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國內外所發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促使人們對許多問題重新進行思考和研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當今中國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半個多世紀風雨歷程中，它已經顯現了自己所特有的功效。問題是，進入新世紀后，這一制度所面臨的形勢更加復雜，需應對的挑戰更為嚴峻。于是，關于它的前途與命運，---- 例如，“要不要繼續堅持與完善”、“如何有效地堅持與完善”，---- 便成了人們熱切關注的重要課題。一些論者多從我國歷史因素與現實需要的結合上得出“必須堅持”的結論。那末，能否將這一重大課題放到世界政黨現象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下來加以分析、思考呢？

我們認為，世界各國的政黨現象（政黨政治、政黨制度等）都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都是世界性與民族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都需要我們以認真的、理性的態度去重視與研究。應當相信，考察與研究國外政黨政治，對于思考中國政黨制度的問題，是會有所啟迪的。

基于這一考慮，2002年6月，我們非常樂意地接受了有關部門的委托，決定對國外政黨現象開展一次專題研究，進而聯系我國現行政黨制度進行較為深入的思考。

我們的課題組由復旦大學浦興祖教授領銜。參加者有復旦大學政治學等專業的2位博士生、4位碩士生以及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的一位研究人員。

限于條件，課題組主要依據文本資料進行考察與研究。第一步是，廣泛收集有關國外政黨制度的資料（包括若干外文資料）。第二步是，對資料進行篩選、分類。重點選取了：實行兩黨制、多黨制的典型國家或地區（美、英、法、意等）的資料；相對后起的兩黨制、多黨制國家與地區（俄羅斯、非洲與東南亞諸國等）的資料；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的資料。第三步是，分工協作，分析、研究相關資料，并聯系我國政黨制度進行思考，寫出分報告。第四步是，在7篇分報告的基礎上，多次進行集體研討，逐步提煉觀點，形成總報告。

通過歷時三個月的研究，我們的基本結論是：

（1）必須繼續堅持我國現行的政黨制度；

（2）必須對某些重大問題引起高度警覺；

（3）必須切實完善我國現行的政黨制度。

二 、 堅 持

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從世界范圍看，這種政黨制度確實獨具特色。通過本次研究，我們認定，在當今中國，繼續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不是某種主觀意志所決定的，而是各種客觀因素的必然要求。

1、 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階段決定了我國現行政黨制度之必需

眾多資料顯示，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的起步階段與發展初期，普遍建立起了由強勢政黨為主導的政黨體制。例如在東亞，韓國的民主共和黨政權、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權等，無不如此。這一現象的產生決非偶然。因為，現代化必定引發社會利益結構的急劇變動，從而也必定激起利益表達與政治參與的高漲。這就要求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尤其是初期），必須處理好制度化與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之間的關系，以避免可能出現的政治參與沖擊社會穩定的情況。而要處理好這對關系，又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定、強而有力的政黨作主導。事實證明，東亞諸國相對集中的政黨結構為各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而正是在這個時期，這些國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高速發展的經濟成就。

我國目前正處于現代化過程的前期階段，處理好制度化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系，營造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的任務仍很艱巨，全球化的趨勢又給現代化過程中的穩定問題增添了不確定性。加上我國是一個超大型社會，地區間的發展程度極不平衡，社會整合的要求與難度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作為現今中國最大也是最強的政黨，責無旁貸地應充當全民族領導者的角色，承擔起保障社會穩定，推進現代化順利發展的重任。同時，由于所有制結構與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民主黨派的代表性很可能會更加增強，各黨派亦應在制度化與政治參與中有效地發揮參政黨應有的功能和作用。這樣，現代化過程中不斷被激活的政治資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開發，不斷增長的社會政治參與需求才會被有序地整合進政治體制內，可能發生的社會動蕩才會得以避免。總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正好適應了我國現代化歷史階段的需要，不能不堅持。

2、 “一主多種”為特征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我國現行政黨制度之必需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由于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的決定，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對立與社會結構的分化，進而產生多元競爭的社會政治體系。政黨作為現代社會中主要的利益聚合與表達組織，根據其多元化社會基礎的要求必然建立起相應的競爭性運行機制。資料所表明的情況也基本如此。雖然其中的某些國家----主要是一些長期"一黨獨大"的國家(如新加坡)，未見不同政黨輪替執政，但政黨間明顯的競爭性關系，已經作為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得到憲法、法律以及慣例的認可。

最近20多年內，我國的經濟成分有了重大變化。但從總體上看，至今還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這便決定了與公有制聯系最為緊密的工農群眾在社會中仍應居于主體地位，同時也決定了全國人民----作為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在社會經濟利益方面仍存在著統一性與共同性。反映到政治上層建筑，就依然要求有一個統一的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在當今中國，只有集中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同時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堅持其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適應了經濟基礎所提出的客觀要求。同時，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新經濟成分正在不斷增長，一主多樣的經濟結構同樣需要堅持多黨共存與合作。在一定意義上講，現在是新中國歷史上最需要，也是最可以發揮多黨派作用的一個時期。因為，這樣更有利于那些伴隨新經濟成分而起的新階層便于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總起來說，既堅持共產黨領導，又堅持多黨合作，這是當今中國“一主多種”為特征的經濟基礎對政黨制度的要求。

