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黨報思想成因探析

未知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列寧在俄國獨特的斗爭環境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1917年，他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成功地發動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得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取得了勝利。這一劃時代的偉大勝利，使得列寧的革命理論被許多國家，特別是不發達國家的革命者所接受。列寧的黨報思想，也通過第三國際對各國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產生很大影響，被視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和宣傳思想發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列寧的革命思想，包括他的黨報思想，是在一個十分特殊的環境中形成的，他個人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不相同，他的個人經歷和性格特征也頗具特色。要理解他的黨報思想，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的生活環境。

一、俄國和西方國家：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參照系對列寧的影響

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沙皇俄國就被視為歐洲最后一個封建堡壘，以致馬恩在184 8—1849年主辦《新萊茵報》時兩個主要斗爭目標之一，就是摧毀俄國這個最后的反動堡壘。但是直到20世紀初，俄國依然在沙皇極端專制的統治下。列寧就是在這種環境中，于1870年誕生在伏爾加河左岸小城辛比爾斯克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省教育廳視察員，祖父曾是農奴，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其父是個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教育家。他的哥哥由于刺殺沙皇而在1887年被判處死刑。列寧有條件閱讀到啟蒙書籍和馬克思的著作，痛恨專制制度，在喀山大學讀一年級(法律系)時就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開除。從那時起，他始終受到沙皇政府的監視和各種迫害。后來他自學四年并獲得了彼得堡大學的正式畢業文憑，在地方上做兼職律師。這為他后來發揮其論辯的才華奠定了知識基礎。1887年，他的中學作文中，有一篇是專論印刷術發明意義的。這從一個側面可以證明，列寧對于新聞出版的影響力從小就有較深刻的理解。

列寧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他是在既定的前人提供的“主義”基礎上，發展這種主義，而不是重新創造一種主義。因而研究列寧的思想，需要不斷地回過頭來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歐洲國家，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工作經驗對他的影響。

俄國不僅政治上是歐洲最落后的大國，而且全國民眾中的文盲數量也是最多的。雖然當時俄國已有官方報紙，但是最早面向社會發行的報刊，卻不得不由莫斯科大學主辦，因為社會上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數。那時歐洲主要國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擁有普選權，以及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權利，而在俄國，警察密探遍布，到處都有嚴格的書報檢查，革命政黨沒有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人民也沒有普選權。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9個代表)在明斯克召開，發布了黨成立的宣言，指定《工人報》為中央機關報。但是很快，大會選出的三人中央委員會就被沙皇警察破獲，《工人報》出版的努力也告失敗。而那時，列寧還在西伯利亞的流放地。

列寧1895年曾在西方國家考察過四個月，那里的政治環境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經歷了幾年流放后，列寧于1900年流放期滿回到內地。他意識到，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難以展開政治活動，也難以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重新建黨，只能首先在國外進行工作。于是他決定同年底出國與當時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勞動解放社”合作，討論重新建黨。

從那時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國，其間除了1905年俄國爆發民主革命時返回過俄國外，列寧大部分時間是在西方國家生活，包括德國、英國、瑞士、法國、奧匈、瑞典、波蘭、芬蘭等等。這些國家被列寧稱為“自由國家”，盡管有時也遭遇一些麻煩，但與俄國黑暗的專制制度相比，列寧獲得了在自己的祖國無法想像的廣泛的活動自由，特別是新聞出版自由和通訊自由。正是這些自由使得列寧有可能以國外為穩固的基地，領導國內的革命斗爭。1900—1917年是列寧從事政治活動的成熟期(時年他30—47歲)，這種自由的環境，與俄國形成強烈的對照，對列寧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

列寧對西方國家工人運動的公開性和自由度是羨慕的，多次談到它們。在他活動早期，尤其尊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和他們的領導人物，諸如倍倍爾、李卜克內西、考茨基等，以及德國黨的主要報刊，特別是理論刊物《新時代》。列寧熱情地追求精神自由，具有良好的個人民主作風，以及遵循黨內活動慣例的“守法”意識，除了家庭的影響外，這些個人的特征主要是長期生活在自由國家養成的。

