正義的偉大力量;它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凝聚民族偉力的最好載體,由此顯示出偉大的東方戰場不可征服的力量;它長期領導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解放而斗爭,而人民的這種斗爭則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定性因素;它代表全國人民公意參與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使中國以團結統一的形象展現于國際社會,為聯合國的創建作出重要貢獻。
【摘 要 題】中共黨史研究
【關 鍵 詞】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國際地位
【正 文】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國際地位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1942年1月,中國與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結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國以抗戰大國和四強之一成為其重要成員國。1943年1月,中國政府分別同美國和英國簽訂平等新約,廢除了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法理上取得國際平等地位。1945年4月,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參與聯合國的創建,并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取決于國際國內多方面因素,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對此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一、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為中國樹立起愛好和平和維護正義的大國形象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是中國在20世紀30至4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發生明顯分野、逐步形成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營之際,對國家歷史走向實行正確選擇的結果。中國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來,并以自己艱苦卓絕的抗戰贏得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重,才使其國際地位的提升具有一種可能。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解放戰爭的旗幟,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對于中國樹立起愛好和平和維護正義的大國形象,并在后來成為反法西斯陣營四強之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就立即建議國民政府實行抗日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鮮明地提出“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356頁。)。1938年2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發表演說時進一步提出三個反侵略統一戰線的概念,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和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隨即,他又從中國內部、敵國內部、國際三個方面論述了反日統一戰線的大格局,指明:“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73頁。)這里所說的“天羅地網”是一個形象化措辭,其實就是后來所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從歷史的實際考察,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早闡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主張的政黨,由于它是與國民黨并列的中國兩大政黨之一,其政治主張必然產生重要而廣泛的國內外影響。抗戰初期,實施這種影響的一條重要渠道就是通過來訪延安的外國記者。對此,中共非常重視,從速訓練了一批接待人員,對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區進行整頓,以便外國記者參觀攝影。駐西安的紅軍代表也采取相關措施,以保護和安排外國記者去延安參觀。抗戰爆發不久,中共還成立了由朱德擔任主任的海外工作團,后又建立以朱德為書記的海外工作委員會,主要任務是討論研究日本大舉進攻南洋時,如何組織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以及在軍事上爭取與英美同盟軍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等問題。中共的這些做法,從直觀的視角看是在擴大共產黨和延安的影響,但把它放到國共合作抗戰的大背景下審視,其影響已經不限于中共自身,而是整個中華民族,這對于中國改善國際形象、提升國際地位具有重要意義,表明中國作為一個東方抗日大國,開始把自己的命運與整個世界聯系在一起。 中國共產黨力主實行抗日外交,積極促進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是對國民政府走向抗日,最終融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有力推動。盧溝橋事變前夕毛澤東就指出:“所謂‘中日提攜’的宣傳和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出于戰爭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56頁。)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中國共產黨又及時提出存在兩種方針的問題,即堅決抗戰還是妥協退讓,并提出與堅決抗戰方針相適應的一整套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實行抗日外交而反對媚日外交。國民政府卻舉棋不定、延宕不決,既對日本抱有幻想,又對蘇聯心存芥蒂,遲滯了中蘇結盟的進程。對此,中共盡其所能,促進國民政府對蘇政策的積極化。中共《解放周刊》發表署名文章,公開批評國民政府在對蘇關系上的錯誤,指出:“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沒有弄好。在遠東,蘇聯是日本最有力的強敵,而蘇聯是能夠而且最愿意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然而主要因為過去中國南京政府不愿意和蘇聯接近,使蘇聯欲積極幫助中國也不可能。”(注:李凡夫:《抗戰以來國際形勢的檢討》,《解放周刊》第22期。)由于中共和國內正義輿論的壓力,也因為國民政府急需蘇聯軍援,才于1937年8月21日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形成兩國聯合制日的同盟。 