3、 我國現行的政黨制度在制度設計上有著自身的"彈性"優勢

拋開國體上的基本差異，僅就具體的制度而言，世界各國目前大多實行的是多黨聯合或多黨體制下的兩黨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西方政黨制度的設計理念中一條基本的前提假設就是黨派間的剛性對立與生死競爭，這樣的制度設計原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黨派間的相互監督，但由于強調黨派的剛性對立，也導致了眾多問題的存在：或增加政治體系中的不穩定因素，易導致政局持續動蕩不安。如實行議會多黨制的意大利在1945年至2000年的55年間，總共更換了55屆政府，每屆政府任期平均下來不足一年，往往由于某些政見的不和或政治策略的需要就可能導致一任政府的倒臺，即使作為最大政黨的天民黨也常常處于小黨"微勢均衡"的制約之下；或造成民主的效率損失以及政治資源的極大浪費，引起公眾對于政治的冷漠態度。如實行兩黨制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由于競爭的需要經常使國家政治運作陷于無益的黨爭之中，影響了公共政策的正確取向，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政府運作的癱瘓，而美國民眾日益冷漠的政治態度可以說是對這種黨派利益置于公眾利益之上行為的最好反應。正因為如此，現代西方政黨制度在發展過程中正出現一種趨同化的傾向，即政黨之間在基本政見方面開始彼此接近，黨際合作與政策協調日漸成為西方現代政黨制度中的主題，政治中庸化逐漸淡化了政治運行中的意識形態所屬，這樣的一種趨勢既是西方國家的國家性質的必然結果，亦反映出政黨制度作為民主政制有機組成部分的一個發展趨向。

我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設計中"彈性"機制，彈性強調的是包容性，政黨制度的“彈性”，主要是指政黨間的協調、協商、協作的關系，我國的體制內政黨組織已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沖突利益的代言人，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關系基礎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通力合作與政策協調，同時又強調雙方在此基礎上的互相監督，整個制度在內部結構上具有較大的"彈性"空間，充分體現了社會民主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基本取向，有利于在民主與效率之間實現一定的動態平衡，有效地減少了所謂的"民主成本"。

鑒于以上諸點，我們覺得，堅持我國現行政黨制度，決不是任何主觀意志的選擇，而是由當今中國經濟基礎、歷史階段與文化狀況等綜合因素所決定的。同時，這一制度自身之優勢也正適應了這種客觀需要。------ 這是我們研究外國政黨政治所獲的第一啟示，也是我們反觀中國政黨制度后的第一結論。

三、 警 覺

我國現有的政黨制度的基本架構是符合國情的，也是符合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是必須堅持而不能動搖的，但是也要注意到我們的政黨制度還很不完善，政黨制度確立的時間還不很長，而國外政黨制度的已往或當下面臨著許多挑戰與危機，對于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警示，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通過對國外政黨政治的研究，我們認為，必須對以下一些重大問題引起高度警覺。

1、 長期執政的黨如果缺乏足夠的危機意識，就有可能毀于一旦

政黨研究學者指出，政黨危機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西方如此，東方也如此，一黨體制如此，多黨體制也如此。對于一個有著長期執政經歷的政黨而言，形勢則更為嚴峻。長期的政治實踐一方面為這些政黨積累了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執政的豐富經驗，另一方面，也使政黨在結構與功能上具有鮮明的歷史規定性，政黨自身如果不能在結構與功能上作出及時的調整，就有可能因為體制上與功能上的僵化而難以應對政局以及社會發生的急劇變化，就有可能會面臨執政危機。然而，一個長期擁有執政地位的政黨往往會因為自身強勢而忽略這種執政危機。

從世界范圍看，蘇聯共產黨的教訓是慘痛的。為什幺一個由列寧締造的、有90多年光榮歷史、近1500萬黨員的大黨，會在一夜之間坍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長期執政，蘇聯共產黨形成了高度集權的組織結構與領導體制，以黨代政、黨過多使用行政命令乃至鎮壓手段，因這種高度集權的政黨結構下，由于缺乏有效監督而導致權力對黨的嚴重的腐蝕以及削弱黨與其基本群眾的政治聯系，體制的僵化也使蘇聯共產黨難以應對蘇聯政治生活中的急劇變化，從而導致了蘇聯共產黨的迅速瓦解。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教訓也是深刻的。它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對黨和國家政策進行適應性調整，導致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危機，從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削弱了黨的社會基礎。印度的國大黨、臺灣的國民黨、日本自民黨、意大利天民黨、南非的國民黨都因為積弊深重，組織體系老化弱化，嚴重削弱了自身實力，最后都淪為了在野黨。盡管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這些危機有不同的表現，不同的性質和不同的原因。但是值得引起我們警覺的是，這些國家的政黨都因為長期執政而出現了體制僵化的危機，并在其后無力回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實行政黨輪流執政，因為影響執政的并不是執政時間長短這一因素，而是當國內政治與社會生活發生變化之時，政黨能否在體制上功能上做出相應的調整與應對，政黨能否通過這一調整繼續獲得人民的支持與擁護。

但是對于老牌的執政黨而言，由于長期把持政權，并在社會中居于絕對優勢地位，因此難免會忽視自身建設，忽視政黨本身的發展問題，或者即使有所意識也難以引起高度重視，直到政黨垮臺才追悔莫及。也就是說，一個成熟的長期執政的政黨，要想取得持續與穩定的執政地位，應該有足夠的危機意識，能夠與時俱進，隨著社會的變遷及時調整自身結構功能，能夠不斷加強自身建設。也就是，增強政黨體制本身的吸納能力，努力使自身始終保持足夠的活力。世界上一些老牌執政黨相繼衰落或淪為在野黨，教訓十分劇痛，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而言，無疑是一種警示，它要求我們高度警覺：如果缺乏足夠的危機意識，就隨時有可能覆轍重蹈。

2、 如果不能盡力提高政策績效、增強執政能力，執政黨就有可能喪失民心，丟失政權

蘇共長期以來奉行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和路線，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體制模式，嚴重背離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終于導致蘇聯經濟在速度和效率方面都出現了危機。這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形成了廣大人民群眾對蘇共和蘇聯社會制度的信任危機。在這樣的條件下，共產黨政權難以為繼，人們做出了另外一種選擇。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1929年成立后，曾高舉以主權獨立、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為核心的"革命民族主義"旗幟，提出建立民主政體，發展民族經濟，實行土改，保護工農的綱領、主張，并領導實施了土地改革、國有化、免費教育等重大經濟社會變革，使該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贏得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擁護。但1988年到1994年在位的薩利納總統為適應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的新理論主張，雖然這一理論主張中含有了保護民族經濟之意，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方案也付出了嚴重的"社會代價"：收入、財富和權力大規模轉移到經濟和政治的權勢者手里，與社會大多數有關的一切被貶低，大多數人被邊緣化、被排斥，工人的剝削程度被加重，表現為：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貧富分化加劇，工人工資降低。這種社會脫節，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與擁戴，并最終失去了長達71年的執政地位。