對兩方面的深刻體驗和理解，使得列寧有可能對比不同的政治環境，得出適合不同環境的政治斗爭策略。他在比較德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斗爭環境時就指出，在前者，可以展開“廣泛民主原則”，其特點有二：“完全的公開性”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他寫道：“沒有公開性而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僅限于對本組織的成員。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甚至黨代表大會的會議也是公開的。”選舉制“這個條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中是不成問題的。……大家都知道，某個政治活動家起初做過什么，后來又經歷過什么變化；他在困難時候表現得怎樣，他的品質一般說來又是如何，因此，全體黨員自然都能胸中有數地決定是否選舉這個活動家來擔任黨的某種職務。對于黨員在政治舞臺上的一舉一動進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監督，就可以造成一種能起生物學上所謂‘ 適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動機制。完全公開、選舉制和普遍監督的‘自然選擇’作用，能保證每個活動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擔負最適合他的能力的工作”[1](P131-132)。

而在后者，只能艱難地存在秘密組織，“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在流行由憲兵來進行選擇的情況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1](P132 )。因此，列寧關于俄國黨報的理論和工作原則，總是與俄國的環境相聯系的，如果脫離俄國的具體環境，他的某些觀點或說法，從現在的眼光看，就有些難以理解。

列寧不得不生活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他處理國外黨內的事務和在國內解決一些私人事項時，是十分民主的或寬容的。這是他個人民主作風的體現，是他的很真實的一面。但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從事黨的工作時，環境迫使他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又必須采取一些“專制”式的做法，包括黨報事務。革命勝利后，他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具有數百年專制傳統的俄國處理國務，許多具體問題不采用同質異構的專制措施是不可能即時解決的。在不習慣于民主討論的環境中，民主討論帶來的往往是無休止的爭吵和黨同伐異的小動作。這種矛盾著的現象，使得列寧常常處于民主的主觀意識和實際采取的專制措施的夾縫中。我們可以從列寧的一些信件的字里行間感受他的無奈和苦惱。他清楚地感受到存在著矛盾，并且努力從制度、觀念上讓社會和黨內逐漸習慣于在國家法治和黨內法權的范圍內解決問題。但列寧生命的最后幾年，蘇維埃俄國百廢待興，無數內外矛盾交織，他必須處理的眼前事務遠遠多于未來的法治建設。因而，考察列寧的黨報思想，需要從大量的關于眼前工作的論述和少量的體現他對未來設想的論述或做法中把握他的思想。

特別是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幾年，軍事共產主義試驗、蘇維埃國家面臨白衛軍的叛亂和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工作重心經常變動。研究這個時期列寧關于報刊和新聞政策的論述，更需要考察論述的背景。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列寧關于西方新聞政策的論述，主要以贊揚為主；在十月革命后，面臨資本主義國家媒體對蘇維埃的大規模的造謠誹謗，列寧對西方自由國家新聞出版政策的批判成分大大加重。這并不意味著他的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而在于環境發生了變化。如果只引證他某個時期的某句話，可能會出現片面性。

二、俄國工人政黨的活動特點和列寧作為職業革命家的特點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來屬于第二國際的一個黨，黨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與第二國際主要的工人政黨有各種聯系。因而，該黨早期的組織結構與歐洲其他社會民主黨形式上相近，所獲得的關于“黨”和“黨報”的觀念也與它們相近。但是，俄國黨的組織經常遭到沙皇警察的破壞，其成員不得不總是處于秘密的小組活動的狹小范圍，特別是那些被迫到國外活動的小組，在失去一致對敵的環境后，更容易形成相當狹隘的派別。