中共還注重把握各種機會向英、美、法等國家介紹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其同情和支持。僅1937至1938兩年間,毛澤東就先后會見了美國《每日先驅報》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特派記者貝特蘭、美國國際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斯諾,以及世界學聯代表團柯樂滿、雅德·傅路德、雷克難等人,回答他們提出的有關中國抗戰的多方面問題,闡述了中共的抗戰路線、方針和政策,請他們向國際社會介紹中國抗戰,呼吁援助中國抗戰。貝特蘭后來寫了《中國危機》、《華北前線》等著作,為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和中共打開了一扇明亮清晰的窗口。斯諾撰寫的《為亞洲而戰》一書于1941年由美國蘭多姆公司出版,使大洋彼岸的人民得以目睹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英勇業績。為加強國際宣傳,1938年4月至5月間,周恩來領導成立了中共中央長江局下屬機構國際宣傳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國際宣傳組。該機構的主要工作是翻譯出版中共領導人著作,為國際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國友人聯絡。周恩來特別指示宣傳組同志:對武漢的40多名外國記者要保持經常聯系,凡中共代表團舉行記者招待會都邀請他們參加,及時向他們提供《新華日報》的新聞資料,同在武漢的外國機構保持聯系等(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17頁。)。周恩來還親自會晤過美國駐武漢總領事戴維斯、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其他一些中共負責人如葉劍英、博古等也利用在國統區工作的機會積極開展對外聯絡和宣傳工作。中共所開展的這一系列工作有利于西方民主國家了解和同情中國。從實際情況看,美、英從1939年初開始,相繼同中國簽訂了一些貸款協定,讓中國來購買工農業產品,修建運輸線等。不久,法國國民議會援華集團也同意撥款400萬法郎,并準備將法國儲存的價值約1億法郎的醫藥用品送往中國。這些都說明英、美、法對華政策的某些積極化,這無疑與中共的影響和推動是分不開的。這種影響和推動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對國民政府的抗日外交也有著積極的影響。 1941年以后戰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隨著形勢發展也進一步加強了推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是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出《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黨內指示,指出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于反對法西斯奴役,為此,中共的任務就是要“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頁。)。7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指示,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頁。)提出這樣一個判斷兩大陣線的標準,有利于澄清當時黨內和國內對英、美等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認識上一些錯誤觀念,加快推進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1941年10月,在延安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與會的有來自朝鮮、日本、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緬甸、蒙古、臺灣、印尼等18個國家和地區以及我國漢、藏、回、苗、彝等民族和海外華僑等各方面130多名代表,他們與來自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的2000多名代表聚集一起,商討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問題。大會通過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代表大會宣言和簡章,選舉產生了一個由37人組成的執委會,決定同盟總部設在延安。這次大會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世界反法斯統一戰線的建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隨后又對德、意宣戰,這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大營壘的最終分化。12月9日,中共中央就太平洋戰爭發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國家將無處不受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同時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國家也將無處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劃分為舉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陣線與舉行解放戰爭的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后地明朗化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248頁。)同日,中共中央還就建立更加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指出:“這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反對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黨派及一切階層的人民”,“這個統一戰線,應當是上層的,同時又是下層的,是政府的,同時又是民眾的聯盟”(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251頁。)。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這無疑包含著中國共產黨為此積極努力的成果。