在英國，工黨幾經沉浮，并在撒切爾時代一度非常低迷。布萊爾一上臺便強調黨必須適應英國新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現實，從根本上扭轉工黨游離于英國主流社會的態勢。在他對工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改革就是修改黨章第4條。英國工黨的章程產生于1917年，并在1918年的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其中第4條集中體現了工黨的宗旨，即以實現公有制社會為奮斗目標。由于這一條明確要求實現公有制，所以長期以來被視為黨的社會主義象征，同時它也是工黨推行國有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理論基礎。布萊爾上臺后，他要求黨內拋棄關于公有和私有、國家與市場的爭論，認為理想的經濟模式應是"充滿活力的私有經濟，而輔之以高質量的公有服務業"，市場作用奏效的領域靠市場，市場作用失效的領域靠政府。這一改革使工黨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從一個目標比較狹窄的政黨轉變為能夠有效地管理一個發達社會、促進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政黨。2001年5月，英國布萊爾再次以高選票蟬聯首相職務，他對此更加躊躇滿志，認為這進一步表明第三條道路的治國方針得到了選民的理解和支持。

這些經驗和教訓給予我們以警示，要求我們高度警覺：人民群眾是政黨的社會基礎，提高政策績效與執政能力可以贏得人民的支持，但如果不注重提高政策績效，不注意增強政黨的執政能力，黨就會因為失去民心，缺乏群眾基礎而垮臺。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要想獲得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共產黨的信任，執政的共產黨就必須提高執政能力，以政績來取得人民的信賴和支持。

3、 如果不能痛下決心鏟除腐敗，執政黨就無法擺脫自我瓦解的厄運

大量資料表明，執政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是削弱黨的戰斗力、危及黨的生存的直接因素。印度的國大黨、臺灣的國民黨、日本自民黨、意大利天民黨、南非的國民黨等等政黨的衰落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此。黨內腐敗導致黨在重大政治事變面前軟弱無力，并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與信任。

蘇聯共產黨的倒臺不僅在于蘇共長期奉行脫離實際、忽視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方針政策上，而且也在于斯大林當政后，蘇共黨內逐漸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階層，嚴重損害了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俄羅斯獨立后出現的一批"新貴"，絕大多數是從蘇聯時期的黨政干部演化而來的，出現變相的世襲制。這蘇聯劇變期間，有學者曾就"蘇共代表誰"搞過社會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只占7%，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占85%。

由于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以權錢交易為特征的金權政治的存在，腐敗風成了現代日本政治的"頑癥"，金權丑聞一直伴隨著自民黨的長期統治。從1960年開始到1993年為止，日本政壇的重大丑聞、舞弊案總數不在20伴以下。進入80年代，丑聞更是接連不斷，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這類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國民的極端不滿，日本輿論指出，金權政治腐敗案件"使國民對政治失去信任"，"人心思變，選民把選票投給了有清新之意的新黨。" 自民黨執政期間"金權政治"的泛濫使日本國民對于帶給他們黃金時代的自民黨政權逐漸失去了信心日本。

在意大利，米蘭丑聞幾乎囊括了以天民黨為首的所有傳統政黨，導致了一連串政界人物收授賄賂、貪污公款大案的被曝光，從羅馬到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十幾個大城市，各級官員中有1/3的人受到審查。甚至在某些地區，全部官員均涉入此案，無一幸免。時任天民黨人總統斯卡爾德羅也被指控涉嫌受賄或貪污。天民黨及社民黨、自由黨等傳統政黨在一片聲討中，票房率急劇下跌，不得不讓位于左翼民主黨等新興政黨。

印度國大黨人收受賄賂案是八九十年代轟動全印度并激起公憤的大事。其中的 "博福斯" 丑聞成了國大黨的拉吉夫在隨后大選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拉奧執政時期，"哈瓦拉"丑聞牽涉到了國大黨政府的幾乎一半部長，拉奧印度還成為印度第一個面對刑事審查的總理。為了籌集選舉資金，后來的國大黨還吸收大批有犯罪史的商賈及謀權者入黨，這一現象被印度媒體斥之為"罪犯化政治"。國大黨雖然在執政時期對印度的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尤其是1991年實行經濟改革以后，經濟發展明顯提高。然而，國大黨的腐化還是成為印度反對黨大勢炒作的對象，從而使國大黨民心背離。

以上事實給我們以警示，我們必須高度警覺：執政黨內的腐敗現象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那就必然導致丟失民心，丟失政權。中國共產黨必須高度重視國外這些老黨衰落的深刻教訓，重視并堅決鏟除黨內腐敗現象，正本清源，從而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三個代表"。

4、 如果不能適時地擴大社會基礎，加強政治整合，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往往難以為繼