恩格斯晚年與俄國社會主義者有較多的接觸和聯系，他很快就發現了俄國人的這一特點。他在1890年給俄國勞動解放社成員查蘇利奇寫信時指出：“我知道西歐少量俄國僑民中正發生什么樣的運動。大家相互認識，互相之間的私人關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敵對的，所以，必然伴隨著分歧、分裂、論戰的整個發展，在極大的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質。這是所有政治僑民所特有的情況。1849年至1860年這段時期我們也經歷了這些情況。但是我當時確信，黨有足夠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脫這種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這些糾紛的影響，正因為如此，這樣的黨比其他政黨有很大的優越性。你們越是不受這些微不足道的刺激所牽動，你們就越能積蓄進行偉大斗爭的力量和時間。……要讓西歐所有的社會主義刊物都不向你們的俄國對手開門是不行的。如果俄國運動能夠比較公開地在西歐廣泛的輿論面前發展起來，而不是躲在與世隔絕的小團體內從而有利于陰謀活動和各種各樣的詭計，難道俄國運動本身不會贏得勝利嗎?”[2](P388)在列寧作為后生晚輩參加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政治活動中的時候，由于黨實際上名存實亡，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一黨內派別斗爭交錯復雜的局面依舊。

把至少一半的精力放在與黨內派別而不是與敵人的斗爭上，這可能是列寧從事的黨務的特征之一。他的論著的相當部分是在與非布爾什維克的派別進行斗爭，不斷地批判他們，從組織原則、策略原則到抽象的哲學思想。但是，他的目的絕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派別，而是為了黨的政治統一，克服派別而服從于共同制定的黨綱和黨的策略原則。因而，列寧的黨報思想，相當程度上是在與其他黨內派別斗爭時論述的。列寧本身也站在一定的派別上，這就是自1903年黨的二大上形成的布爾什維克派(意即多數派，相對的便是孟什維克派，意即少數派)。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派別在主要問題上，代表了正確的立場，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實踐結合得較為成功。而孟什維克在組織原則上堅持的基本是第二國際的組織慣例，沒有考慮俄國不存在政治自由這一重要的背景條件；在行動方式上，他們太習慣于“自由”的小組活動，而忽略了這些小組已經屬于一個直接向敵人進攻的黨。

正像恩格斯說的，西歐各國工人政黨的早期，在沒有獲得政治自由、遭受迫害、被迫流亡的情況下，黨內的派別爭斗甚至超過了共同的對敵斗爭。西歐各國政治自由的基本實現，使得領袖們的一切觀點和個人的優缺點得以公開，在工人群眾的監督下，派別爭斗大大減少，即使存在黨內派別，通過公開辯論也容易解決問題，黨的領導人之間自然存在的不同意見通過開誠布公，多數可以達到協調一致。

然而在俄國，專制制度太強大了，如果秘密存在革命政黨，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小組活動上，而且觀念上堅持小組習氣，那么俄國革命永遠不會成功。各個分散的小組必須重新組織成為一個黨，一個有正確黨綱和黨的策略原則、行動一致的黨。于是，在《火星報》時期(1900—1903年)，列寧為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模仿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辦?》的名稱，寫作了一本政論小冊子《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設想：集中的戰斗組織、專業化的職業革命家組織。因為對于俄國革命來說，無產階級沒有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當時也沒有議會斗爭的場所，那么結果就如列寧在另一本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中所說：“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3](P415)他甚至借用阿基米德的話語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1](P121)所以，當我們理解列寧關于黨報性質、作用的許多論述時，需要考慮與之相配的黨的組織結構。這種關于黨的理論，適合當時俄國的環境，是列寧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方面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表現。列寧逝世后的當年，斯大林將它總結為“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理論，是否得當，這里無法展開，暫且不論。

列寧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締造者出現的，他們是思想家，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黨的具體的組織者。而列寧是作為小字輩參加俄國革命的，他不可能像俄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那樣較為超脫，主要從事著述工作。列寧不得不從事許多瑣碎的黨務和黨報的編務，只有很少的時間(例如在年輕時寫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專著，1916年寫作《哲學筆記》)從事過學術性質的研究，因而他主要是職業黨務工作者、政論(特別是黨內政論)作家、國務活動家( 主要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這種情形使得他的許多論述帶有較明顯的實用特征，或用于即時的鼓動、反駁，或為了強調某一點而暫時忽略其他，此一時彼一時。必須更多地與實際環境相聯系來理解他的論述，從總體上來體會他的思想。否則，在有些問題上，會有一種不同時間、地點的論述相互矛盾的感覺。一般來說，列寧的思想總體上是前后一致的，只是因為他是現實的政治活動家，多數情況下不是作為思想家在論證問題，才造成這種感覺。