二、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起東方戰場的民族偉力,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創造了根本前提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起東方戰場的民族偉力,彰顯中華民族反抗強敵入侵的高度的民族自覺。民族覺醒尤其是廣泛而深刻的民族覺醒并非出現民族危機就能形成的,還要具備更重要的內部因素,這主要就是本國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啟蒙和引導。抗日戰爭時期之所以能夠形成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除此時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近代以來的民族覺醒表現為一個漸進過程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則是已經產生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斗爭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由自發水平上升到自覺水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呈現出一種高度的民族自覺。這種高度的民族自覺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它以民族利益為重,以階級矛盾服從民族矛盾,使國共兩黨泯恩仇外御其侮,展現了高尚的民族精神和卓絕的民族智慧。 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主導性作用。從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就率先舉起抗日救國大旗,提出愿意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等條件下,與全國軍隊共同抗日。華北事變后,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共明確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就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政策作了重大調整,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為契機,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全面抗戰一爆發,中共即發表通電,呼吁“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7),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2頁。)。隨即發表國共合作、共赴國難宣言,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7),第4頁。)并迅速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開赴抗日前線。中共這一系列重大舉措加快了國共兩黨靠攏的進程,使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得以實現,從而造成全民族抗戰的新形勢。“十年爭戰后,國共合作又。回念舊時人,潸然淚沾袖”(注:《陳毅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27頁。)。陳毅這首帶有傷感卻又充滿理智的五言詩,正是中共顧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為重的真實寫照。中共置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于不顧,在處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關系上作出正確的歷史抉擇,充分表明它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民族覺醒和民族解放的先驅,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全民族的團結抗戰,凝聚起不可戰勝的民族偉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凝聚的民族偉力創造出東方戰場的奇觀,給世人以中國是民族之林強者的深刻印象。日軍在全面侵華初期就遭受重創,其所謂“在一個月內打垮中國”的狂妄計劃不得不宣告破產。英國《泰晤士報》盛贊中國抗戰業績說,這“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之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注: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第48頁。)。瑞士《新蘇黎世報》也發表評論說:“中國現在充滿了不少過去所不敢想象的奮發圖存的激情。所有居民都沉浸在這種氣氛中。”(注:轉引自《中國人民的戰士——外國報刊述評》,《真理報》1938年6月19日。)中國抗戰對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擊,使中日兩國的國際地位呈反向變化。美國學者費正清后來這樣評論:“到1937年底,國際形勢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國際地位開始下降,相反,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提高。”(注: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2部,章建剛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0頁。)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開辟的東方戰場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戰場。中國軍民獨自苦撐,持久抗戰,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民族凝聚力的軸心是不可能實現的。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及其開辟的敵后戰場成為抗戰中堅,與正面戰場密切配合,形成持久抗戰的巨大威力。從1938至1945年,中共軍隊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達到58.8%至75%,(注: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78頁。)這使日軍“一天天地淹沒在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注: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3冊,馬黎明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71頁。)。 中國抗戰所展現的民族偉力還在于它對日軍的牽制有力支援了蘇軍和英美盟軍的作戰。蘇德戰爭爆發前后,日本曾一度以為北進時機到來,想集結兵力對蘇開戰,但此計劃終未實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在華兵力難以抽調。1941年6月間,日軍曾提出一份《準備南北對陣》的方案,其中規定:以日本內地2個師派往滿洲,使滿洲、朝鮮兵力達16個師,作為基于陣容對蘇警戒;而當對蘇進攻時,則抽調日本內地5個師和在華4個師增派滿洲,使在滿洲、朝鮮的兵力達25個師;另從中國抽調6個師作為總預備隊,中國作戰面要適當縮小。但在實施這一方案時,日本最多只集結了16個師85萬人(一說70萬人),而這一兵力只能形成防衛和警戒,進攻則遠遠不足,因為此時蘇軍兵力一直保持在20至25個師,如果日軍要發動進攻,需超出蘇軍兵力一倍以上,即起碼達到40至45個師,而這對于兵力已被中國戰場所牽制的日軍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難怪杉山參謀總長此間斷然否決了松岡外相等人立即對蘇開戰的主張,哀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現正用于中國,(北進)實際上辦不到。”