越南、老撾、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亞洲四小龍"包括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區的一些國家在取得了民族解放和獨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強化了黨對國家與社會的全面領導。執政黨通過基層組織和執政黨的外圍組織來實現的社會的控制，從這些國家的當時所處的國家環境來看，這無疑起到了動員社會資源，保衛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維護民族獨立的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動了這些地區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社會從來都是多樣性的存在，很難整齊劃一，社會的生機就是來源于多樣性之中。社會過度的政治化、組織化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容易窒息社會的活力，從而政黨發展本身也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政黨的發展難以應對社會的急劇變化，難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在臺灣，國民黨在逃臺之后試圖繼續延用其在大陸的一黨專制體制，但是在其開始現代化之后，廣泛的社會動員機制卻使國民黨在統治過程中不得不開始放寬對社會政治參與的壓制和控制，黨外和本土勢力的體制內空間隨著地方選舉的放開和黨禁的解除逐步開始擴大，并最終導致國民黨的下臺以及臺灣政治局勢的動蕩。新加坡、韓國等國曾經依靠政黨對于社會的全面控制使得本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而當經濟現代化目標達成之后，執政黨再次全面控制社會的努力難以為繼，原有的政黨體制紛紛開始松動、瓦解甚至徹底的顛覆。如新加坡，在民主發展的基本趨勢下，PAP的一黨制似乎也不大可能單純的依靠僵化的體制來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目前在黨內所做的一系列的政策調整正說明這一點。

隨著社會階級階層分化，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這樣，其各自相應的政治代表--新的政黨就有可能產生。隨著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執政黨要不斷擴大社會基礎，實現政治整合，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確保執政黨的領導地位。這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尤其如此。如果執政黨的政治整合能力不強，失去了對日益分化的社會的領導能力，執政黨不能有效地領導社會，而是以強力控制社會，就會使社會窒息，從而失去活力。這種社會的不成熟形態將會導致社會的動蕩，執政黨的領導地位也將因此岌岌可危。因此執政黨必須切實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政治整合的能力，及時有效地把各種新生社會力量吸引過來，使之與現存政治秩序達到高度的整合狀態。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分化也很嚴重，因此，如何通過激發社會的活力幫助社會趨向成熟，從而真正實現黨的領導制度化，也是一個非常需要引起警覺的問題。

5、 如果不能處理好政治參與問題，執政黨就難保政治穩定

政治參與一般是指普通民眾試圖影響政治決策的活動，通過選舉、院外活動、組織活動、小范圍的接觸，甚至是暴力活動來實現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有益于公民了解政治過程，增強公民的社會責任感，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公民的政治參與使政府更能負起責任來。政治參與主要包括自動參與和動員參與兩種類型，在大多數國家里這兩種類型的政治參與都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在實行兩黨制與多黨制的國家，自動參與要更多一些，而實行一黨制國家由于主客觀原因，自動參與要少一些，而動員參與要更多一些，民眾通過“儀式性”的，或“支持性”的政治參與，表明對政黨和政府的支持，例如各種類型的大型游行，動員參與中的壓力與操縱難以避免，但是長此以往易造成民眾對操縱者的反感，當反感與不滿經過長期積累，而其政治訴求又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得以表達時，非常容易導致爆發性的政治參與，表現為直接的反政府行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民眾的民主意識的提高，民眾要求在政治決策中發揮作用，要求社會更加公平，以及實現自身的政治利益訴求，導致政治參與的擴大不可避免。但是政治參與也會導致各種政治利益的交鋒，甚至是對抗，造成政局的動蕩，從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但是壓制政治發展也會影響到穩定。如何處理發展、平等、參與三者之間的關系是現代化變革社會的重要問題，從各國的政治實踐來看，主要形成技術主義模式和平民主義模式兩種發展戰略，技術主義模式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暫時犧牲政治參與的發展，一切以實現經濟的增長為目的，例如印度尼西亞、肯尼亞、巴西以及1987年實現政治選舉前的韓國，盡管經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于經濟雖然得到了發展，卻未解決社會分配的平等問題，而且造成新的更大的社會不公，激起民眾的強烈反對，對民眾的政治參與采取更進一步的抑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間許多國家相繼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動蕩，表明了這種以單一的經濟發展為指向的模式的嚴重弊端。而平民主義的發展模式，注意到了廣泛的政治參與和社會的公平，但是經濟增長卻放慢了，各種政治力量的斗爭使社會矛盾叢生，政治上的穩定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例如，智利、印度、烏拉圭等國。

政治參與涉及兩個主要方面，即民眾和執政黨本身，對民眾而言政治參與是對自身政治利益的維護，對執政黨的權威而言，民眾的政治參與無疑會使之受到削弱，不過這種政治參與卻在根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以人民利益為指向的政黨無疑會推動政治參與的發展，只是需要考慮時機和戰略步驟問題，協調政治參與、經濟發展和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當社會的不平等還不很明顯，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不很強烈時，強調經濟發展是完全正確的選擇，執政黨暫時放緩對民眾政治參與的推動，有利于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但是當社會矛盾已經比較的尖銳，社會政治參與的熱情已經高漲的情況下，當執政黨對政治參與的忽視，有時會導致政治參與的突然爆發，如果不能正確判斷，處置不當，對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發展非常不利，這里還涉及到執政黨的政治敏感性問題，執政黨是否已經意識到社會政治參與的需要，如果當民眾的政治參與已經高漲的情況下，卻采取抑制政治參與的措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更難保證政治的穩定，政治參與本身也有利于推動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因此執政黨必須重視民眾政治參與。

四、 完 善

由國外政黨制度的警示來看，我國政黨制度必須完善，但是這種完善是在堅持我國政黨制度基本架構的前提下的完善，強調堅持政黨制度的基本架構有利于保證政黨制度完善的社會主義方向，同時通過政黨制度的完善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從而也有利于我國基本政黨制度架構的堅持。

當代除了少數國家外大多是政黨政治國家，政黨在國家政治系統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政黨政治發展較早、制度比較完善西方國家中政黨制度有許多的優點值得我們借鑒，其運行機制、監督機制、決策機制、選才任人機制等方面有著長期的經驗積累，考察成熟的政黨制度一般主要反映政治系統之中四種基本關系的規定性，即政黨與政權的關系、政黨之間的關系、黨內關系、黨群關系，政黨制度體現了政黨圍繞著政治資源的占有與分配展開的斗爭，對政黨制度完善也主要是從這幾方面出發，當然由于各國的具體的國情并不完全相同，國外政黨制度的一些經驗也要具體分析。作為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使命是蘊含于整體現代化的系統工程之中，是更深層次的變革，表現為變革的艱巨性、長期性。通過對國外政黨政治的研究，我們認為，必須采取切實舉措(包括借鑒國外政黨運作的某些經驗)，完善我國政黨制度。

