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日本旅游團在中國珠海嫖娼被媒體報道后，在大陸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其實，日本人以旅游團為名而進行海外集體嫖娼的事情由來已久。根據日本學者栗本慎一郎的記載（《穿褲子的猴子 ——人類行為新析》，1981年4月版；中譯本：工人出版社1988年8月版），很久以來，日本的男性就樂于參加前往菲律賓的嫖客旅游團(一種以嫖妓為目的的外國觀光旅游團體，目的地多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臺灣等地區)。

對此，人們從社會道德到政府的作為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試圖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反思和批判，但是，單純的道德說教與漂亮話以及所謂的民族感情，都不能解釋也不能杜絕此類事情的發生。栗本慎一郎也曾認為，日本人對待嫖客旅游團的存在，一面猛烈批判它喪失人性，一面卻在心里不斷涌出半贊賞半好奇的心情。這一切都是為什么呢?他從人類學的角度認為臭名昭著卻又總不絕跡的“嫖客旅游團”，是日本男子為了把“過剩（性能量）”處理掉而到海外去尋求極有限的非日常性的空間和對象的行為。顯然，這樣的分析根本就沒有能夠抓住問題的實質之所在。要想揭示嫖客旅游團之真正的根源，只有將此類事件放在日本獨特的社會背景中去考察。因而，在本文看來，日本人的這種極其丑惡的嫖客旅游團，根源在于日本社會的特性，即后發的資本主義特性和日本的經濟屬性所產生的日本人的異化。

首先，嫖客旅游團根源于日本后發的資本主義特征。根據阿明的觀點，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必須顛倒政治/經濟之間的順序才能運轉，統治統管經濟的順序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歷史標志，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要求顛倒順序，讓政治服從經濟（《資本主義的危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版）。這樣，當日本在近代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時，突然發現在這個極度強調經濟基礎的世界秩序中，它本身島國的弱點使得發展所必要的資源、資本等條件完全都不具備，尤其是面對已經發展起來的西方列強，日本弱小的民族資本家無法與強大的國際資本相抗衡，于是乎，日本就走上了國家資助資本發展的道路。這種后發的資本主義特性，導致了日本自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來，就極度的強調國家與集體的功能，而忽視了個體的作用，在激勵人心的民族目標面前，不管甘心與否，每個日本人都成為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日本社會所特有的團隊精神和合作精神被廣為傳頌，這不僅僅是受日本文化與教育的結果，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日本后發的資本主義特性和日本自身島國資源貧乏的矛盾要求它必須以團隊的形式出現。這樣，一方面日本的團隊精神“淹沒”在世界各地的一片贊美之聲中，另一方面，鮮花和掌聲背后被碎化而遭到忽視的單個日本人卻從歷史進程中消失了。這種長期的“無我”，使得整個日本民族的人性得不到舒張，日本人的心性就在這種邊緣化的過程中逐漸的扭曲，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日本的民族性也逐步的被異化了。

馬克思所論證的資本的異化和人的物化現象在近現代日本社會中成為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狀態，日本人長期被壓抑的人性在國家經濟越發進步的前提下，以種種變相的方式逐步的緩釋著。嫖客旅游團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它的出現而且長期存在，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后發的資本主義特性對日本民族的異化。

其次，嫖客旅游團的出現與長期存在根源于二戰以后日本國家的完全經濟屬性。如果說，二戰以前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是以國家的形式出現在國際競爭的舞臺上，那么戰后的日本則以一個不完整國家的面貌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因為戰敗的懲罰，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完全成為一個“普通/正常國家”，日本社會受國際社會的發展環境和自身的發展戰略的選擇所限制，成為了一個單純的經濟國家。日本之所以選擇經濟第一（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日本在戰后初期實行的是經濟唯一）戰略，曾經擔任首相的吉田茂對此作了回顧和解釋，他說；“我公開反對種重整軍備論，因為日本在經濟上還沒有復興，為了實現經濟獨立，日本正處于不得不強迫國民過艱苦生活的困難時期。這時，有非生產性的軍備花費巨額資金，將會嚴重地推遲日本的經濟復興。”“如果過早地重整軍備，也許沒有所謂令人驚奇的日本經濟的發展”（《激蕩的百年史：我們的果斷措施和奇跡般的轉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10月版）。正是在這一經濟立國的指導原則下，日本放棄了許多國家主權的象征部分，將安全環境捆綁在美國核戰車的同時，卻將國家所有的資源應用于經濟發展上。這樣，一方面產生了所謂的“日本奇跡”，然而，另一方面卻在日本社會中長期的塑造了國家的唯經濟色彩，對整個日本民族的道德素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國家的完全經濟屬性，使得日本人的人性出現了嚴重的殘缺，人類社會所具有的一切唯美的因素都在現實中被強大的、政府唯經濟論的示范作用所替代了，這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所造成的一個主要的后果就是一個民族整體道德的不健全。人性的缺失本質上講正是由于國家的唯經濟屬性所產生異化的結果，因此，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日本社會所發生的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也才能深刻的洞悉嫖客旅游團之所以產生和存在的深遠的歷史與文化因素，即日本民族人性異化的結果。

因此，一方面，由于日本社會后發資本主義的特性所導致的日本民族的國家至上和自我的消亡，另一方面，戰后日本長期所實行的、完全經濟屬性的國家發展戰略對人性的掠奪導致日本人心性的殘缺，這兩者的結合所導致的日本社會的典型的異化與物化現象，使得整個日本民族的道德呈現出一種扭曲的特質，在這種殘缺的人性面前，屠殺平民（南京大屠殺）和嫖客旅游團（珠海事件）的行為就具有合理的邏輯內核。

因而，珠海事件所引發的對日本嫖客旅游團的反思，本質上并不完全屬于一個道德或者地方政府作為的范疇，我們只有從整個日本社會的發展背景與近代日本人心性塑造的宏觀環境來分析，才能把握這一行為的真正根源。我們只能這樣說，近代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對于日本的經濟發展來說是成功的，然而，就一個民族的整體人性的塑造而言，可以說是非常失敗的，近現代的日本人正是馬克思所說典型的異化現象的集中體現，因此，整個日本民族在近代以來的物化才是珠海事件發生之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