(注: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史》第1冊,張寶祥、趙寶庫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53頁。)日軍北進計劃的中止,緩解了蘇軍在東線的壓力,使其得以在1941年抽調8個步兵師和3個坦克師增援西線。1942年7月,德軍發動斯大林格勒戰役,西線形勢再度危機,但因東線無戰事,蘇軍又從遠東抽調8個步兵師增援西線,(注:林三郎編著《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5、149頁。)這對于粉碎德軍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攻勢,進而贏得整個蘇德戰爭的轉折,都至關重要。中國戰場對日軍的牽制也有力支援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太平洋戰場以海戰場為主,但日本的70%的陸軍和近1/3的海軍卻深陷于中國戰場而不能自拔。直到1945年擁有100余萬兵力的日本陸軍最大的戰略集團中國派遣軍,在中國軍民多年的打擊和消耗下,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又無力進行大陸決戰,只得向中國無條件投降。毛澤東早就斷言:“從這一方面說,中國的抗戰不但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75頁。)
三、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國民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努力,為中國獲得真正平等的國際地位指明正確的道路
抗日戰爭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力,也撐硬了國民政府的腰桿,促其加緊外交上的努力,去尋求中國的大國地位。1943年1月,中美和中英新約的簽訂是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國民政府對此作出重要努力,應予肯定。同時,也要看到并肯定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廢約努力所予以的積極支持,以及它長期領導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而斗爭對廢除不平等條約作出的重大貢獻。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專門作出決定,指出:“最近中美中英間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協定,美英放棄了在華特權。我們應當慶祝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7頁。)2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舉行了慶祝新約大會。當時延安正值風沙彌漫,仍然萬人空巷,鑼鼓喧天,盛況空前。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黨政領導人出席大會并講話。大會通過致全國電文,對新約簽訂表示衷心祝賀,號召為爭取最后勝利和建設自由平等富裕之新中國而斗爭到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所屬地區放假3天,來擴大宣傳。中共在國統區的主要媒體《新華日報》從1942年下半年起就以大量篇幅刊載中英、中美談判新約的報道。新約簽訂后,《新華日報》更是連續進行報道,從1943年1至5月,共發表消息、短評、社論、文章及有關資料100余篇,闡發新約的意義,陳明中共的立場,推動抗日民族解放斗爭的深入發展。 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極支持國民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主要的是以它領導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解放而進行的長期斗爭為廢約作出了重要貢獻。20年代初,當中國尚有許多人士迷信“威爾遜宣言”和期待“列強援助”時,中共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就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帝國主義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事實上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于他們欲壑無底的巨吻中間”,鮮明地提出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和行動口號。中共在1922年6月發表的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明確提出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法權,清償鐵路債款,完全收回管理等要求,“此乃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口號之嚆矢”(注:《中國共產黨與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放日報》1943年2月4日。)。為達此目的,中共積極倡導建立民主聯合戰線,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改組后的國民黨通過了新的政綱,規定“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表明中共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已成為民族聯合戰線的口號,成為全國人民的口號。此后民族斗爭即掀起高潮,相繼爆發五卅運動、省港罷工、北伐戰爭,漢口、九江租界得以收回。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繼續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旗幟,宣傳、組織和實行以民族革命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積極努力,并終于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發動了全民族抗戰,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獲得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與平等新約之簽訂。中國共產黨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斗爭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解放的急先鋒,它是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統治、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首倡者,是這一主張始終不渝地堅持者。”(注:《中國共產黨與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放日報》1943年2月4日。) 如何看待廢除舊約和訂立平等新約,實質上涉及到一個歷史觀的問題。中共當時就指出,廢約“是全國人民努力奮斗的結果。人民,唯有人民,乃是這一光榮史詩的作者”。還指出,新約締結,“這是誰的成功?我們將毫不遲疑地回答:這首先是中華民族廣大人民的成功。