（一） 完善政黨制度的戰略

1、 堅持緊迫性和必然性相結合的改革

政黨制度要不要變、如何變都不是主觀的臆斷，而是結合了國內、外形勢的分析，當然最終是否改、如何改還要取決于決策層的決定，這也取決于現有的政黨制度架構發展空間的實際狀況，而社會的需要成為推動政黨制度進一步改革的動力，但是從當前來看社會主體力量尚沒有強烈的改革訴求，同時現有的政治架構的潛力仍然沒有發揮盡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更主要的是現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設計，也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有力保證，因而是必須堅持的，同時，我國的政黨制度還很不完善，還不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政黨制度必然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革，但是這種變革只能是現有政黨制度基本架構內的變革，變革的速度與步驟也不是主觀的臆斷，而是結合了國內、外形勢進行分析和判斷，在當前最緊迫的、最急需的方向選擇突破口。

2、 勇于借鑒與制度創新

在堅持黨的政治領導的前提下，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的前提下，吸取國外已經成熟的制度經驗為我所用。由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本質在借鑒過程中必要的謹慎應該的，我們的根本制度還是要堅持，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決定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僅僅從意識形態出發判斷具體的政黨制度優劣，政黨制度的判斷標準也應該堅持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為標準，前蘇東國家的政治僵化、經濟停滯人民很不滿意，造成黨失去了群眾的擁護，喪失了執政的地位，直接原因表現為經濟沒有搞好，在西方的和平演變和黨放棄領導權后造成的歷史倒退，不過其中的深層次的原因卻是黨的制度僵化、觀念僵化，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不可能預料到現實中的所有問題，其中的原則性的規定也是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在新的時代如何能既要堅持又要突破既有觀念的束縛，這就要考慮改革的策略選擇，要把借鑒與創新相結合，同時兼顧社會歷史與革命傳統，針對現實問題提出解決思路。

3、 執政黨的自主性推動

執政黨的自主性推動是現階段政黨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共產黨居于政權的核心地位，是國家政權的組織者與領導力量，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具有歷史的合法性基礎而且還有著現實合法性基礎，執政黨掌控著絕大多數的政治資源， 擔負著新時期制度建設、利益調整、政策供給、社會整合等重要功能，離開了黨的自主推動是不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的，同時執政黨的自主性推動也使改革的進程與目標操控在執政黨手中，不僅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地位，而是加強黨的領導地位，因此現階段執政黨的自主性推動是堅持與完善政黨制度的保證。

4、 以中國國情為基礎的漸進式戰略選擇

政黨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是歷史的進程，是基于本國國情的基礎之上的完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改革不是應急性的措施，而是綜觀全局、有步驟、分階段的長期性的改革，這也要求政黨制度改革必須積極穩妥，不能急于求成，從而影響到政治穩定。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政黨制度改革也是對生產力的一種解放和發展，同時生產力內在發展的要求又推動了政黨制度改革，穩定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獲得持續發展的前提，只有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穩定，政黨制度改革才能順利地進行下去。政黨制度改革同時又是對政治權力、利益格局等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將會改變某些利益格局，可能會激起反對，因此要穩妥、慎重，要全面考慮、細心組織，把各種利益要求進行調整、綜合，贏得大多數人對改革的支持，減少改革的阻力。

（二） 現階段完善政黨制度的措施

1、 參政黨的代表性與群眾基礎也應得到重視

以往把民主黨派定位為干部性政黨，而非群眾性的政黨，在這一點上與執政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邏輯是建立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在建國之后對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政治代表—民主黨派也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同時接受改造，其組織發展、政黨功能的發揮都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是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保證不，是完全正確的。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已后，民主黨派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尤其是在經歷了20余年改革開放以后，民主黨派的性質、成員構成等方面已經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民主黨派定位為半群眾性政黨更有利于適應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功能發揮。

首先，從執政黨來看，不僅要在宗旨上明確宣布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且在實際政策上也要代表。在新時期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結構多樣化的前提下，執政黨也面臨著擴大執政基礎、增強代表性的問題，江總書記"五·三一講話"中提出執政黨必須要符合"三個代表"的要求，執政黨的與時俱進，核心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本質是執政為民，黨要通過自我的完善成為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使黨永遠保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地位。

其次，從民主黨派來看，擴大黨的代表性與群眾基礎也應包含民主黨派。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民主黨派的主要基礎已經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和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民主黨派發展到今天，其主體力量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在綱領和性質、組織發展上必須堅持"三個為主"的同時，擴大民主黨派的發展空間，這不僅不會改變現有政黨制度架構的力量，而且有利于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最終也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加強。從國外政黨制度的經驗來看，決定黨員數量的關鍵性變量，是黨能保持執政地位，這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加入執政黨不僅可以得到執政黨的政治庇護，而且可以得到更多資源分配，處于轉型期的國家與地區更為明顯，以臺灣為例，在國民黨掌權時黨員號稱有250萬人，而2000年重新登記時剩下105萬人，最近據報道其中交納黨費的已不足30萬人，而民主進步黨由在野時的僅24萬人，由于獲得執政地位，近一、兩年大量加入黨員達到40萬人，因此從現實考慮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在數量是擴大是有限的；從政黨所代表的廣泛性、先進性上看，中國共產黨有著先天的優勢，在黨的宗旨明確規定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更為廣泛，人民也為先進政黨的綱領和宗旨所吸引，因此，強調民主黨派的發展與堅持黨的領導并不矛盾。

執政黨的先進性一方面是黨的綱領的先進性，另一方面是黨通過吸收符合"三個代表"要求的先進力量入黨來保持黨的與時俱進，在這樣的社會階層多樣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條件下，入黨主要應看政治覺悟，在黨的歷史上有許多雖然出身剝削階級，但是由于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加入到無產階級政黨的行列，當今適應變革的國內外形勢擴大執政黨的執政基礎，成為煥發黨的戰斗力重要保證。