列寧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到30歲就已經以他們的著作《神圣家族》、《哲學的貧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共產黨宣言》等聞名于西歐各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界。關于他們的思想發展和理論的要點，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自己總結概括了出來。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只是國際共運中一個不大重要國家的黨的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他很快成為世界公認的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但是革命成功后極為繁忙的國務活動，使得列寧很少有時間來系統概括自己的思想發展和理論要點。他的溘然長逝，使得列寧的思想，包括他的黨報思想，是由他的后繼者論述的，沒有他本人總結概括的依據。由于歷史的原因，這種論述長期以來又只有一種欽定的意見，排除了其他的理解。鑒于這種情況，我們在研究列寧的黨報思想時，需要更多的獨立思考，依據列寧本人的論述并結合當時的背景來全面理解。對于現在列寧著作中編者關于某些事件和人物的注釋(主要根據前蘇聯的材料)，要帶上批判的眼光，因為它們的表述不是客觀性語言，帶有較強的褒貶色彩。

列寧的個人性格特征更適合做現實問題的高明的政治家，他思維敏捷，反應迅速，寫東西很快，具有組織者和鼓動家的天分，能夠迅速處理棘手的問題；他愛憎分明，好激動，在激烈的論戰中對人對事的判斷容易偏激，但是冷靜下來后對事對人的判斷則較為全面和寬容。他十分注意學習，這可以從他的許多讀書筆記中感覺到，但是繁重的工作使得他難以長時間靜下來從理論上研究問題。因而，列寧的著作帶有論辯家的機智和滔滔不絕的鼓動色彩，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理論著作那樣嚴謹。因而，對于他通過一系列著作、文件、信件表達的黨報思想，不宜只就某個比喻、某個詞或半句話來反復捉摸，而應從整體上來理解和把握。

三、列寧的新聞和宣傳思想主要表現為黨報思想

由于列寧生活在俄國極端專制的環境下，那里沒有供人們自由發表意見的任何政治手段，公開出版的報刊，不是官方的，就是依附于官方認可的黨派的，而且書報檢查橫行，因而列寧不能屈從于那些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報刊的觀點，在上面發表文章。他也不可能通過為這類報刊撰稿宣傳自己的革命主張。這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其他西歐國家工人政黨的領導人那樣，可能通過為非黨的社會性報刊撰稿而達到宣傳目的。他僅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前的1895年，曾在地方性報紙《薩馬拉新聞》上發表過一篇文章 (也是他首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以后，不得不秘密存在，為了劃清與資產階級的界限，黨內明確規定黨員不得在政治上參加資產階級報刊的工作。雖然允許為了掙錢參加報刊的非政治部分，但是這個界限是較難區分的。在黨內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斗爭中，揭露和批評對方成員參加資產階級報刊的工作，成為一種主要的指摘由頭。由于有這種規定，列寧后來寫的文章，均發表于黨的報刊(包括少量其他歐洲國家工人政黨的報刊)，他主編的黨的報刊和他個人，除了發表批判資產階級報刊的文章外，與資產階級報刊幾乎完全沒有媒體間或人員間的接觸和交流。因而，列寧不可能系統論述俄國和西歐一般社會性報刊的工作特點。

列寧在黨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均不是新聞，幾乎全部是政論，或涉及黨內斗爭，或涉及正面闡述黨的綱領和策略，或是批判沙皇政府和資產階級報刊的論點。他所寫的小冊子，也均是關于黨內思想斗爭或國際形勢分析方面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報刊寫的文章中，至少半數是新聞。

列寧創辦的報刊，全部是黨報黨刊，總數有40多家，遠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要多。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這些報刊的存在時間通常較短，被封閉掉一家，就改換名稱再創辦一家；在一個地方被查封，就到另一個地方再創辦。但是，他為之撰稿的報刊，也大概是這么多家，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為之撰稿的報刊有200多家，而且其中多數是非黨報刊。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思想家，他們有機會更多地從宏觀層面討論世界交往、世界貿易，這種探討沒有國界的考慮，而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思考。列寧主要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政治活動家和黨的報刊的職業編輯(十月革命后多次填寫表格職業欄時，他填的是“記者”或“著作家”)，他面臨的具體問題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多得多，他只有較少的機會從世界角度探討問題，諸如帝國主義問題，大多數時間要與各種黨內的派別進行斗爭，與沙皇政府進行斗爭，因而討論的主要是俄國黨和俄國自身的問題。