我們衷心地崇拜我們偉大人民的力量底雄偉……人民——這是中華民族求得自由平等的力量的源泉和保證。”(注:《中國共產黨與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放日報》1943年2月4日。)這是用唯物史觀看待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所得出的科學結論。從近代中國歷史看,民族壓迫和民族斗爭一直是主要矛盾。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殘暴,中華民族中的敗類自慈禧太后、袁世凱、北洋軍閥、國民黨中的不抵抗主義者,直到汪精衛的賣國求榮;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反抗與解放斗爭,自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革命直到全民族抗戰。近代中國歷史就是在這種矛盾斗爭中前進的。正是由于中國人民持續不斷的反抗斗爭,才使帝國主義永遠無法滅亡中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終究會取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成功。人民對于廢約斗爭的意義更突出地表現在抗戰期間,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開辟了對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具有偉大意義的東方戰場,才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英、美對中國刮目相看。人民斗爭又是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密不可分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不僅為民族解放不懈奮斗,而且為這一奮斗指明正確的方向和道路。中共誕生以前,曾有過屢仆屢起的民眾自發斗爭,但成效不大。中共誕生以后,才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及其實踐,才能改變以往那種民族覺悟程度不高、組織散漫的、目標不明確的自發斗爭,形成具有高度民族自覺的、目標明確的、全民族的團結奮斗,以致發動全民族抗戰并取得廢約成功。 中國共產黨在肯定國民政府廢約成果的同時,還指明了中國獲得真正平等的道路。平等新約廢除的只是治外法權等特權,而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計達三四百個(注:張振鹍:《論不平等條約——兼析〈中外舊約章匯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已經形成一個體系。更重要的還在于,新約簽訂時,中國正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還未贏得民族獨立。中共當時即指出,我們必須堅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國的獨立解放便無法實現,中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也還是一紙空文”。不僅如此,中共還指明:“中國要變成獨立的國家,要變成與世界列強列于平等地位與平等關系的國家,不僅有賴于對日戰爭的勝利,而且有賴于戰后國家之建設。”(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18頁。)這就闡明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的兩個要素:獨立和富強。獨立是前提,富強是關鍵。取得對日戰爭勝利只是解決獨立的問題,此后還需要通過建設來實現國家富強,增強國家的實力,否則還是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地位。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對簽訂平等新約問題進一步作了科學總結,指出:“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并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注:《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5~1086頁。)這就為中國爭取獨立和平等、提升國際地位指明了正確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使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才真正屹立于世界東方,躋身于強國之林。
四、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公意參與聯合國的創建,為中國以團結民主的大國形象展現于世界舞臺作出貢獻
聯合國是根據1943年10月簽訂的《中、蘇、美、英四國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精神而建立的旨在維護戰后世界和平的國際性組織。1944年8至10月,四國又在美國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擬定了《關于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建議案》,并建議這個組織取名為“聯合國”。1945年2月召開的雅爾塔會議決定由中、蘇、美、英四國發起成立聯合國。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代表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制定聯合國憲章。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聯合國的創建。會議召開前一天,恰逢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對于保障戰后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注:《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5頁。) 中國共產黨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曾遭到國民黨方面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阻撓。中共據理力爭,闡明大義。在2月18日舉行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闡述國共談判方針時,強調中共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同日,周恩來致電赫爾利,對中共要求作進一步說明,指出:“現在的國民政府完全是國民黨獨裁統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區九千萬人民,也不代表國民黨統治區域廣大人民的公意。因此出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國民黨的代表人數只應占代表團人數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應占三分之二。國民黨代表中還應包括國民黨民主黨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愿,否則絕不能代表中國解決任何問題。”(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603頁。)