第三，從國外政黨的發展歷程來看，階級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的情況出現淡化的趨勢，社會階級結構出現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特點，中產階級力量日漸壯大，任何政黨都不能忽視這種社會變化。布萊爾領導的英國工黨向中產階級靠攏，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在組織上大力發展個人黨員，以期在此基礎上，結束工會集體入黨并左右工黨事務的狀態，也借此改變工黨黨員隊伍的構成，擴大中間階層出身的黨員成分，提高黨員素質，吸引更多的選民。1994－1997年，工黨個人黨員增加30%，達到40萬，新黨員多為持中間立場的選民，是新工黨的有力支持者。在1995年4月的英國工黨全黨特別大會上，通過了取消在1917年規定的實現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公有制等內容的黨章第4條第4款，工黨曾經長期推行國有化和福利政策以改善工人階級的境遇，但是實際效果不明顯，而且英國的國有經濟效益低下，導致英國經濟衰退，勞資關系緊張，工人階級也不滿意工黨的政策，隨著工黨的公有制條款的取消，使工黨的執政基礎得到擴大，為工黨帶來了更多的黨員，實際上 1997年的選舉結果也表明這種變革的作用，它也為工黨帶來了足夠多的選票，使其上臺執政。

當然黨的基礎在擴大的同時，也要加強黨的精英化建設。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就決定了黨必然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精英集合，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不斷吸收社會的新興力量加入組織，從另一角度提高了組織自我更新和組織的成熟。

2、 堅持參政黨的功能開發

參政黨在已有的功能基礎上擴充其內涵與范圍，就參政黨的來看在缺少經驗、資源的情況下增加其功能是當下難以承擔的，就已有的規定加已落實和保障民主黨派的作用將會得到發揮。

民主黨派一方面通過黨員參與政府、人大等，擔任相關職務的直接參政的形式實現參政議政的職能，另一方面通過談心、座談會、民主協商會等形式執政黨就國家和地方的重大決策問題與民主黨派政治協商，民主黨派也可以通過人民政協、黨派間的政治協商等形式黨和政府進行民主監督，參政黨通過調研等形式獻計獻策，可以說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形式、途徑已經初步形成，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但是參政黨的功能發揮距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雖然在總的原則、具體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途徑與方式也有了相關規定，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缺少實效性與實施途徑與方式的細化，不僅僅是由于民主黨派的監督是沒有法律效力，缺少實施細則，而且是由于參政、監督的效果好壞不僅僅取決于參政黨的參政、監督的力度，更重要的取決于是執政黨的重視程度。

從政黨結構分析，西方政黨制度來看政黨通過選舉的方式，進入政治體制內，政黨間的關系是競爭與制衡的關系，執政黨無時不刻感受到在野黨的競爭壓力，就我國的政黨制度的結構分析是多元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協商政治結構，在理論上是存在多元的政治力量間的權力制衡機制關系，只是由于參政黨與執政黨之間的關系還未理順，參政黨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這造成現階段我國形成參政黨與執政黨的關系是依賴型的關系，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政黨制度缺少獨立的監督機制。

從政黨性質來分析，建國之初民主黨派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在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之后，從其構成主體來看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基本完成了由資本主義政黨到社會主義政黨的轉變，參政黨的參政和民主監督是有益于執政黨領導地位鞏固，因此放手適度發展參政黨，減少對參政黨事務的過度干預是有利于執政黨的建設的。當下執政黨對參政黨在組織規模、經費、人員構成、黨的領導層等方面的領導過于具體，不利于參政黨的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參政黨是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執政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當然從現實考慮由于參政黨自身在參政意識、參政才能、參政資源等方面相當缺乏，參政黨在缺少參政的政治經驗前提下，執政黨還是需要在尊重參政黨自主性的前提下進行必要的指導。

現階段的參政黨的作用發揮還很不充分，更多的是停留在"智囊團"層次上， 為執政黨獻計獻策，這些工作當然是很重要，參政黨的更重要的功能是體現在對執政黨的民主監督層面上，通過對權力的制約機制的確立，達到監督的目的，由于參政黨的社會主義性質使監督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的多黨制、兩黨制的互相攻訐，而是通過對政執政黨與執政黨領導的政府進行監督，最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與執政黨形成合力，從而避免多黨制、兩黨制政治動蕩的弊端，同時又可避免一黨包攬一切，缺少制約的弊端。

對于參政黨的功能開發，首先需要規范制度設計。我國政黨制度的基本架構已經具備，在堅持既有架構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權力結構，加強制度建設與法律建設，把參政黨的參政與監督的范圍、方式、內容、步驟等方面用制度與法律方式固定下來，如積極推進"政黨法"的出臺，同時建立多層次政治協商結構，對國家大計方針以及重要事項進行協商。

其次，加強參政黨自身建設。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發展對參政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參政黨應該加強自身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才能保證參政黨的功能得到發揮。參政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認真學習共產黨的各項決議、方針、政策，把對形勢的把握與國情的了解結合起來。加強領導班子與后備干部的培養，合理發展組織，建立與完善參政黨內的運行機制，認真貫徹1996年《關于民主黨派組織發展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和198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

此外，參政黨的功能發揮也離不開社會的理解與執政黨的支持，后者更為關鍵。參政黨的功能開發是一個系統工程，參政黨本身的改造雖然很重要，但是更主要的是為建立合理的權力制約結構的政黨制度內部機制的改造，以及外部環境培育。

3、 黨內競爭推進黨內民主

執政黨的民主建設不僅是關系到執政黨本身，而且關系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全局。由于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全局性、步驟性、階段性和長期性，使執政黨的民主建設不可能全面鋪開，鑒于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改革中的難點，既不能因為改革的復雜性和艱難性而無限期推遲改革，又不能操之過急，要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依據社會發展的現實，根據緊迫性與必然性相結合的原則，選取適當的突破口。

