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外交從理想到現實的轉型理當引起國人更多的研究和反思。它昭示了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坎坷與孤獨，也預言了中國重回世界中心的必然。

論文關鍵詞：孫中山；外交；理想；現實；轉型

孫中山一生十分重視外交活動，他曾一度認為革命是否能夠成功，要么靠武力，要么靠外交。孫中山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看到，在中國受到帝國主義列強控制和支配的時代背景下，要進行一場推翻清王朝、推翻袁世凱統治的革命，不開展外交活動是不行的，于是主動與諸列強交手。孫中山曾告訴他的顧問、美國人林百克，在他很小的時候，有一個美國回來的僑商，給他講了一個他終身難忘的故事：那人漂洋過海，來到有很多金子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殺人越貨的強盜。他總是把自己的金子分作兩份，一份放在容易看見的地方，強盜來了任由搶去；另一份藏得很秘密，仍然可以保存下來。他的幾個同伴把所有金子都藏起來，結果被強盜殺害了。是否真有人給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不管怎么說，孫中山一生在外交上就是運用了把金子分成不止一份的智慧。但正所謂“弱國無外交”，孫中山的外交理念及其實踐并不順利，經歷了一個從理想走向現實的過程。

一、早期理想主義外交，以特權換主權

早期孫中山革命思想主要來源于他的反滿思想，如史扶鄰就認為，孫中山除了在興中會章程序言這個有限的范圍外，從未公開表示過反對帝國主義。他在1901年12月發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認為“義和團民，以惑于莫須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舉，已有視死如歸以求幸者矣”。1902年2-3月份在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討論土地問題時，仍然認為“外人之干涉不懼”，主要是擔心革命派內部的混亂。1904年，在應美國人麥克威廉斯要求，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革命宗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雖然認為歐洲列強瓜分世界已經完畢，中國是他們爭奪的最后焦點，但認定列強不能瓜分中國。列強何以不能瓜分中國，孫中山將其原因歸之于中國的“民情”，即中國歷史上有統一的傳統。中國“就國勢而論，無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論，無可分割之理也”。“支那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復合為一”，“是支那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

鑒于這種思想，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孫中山就曾嘗試和外國人合作。他曾向法國人提議：如果他們能通過越南為廣西起義者運送軍械，他將在那里建立革命政府，向廣東挺進，進而威脅湖南、福建，迫使這些省份參加或承認一個華南聯邦共和國，在未來的共和國中給予法國人以各項特權。

在民國建立之初，孫中山對西方列強抱有很深的幻想，不但在言詞上避免刺激西方，而且希望以承認西方列強在中國取得的特權來換取帝國主義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如在1906年《同盟會對外宣言》和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發布的《對外宣言書》均闡述了他的對外政策：承認中國與各帝國主義締結的條約繼續有效，繼續償還外債，承認外國在中國各項特殊權益。

1920年底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后，他一如既往地爭取各國承認和援助他的政府。

他已經把英國視為巨大的殖民帝國。至于香港政府，最讓他惱火的是，竟然在他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時下令禁止當地華人慶祝，稍后又禁止為他的軍事討伐捐獻資金。事實上早在他1913年討袁失敗后，香港總督就曾奉英政府訓令宣布永遠禁止他去香港。不過，以后孫中山仍然不得不經常跟他們打交道。

由于日本是孫中山發起革命的地方，孫中山一直主張“聯日救國”，甚至在1916年革命處于低潮時，提出過以出讓東北三省的特殊權益換取日本支持革命軍。巴黎和會之后，他對日本政府看法有所改變。在他寫給《朝日新聞》記者的信中，日本對青島的侵占，被比喻成一個弟弟加入強盜團伙搶劫了哥哥。1920年7月，他致函田中義一（此時已是日本陸軍大臣了），敦促后者改變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但他也沒忘記委托老友宮崎滔天為他尋找愿意去廣東投資的日本資本家。 已經成為第一流大國的美國因為對“一戰”結果發揮了決定性影響，自然使孫中山萌生期望。但美國人回報他的只有失望。在他隱退上海時，負責中國事務的美國官員并不認真看待他的作為；他在廣州建立政府，他們又把他看作分裂中國的勢力。美國始終只認北京政府，和他的接觸限制在領事一級。1921年5月把軍政府升格為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后，孫中山給美國總統哈定寫信說，中國的南北戰爭并非地域之戰，而是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的戰爭，愛國者與禍國者的戰爭。希望美國政府重申門戶開放的精神，維護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承認和支持新政府。美國國務院甚至沒有把這封信轉給總統。8月，美國政府請北京派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孫中山致函美國國務院說：“南方政府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所以會議代表應該由南方政府選派。”如果接受非法政府的代表，將來議決的結果在中華民國“絕對不能發生效力”。可是美國認北京政府為正式、廣州政府為非法。

孫中山外交另一份金子是在1922年的“六一六事變”之后被發現的。當時廖仲愷的保險箱被陳炯明軍發現，其中有幾封孫中山指示閱后即焚的信和電報。此后越南和香港的報紙先后披露這些信和電報，稱它們可以證實，孫中山通過德國前駐華公使辛慈居間聯絡，籌劃建立中—俄—德聯盟——當然“中”指的是廣州政府。香港《士蔑西報》將中文原件和英譯印成小冊子，加引言說，“中俄德將以布爾什維克理論作基礎結成三國同盟。”在這些函電公開之后，德國政府發表官方聲明，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辛慈也稱他沒有為三國聯盟進行過活動。

在屢遭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冷落之后，孫中山開始認識到西方列強并不是真正愿意幫助中國革命。絕望中的孫中山看到了蘇俄革命的勝利，晚年的孫中山思想起了質的變化，終于放棄了對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幻想。

二、棄帝聯俄——從理想到現實的轉變

1922年8月之前，共產國際和蘇俄對中國的割據力量，傾向于支持其中兩支，即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陳炯明。對孫中山陳炯明之爭，見解雖因人而異，總體上卻有利于后者。陳獨秀還應陳炯明之邀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并在廣州成立了中共廣東支部。

四五月間，陳獨秀前往惠州，勸陳炯明加入共產黨，陳炯明卻只主張各取所需。陳獨秀說，干革命不能只靠軍隊，廣大工人群眾可以承擔很大的任務。陳炯明說，現階段只宜做勞工教育運動，最不好是拿勞工做政治本錢。這惡風氣一開了頭，往后將不可收拾。

1923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發表宣言，宣布建國主張；同日發表黨綱，宣布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建國綱領。次日黨綱和黨章在上海的國民黨改進大會上通過。12日，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認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團體是國民黨”，“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稍晚，越飛應孫中山之邀抵達上海。兩人聯名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宣言認為中國最緊要的問題是民國的統一和獨立，俄國愿援助孫實現；并重申，俄國準備并且愿意拋棄帝政時代的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兩個月后，莫斯科決定援助孫中山100萬美元。

11月底，孫中山向國民黨員演說，說明改組國民黨的原因。最后他問道：“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黨員之奮斗。一方面黨員奮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年年初，國民黨“一大”開幕，孫中山主持并致開幕詞，說，“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但到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大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國，尚未到治國。……我們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國家再造一次。”所以，“此次……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

隨后在國民黨“一大”的宣言中首次寫入“中華民族自求解放”、“以免除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容，并隨后確定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

作為一個世紀前領導中國那場宏偉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外交思想的主旋律是以主權、發展、平等為核心內容的愛國主義外交。孫中山的外交轉型理當引起國人更多的研究和反思。它昭示了中華民族崛起之路的孤獨，也預言了中國重回世界中心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