2月19日,赫爾利復電,以中共未被承認代表一個國家、而只是一個政黨為由拒絕中共提議(注:《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遠東中國》,1945年卷7,華盛頓1969年英文版,第235頁。)。對此,《新華日報》發表評論指出,參加舊金山會議問題,“國民有權過問,人民要求公開的、民主的準備!人民要求象英美一樣的有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代表!”(注:《趕快準備啊!》,《新華日報》1945年3月5日。)赫爾利的“理由”既違反了民意,又不符合國際慣例。3月7日,周恩來又致函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杰,重申如欲使中國代表團代表全國人民公意,則必須包括國民黨、中共和民盟三方面的代表,并提出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3人為中共代表。中共義正辭嚴而又合情合理的要求迫使國民黨作出讓步,并得到羅斯福的認同,他于3月15日致電蔣介石,主張中共應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團。3月27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代表團名單,計10人,其中國民黨方面4人,中共和其他兩個黨派各1人,無黨派人士3人。中共代表為董必武。中共要求國民黨再行考慮增加其代表名額,但未被同意。國民黨這種做法受到中共和民盟的批評。 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對于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意義重大。這一點,羅斯福要比蔣介石看得更清楚。他在給蔣的電報中說:“本人愿向閣下表明,將共產黨和其他政黨或團體的代表納入中國政府代表團,我估計并無不利之處。事實上,這一做法可能會有獨特的好處。無疑,這將在會上造成極好的印象,而且閣下這種民主姿態將會證明是對閣下統一中國工作的切實幫助。”(注: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外交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185頁。)民國資深外交家、代表團成員顧維鈞就竭力主張代表團應有廣泛的代表性。他說:“我們應該摒棄內政上的歧見,以一個團結統一的陣容,出席舊金山會議;須知這是世界歷史上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注:《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509頁。)問題很明顯,如果中國代表團由國民黨獨攬,中國在國際上就不會得到一個團結的形象、民主的形象、大國的形象,而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更談不上什么大國地位。3月26日,蔣介石回電羅斯福,對其建議表示“甚感”(注:《抗日戰爭》(外交卷),第1186頁。)。這或許是蔣介石迫于羅斯福的壓力,或許他真的有所醒悟。從中共來看,它要求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大會,并不是出于黨派之爭和黨派之利,而是從人民利益和國家大局來考慮的。正如董必武當時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我雖系共黨之一員,然系代表整個中國。中國代表中包括各黨各派,及無黨派,誠是極好之象征。”(注:《中國代表團到達舊金山》,《中央日報》1945年4月26日。)中共在爭取代表名額與國民黨談判過程中,就多次闡明中共能否與會關系到能否真正代表人民公意的問題,指出國民黨一手包辦的代表是“分裂之舉措”(注:《抗日戰爭》(外交卷),第1184頁。)。3月27日,中共又就要求增加其名額問題指出:“為著更能顯示中共與敵后解放區在今天中國政治上所占之比重,為著更能代表敵后解放區九千余萬人民的意見,為著真能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為著表示國民黨真心愿意團結一切抗戰力量,我們認為有再行考慮增加中共及敵后解放區的代表之必要。”(注:《舊金山會議我國代表團》,《新華日報》1945年3月27日。)這些都體現了中共坦蕩的政治胸懷和著眼于中國國際形象的大局意識。4月6日,董必武赴會途中在重慶出席中國民主同盟為他舉行的歡迎茶會上表示,對國民政府關于會議代表的決定,中共中央是極不滿意的,而中共代表所以出席,完全是出于愛好和平、力求民主和委曲求全的精神,并為國際和平而奮斗(注:參見楊瑞廣:《人民的使者——記董必武同志參加舊金山制憲會議片斷》,《人民日報》1985年10月21日。)。董必武作為中共的惟一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就是要使中國能夠以團結統一的陣容展現于國際社會。 中共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以民族和國家利益為重,努力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大國形象。董必武奉行代表團關于只討論有關整個中國問題的準則,淡化黨派角色,突出中國代表的身分,妥善處理內政與外交的關系,顯示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睿智。顧維鈞評價董必武為人和藹可親,通曉國際事務,在整個會議期間表現很好。他后來還在回憶錄里寫道:“代表團開會每提到有關蘇俄問題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問題時,董總是緘默不語。他是代表中最年長的一位,似乎力圖避免給人造成他是為共產黨的利益而來的印象。”(注:《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第510頁。)董必武凡有建議或提出問題,都要找顧維鈞商量,與代表團關系融洽和諧。顧維鈞還說董必武挑選了一個很好的秘書章漢夫,認為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杰出人物,為人善良而謙虛,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員在聯合國大會這種重大國際場合給外界留下的這些良好印象,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6月26日,舉行了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董必武與其他中國代表分別在憲章上莊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一歷史的瞬間向世人昭示著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國的尊嚴,也記載著中國共產黨對創建聯合國的歷史性貢獻。 抗日戰爭是一場以實現中華民族獨立為主要任務的民族解放戰爭,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由復雜的歷史因素造成的中國國際地位問題,只是在中華民族前行的歷史軌跡上奠定了一個輝煌的坐標,其中凝結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民族的無限忠誠和無私奉獻。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回眸歷史的煙云,會更加深刻地領悟到中國共產黨當年闡發的歷史真諦,從而更加堅定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建設富強、民主和文明的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