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但是我們不能采用西方的多黨制的黨外競爭方式，而是依據民主原則開展黨內競爭從而有利于選拔人才，有利于創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進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全面發展。就歷史來看中國共產黨內始終是存在著競爭，在革命戰爭時期表現的較為明顯，黨性強、功績突出者很快就能脫穎而出，成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在那樣一種環境里競爭是保證黨的綱領、政策和措施能夠得到貫徹執行的重要保證。在和平時期，黨沒有了生死存忘的壓力，競爭機制也逐漸淡化，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的干部多了起來，甚至有的人成為改革進程中的阻力。

黨內的派性是是歷來禁止的，圍護黨的團結，使黨成為強有力的戰斗集體是無產階級政黨鮮明特色，但是競爭是否會導致派性斗爭呢？競爭是否是現代政黨政治的屬性？競爭的條件與方式又是怎樣？這些問題的解答應該放到歷史與現實的大背景下去分析。派性斗爭是一定會導致競爭的，不過派性斗爭是以派別的利益為依歸，是無原則的斗爭，這是要堅決反對的，黨內是不能允許派性斗爭的。但是在遵守黨章和黨的各項規章制度的前提下的競爭是不違反黨的原則的，這種競爭是在共同維護黨的根本利益上存在著一致性，是在黨的大政方針上存在著一致性，因此競爭并不必然導致派性。以往黨內就存在著競爭，只是表現的更為隱性，在強調黨內的一致性、統一性和穩定性的背后，合理的競爭仍然是存在的，甚至于違反黨的原則的派性斗爭也是大量存在的，從黨史來看競爭的事實存在，使黨內競爭問題難以回避，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多種利益并存于黨內，這種情況在黨的代表性和基礎擴大之后表現的更為明顯，圍繞著黨的具體政策的分歧將有增加的趨勢，而通過制度性的規定把體制外競爭納入到體制內競爭，有利于黨的政策連貫性、一致性，有利于保持黨內的團結與穩定，也有利于防止黨的老化、僵化，使黨永遠保持青春活力。

世界上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里競爭是明確規定，可以說沒有了競爭也就不可能有兩黨制或多黨制，而在一黨制國家中政黨制度是排斥競爭的，不過如果對國外政黨制度深入分析，會發現盡管各國政黨制度不盡相同，有的還差異很大，但是事實上競爭卻是普遍的，只是這種競爭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前者競爭主要存在于政黨之間，黨內競爭則相對平靜，而后者由于不存在競爭者，競爭主要是在黨內展開。從西方政黨制度來看競爭是圍繞著選舉展開，通過選舉競爭來實現資本主義政治民主，而在一黨制國家中競爭則是隱性的，透明度較低，競爭的透明化、制度化仍然有待完善。

從國外政黨制度的發展趨勢來看，競爭越來越透明化、制度化，其有益的經驗對我國政黨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加強執政黨的黨內民主制度建設，穩步推進黨內選舉制度改革，逐步完善委任制與選舉制的結合。

黨內民主是更好地實現黨的領導原則的保證。通過民主的過程把黨內各種意見要求綜合起來，使領導的決定更能反映全黨的意志，有利于減少決策的失誤。江總書記多次講到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原則， 這個原則正是建立在黨內民主的基礎之上的， 只有充分貫徹、實行黨內民主才能更好地保證民主集中制原則實現。在與中國政黨體制相似的古巴， 其黨的四大關于黨章的決議之中，也提出了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就必須把高度自覺的紀律性與廣泛的黨內民主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高度重視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制，提倡黨內在討論問題時暢所欲言，保證討論和發表意見的充分自由。在保證黨的集中領導的前提下，完善黨內民主的制度性渠道，例如，采取切實的措施保證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職權，實行代表大會常任制、黨內的差額選舉制、進一步提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地位與職權等等。

同時，現階段黨內民主建設的進程也依賴黨的領導體制的完善。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應該防止和避免個人領導取代集體領導、黨的領導的現象，在革命取得勝利后革命政黨存在著向執政黨轉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人權威向組織權威轉化，個人魅力權威向法理性權威轉化是其重要特征。從國外政黨制度的考察黨魁的作用不僅在后發國家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而且在發達國家所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英國兩黨制的黨魁、全國執委會、議會黨團、基層黨的組織結構中，黨魁的作用非常明顯。在韓國，自1945年獨立至今，共出現過80多個政黨，除目前尚存的4個之外，其余的70多個政黨中，存在15年以上的只有樸正熙的共和黨，當樸正熙被害后，該黨也隨即解散；存在10年以上但不足15年的也只有一個；大多數只存在幾年左右就消失了。所有政黨都以政治人物為中心建立或解散。泰國政黨的庇護制，黨魁更是居于主導地位，但是黨魁一旦失勢，政黨也很快沒落。在政黨制度成熟的國家黨魁一人是難以影響到政黨整體的興衰，黨魁在組織選舉、動員資源、使政黨進入體制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選舉過程緊緊地圍繞在黨魁展開，不過一旦選舉結束黨魁的影響始削弱。而后發國家的政黨組織往往緊緊繞著領袖組成，政黨穩定性比較小。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實踐中黨內的制衡體制長期不成熟，嚴重的以個人領導取代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嚴重滯后，如何處理黨領袖與黨的關系還是一個長期課題，通過對民主集中制的不斷完善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

4、 密切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

江總書記最近提出要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黨的群眾工作路線，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黨脫離群眾，得不到群眾的擁護，黨執政的基礎就將動搖。