鑒于以上原因，列寧的新聞和宣傳思想，主要是黨報思想，在這方面他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黨報理論。但是從宏觀層面探討人類的新聞傳播、一般意義的信息傳播很少；在俄國這個傳播技術十分落后的國家，他也無暇關注世界層面的傳播技術革命問題，只在晚年的百忙之中，關注過俄國的廣播，論述也限于只言片語。

列寧一生都在從事黨報工作，這種工作在相當程度上即是黨的宣傳工作的最重要的部分。因而，列寧的宣傳思想是融合在他的黨報思想之中的，很難完全將宣傳思想從中分離出來。

列寧是出色的黨報主編，黨報中同樣也有大量的新聞通訊，他雖然沒有像記者那樣直接采訪和撰寫過新聞，但是每天要處理潮水般涌來的關于工人生活和斗爭的新聞稿，他對新聞本身是非常熟悉的，只是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使得他無暇專門研究新聞的傳播。他對報紙的編務和經營也非常熟悉，善于與報紙的通訊員建立親密的聯系，在這方面，他的一些論述也是富有創造性的。

為了了解列寧，從1902年的一段他關于社會民主工黨創辦公開的新聞性報紙的條件的論述，可以展現他對新聞行業的熟悉程度：“要在報紙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冊子上)談城市的和國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鮮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過的材料。而為了收集和整理這樣的材料……就需要專門的作家、專門的通訊員組成的大本營，需要有社會民主黨人記者組成的大軍，這些記者到處建立聯系，善于打聽到各種各樣的‘國家機密’(俄國官吏常以知道這種機密自傲，而且隨便泄露出去)，善于鉆到各種各樣的 ‘幕后’，——需要有‘因職務關系’而必須無孔不入和無所不知的人所組成的大軍。我們這個反對任何經濟、政治、社會和民族壓迫的政黨，能夠而且應當去尋找、召集、訓練、動員并調動這支無所不知的人所組成的大軍去作戰——但這一切都還是有待于我們去做的事!”[1](P141-142)

這是列寧的設想，當然，當時的俄國黨完全不可能擁有這樣龐大的職業記者隊伍。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列寧才要強調將為數很有限的這方面的人才集中起來，讓他們成為職業革命家，通過高質量的黨的中央機關報來宣傳黨的綱領和策略。于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列寧具有俄國特色的黨報思想。

回顧列寧生活的時代對他新聞和宣傳思想的影響，以及他個人這方面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為一些特點：

——非常善于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黨報工作，在黨報理論方面表現出高度的黨性，堅持黨報正確的辦報方針。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他把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保證黨報理論上正確，看得高于黨的組織程序，要求黨的領導人和編輯部都必須遵循黨的綱領和策略。同時，他很善于運用靈活方式方法，盡可能多地團結黨內同志一道工作，這可以從十月革命后黨和國家主要領導集體的構成，看出他的寬容精神。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都曾在黨報工作方面與列寧的意見相左，但是這些人后來都在黨和國家最重要的崗位上。

——似乎有一種天然的接近報紙通訊員、了解下情的內在動力。列寧長期在國外主編黨報，他最為痛苦的事情就是無法全面了解國內工人運動的真實情況。因而，每當遇到從國內來到編輯部的同志，他都要與之長談。這種黨報的編務環境使得列寧養成了通過報刊了解下情的工作習慣，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關于黨報群眾工作的論點。

——無時不刻地考慮到蘇維埃報刊工作重心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列寧十月革命后成為一個新生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國務活動家的責任意識使他必須考慮“生產建設”這個任何國家存在的前提。他竭盡全力地與各種貌似革命的論點或派別進行斗爭，促使蘇維埃的各種報刊在內容和內部運作方式上都能適應新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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