新時期的加強黨員的思想政治建設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系關系到黨的興亡、關系到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政黨都對本黨的基礎非常重視，由于社會主義政黨的宗旨就是一切為了人民，更是真正以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在國外成熟的競爭性政黨體制中是通過選舉來保障選民利益，選民具有直接的報復權，以投票的形式選擇讓那個政黨來執政，但是由于我們的政黨制度是非競爭性的，執政黨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于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規定性使執政黨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有更大的主動性，同時也要看到仍然存在著自下而上的壓力，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對于擴大執政基礎，落實、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必須要堅持黨的執政地位，這是保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需要，為此就必須加強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渠道、措施，人民群眾對黨的具體的政策與措施的監督更需要以人民群眾為出發點，要進一步提高信訪部門、紀律檢查部門地位和權限，加強輿論監督等方面。

在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從越共六大之后看隨著經濟革新的發展，腐敗、以權謀私等現象的發展，越共也開始開展整頓和純潔黨的運動，把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作為長期的任務，1992年6月召開七屆三中全會， 通過《關于革新和整頓黨的決議》，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重心，黨的建設為關鍵"。越南共產黨也把加強黨的隊伍建設、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提高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看做是關系到越南黨和社會主義存亡的重大舉措。即使是實行兩黨制與多黨制的西方國家政黨出于競選的需要，也會在競選期間對選民作出一些具體的承諾，以取得選民的支持，贏得選舉的勝利，在取得執政地位以后，又面臨在野黨的攻訐，客觀上迫使執政黨為了保持執政地位而采取一些維護選民利益的政策。所有國家的執政黨都面臨著加強執政基礎的為題，只是對于通過競選而取得執政地位的政黨加強與選民的聯系是更為直接關系到政黨生死存亡重大問題，如果執政黨脫離選民，那幺在間隔不久的下一個大選年選民就會運用懲罰權，這使政黨在上臺后既要考慮不能失去原有的支持力量，，又要贏得新的支持力量，使執政黨的政策盡量走一條中間路線，以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在一黨制國家，或者雖然存在多黨黨但事實上僅是一黨的執政，前者如蘇共、后者比較復雜既有一黨獨大體制的，1993年前的被稱為"五五體制"的日本自民黨、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等，也有領導權體制的，一黨居于執政地位，其它政黨則在執政黨的領導下發揮作用，如墨西哥前革命制度黨等，由于不存在選舉，或僅僅是存在扭曲的受到執政黨操縱的選舉，如果同時又缺乏其它的傳達民意的渠道，矛盾就會日漸積累，越積越多，蘇共所以喪失政權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喪失了人民的擁護，蘇聯"8·19事件"中反映出的人民群眾對試圖挽救蘇共政權瓦解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冷漠，正是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

從政黨制度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當民意缺乏進入體制內的渠道時，就會危及政局的穩定，危及到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因此孤立地談一黨制，包括非一黨制的一黨獨大制、一黨領導制，有利于政治穩定是危險的想法，政治穩定不在于是否實行了一元化的領導，這往往在同一聲音之下隱瞞了矛盾，而是在于社會各群體的利益要求是否能順利地進入政治體制，能否影響到政治決策，如果各群體的利益要求經過執政黨的協調后在執政黨的政策中能夠得到體現，就可以達到政治穩定的目的。執政黨的政治勾通是非常必要的，我黨有長期的群眾工作經驗，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工作經驗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同時中央審時度勢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進一步密切了群眾與執政黨的關系，把執政黨建立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

5、 把依法治黨提到戰略高度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在憲法中制定政黨活動的原則外，還通過專門的政黨法來規范國家與政黨的關系、政黨間關系、政黨的地位、政黨的運作過程、選舉過程、甚至是政黨的經費來源等方面，在法律上規定政黨制度許多具體的內容，盡管各國在具體的規定上不盡相同，但是都無一例外地規定了政黨必須在憲法與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立法則往往是通過政黨間的博弈的過程展開。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依法治黨的問題，尤其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社會階層多樣化、利益多元化等趨勢，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可避免地進入黨內，依法治黨才能保證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把依法治黨提到了戰略的高度來看待，依法治黨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保證。

依法治黨包含了黨與法關系、黨與政關系、以及黨自身的規范與調整，

首先，包括執政黨在內的任何政黨必須在憲法與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執政黨必須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其它參政黨同樣也要遵守法律的規定。

其次，堅持執政黨的領導意志要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要充分，發揮代議機關的立法作用，防止以黨代法。

第三，實行黨政分開，防止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的組織和政府組織在職能、機構和干部任職方面是混雜、重迭甚至在某些部分是同一的。這樣不僅造成黨的組織深陷具體政府事務中而不能集中精力于黨的建設，而且使政府機構缺乏全面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嚴重影響行政效率的提高。實行黨政分開，有利于合理區分與建構黨內權力關系和政府權力關系，有利于防腐反貪。

第四，依法治黨，防腐反貪。"絕對的權力，絕對會導致腐敗"，缺少權力制約與制衡，是非常容易導致濫用權力，長期把持議會的意大利天民黨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黨的腐敗，由于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防腐反貪是關系到我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黨的自身的建設也就更為重要，一方面依靠黨的自凈能力，通過三講、三個代表理論的學習，加強黨的領導干部與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時健全黨的各項規章制度，保障與發展黨內民主，以黨紀、黨法進行約束，另一方面國家的法律對黨的干部與黨員的行為的直接約束，并且由于中國一黨的領導地位是永久性，立法機關還可以根據需要制定特別法，如"反腐敗法"等把國家法律引入到黨內，對執政黨黨內行為進行規范。此外，明析黨產、黨的執政經費與日?；顒咏涃M等也有利于避免挪用國家資金，產生腐敗。

在不斷發展變革的社會中，依法治黨不僅關系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問題，而且也關系到黨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貫徹三個代表的精神，黨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活力與動力，不斷回應國內外形勢變化所提出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而要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在黨"，江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把我們的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關鍵在于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一步把黨建設好。"通過對國外政黨制度的研究與反觀，我們認為在應對政治民主化、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面前，必須要堅持與完善我國政黨制度，這是關系到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