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曾經說過：“決策的過程受決策者價值體系的制約。一定的價值體系決定決策者的態度、信仰和原則。……政治意識形態對決策過程有直接或間接的制約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總是帶有一定的價值觀念。”①由此可見，美國的意識形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模式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自獨立以來就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從早期的西部疆域拓展到后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再到今天，美國始終把握著幾乎所有國際問題的關鍵，從臺海，到中東，到非洲，再到歐洲，都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幾乎所有國際熱點的當事國領導人，都把美國的態度當做首先必須考量的因素。美國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為深刻的根源，既有政治經濟方面的，又有社會文化方面的；既有資本主義世界共性的因素，也有美國特有的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元素：“美國主導”思想下的歷史使命感、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政治價值觀念、“反共主義”政治制度思想，以及以國家利益為首要的核心外交理念。這些元素按照獨特的方式存在并發揮巨大的作用，構成了美國今天的政治邏輯，并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

自20世紀中期“冷戰”爆發以來，國家間，尤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體系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對立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是兩個制度“陣營型”外交活動的政治靈魂。美國利用各種手段對蘇聯實施意識形態外交，意識形態侵略也是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大失敗”，美國及資本主義世界“不戰而勝”，所以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稱“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終勝利，再沒有什么意識形態力量可以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②蘇聯解體后，以反共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美國隨即將意識形態外交的觸角伸向了中亞獨聯體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鮮明的中國自然也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目標。但是，隨著經濟和信息的全球化，美國意識形態外交手段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科技的進步而不斷演變。

美國一直標榜自己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國度，其實，它也同時是向世界各地“輸出”自由與民主的國家。美國的這種政治理念對本國政治和國際關系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方面，它增添了美國國民自身極強的政治自豪感、優越感和尊貴感，但另一方面也使所謂自由與民主的勢力觸角深入到了本國以外，在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同時，也成為自由與民主的悖論者。21世紀初，在中亞多國先后爆發了顏色革命。2003年，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反對黨領導人薩卡什維利成功推翻前總統謝瓦爾德納澤，成立了新的政府；2004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由于亞努科維奇在選舉中舞弊激起大量民眾示威游行，他的對手維克托?尤先科最后掌握了政權；2005年，在吉爾吉斯斯坦爆發的“郁金香革命”中，總統阿斯卡?阿卡耶夫及其政府倒臺。有大量證據顯示，中亞爆發的一系列顏色革命背后，美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蘇聯剛解體，美國便啟動了“支持新生獨立國家”計劃，動用一切資源在獨聯體各國“培植民主土壤”，“營造民主氣氛”，“物色民主骨干”，“樹立民主榜樣”，要把獨聯體各國打造成“新型民主國家”。美國通過索羅斯基金會、自由之家等政府或非政府性質的基金會，向這些地區的非政府組織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并利用當地報社、電視臺等媒體，急切地將美國“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輸出。表面上是美國在幫助后社會主義國家由權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轉變，但實際上是美國在后社會主義國家培植親美勢力，企圖在戰略上孤立俄羅斯，“民主”只不過是一個幌子。這便是蘇聯解體后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開端。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國調整了意識形態外交的手段，開始利用經濟貿易或者跨國企業的經營為手段有意識地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等軟實力的擴張，在實施經濟霸權的同時達到實施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目的。例如，美國以及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交往的擴大，傳播其價值觀念，并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強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影響力。尤其是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美國意識形態傳播的手段更加多樣化：借助于知識產權貿易的增加，直接擴大美國和西方文化意識形態在我國的影響；利用貨物貿易范圍的擴大，帶動美國和西方文化意識形態在我國的傳播；通過服務貿易的廣闊開展，多途徑地傳播西方生活方式；利用國際貿易規則，使一些人逐步接受西方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還有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貿易中附加政治條件：利用最惠國待遇問題，提出“人權”、民主方面的要求；通過經濟制裁，強行推行西方價值觀；以經濟利益為誘餌，使一些國家的改革按照西方的意圖進行；利用援助和貿易，培植親西方勢力。③

最近幾年，信息技術突飛猛進，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也已經成熟，并逐漸走向大眾化，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信息是一種資源，對這種資源占有得越多，就越能有效地實現自己的利益。信息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特殊載體，信息的傳播也是意識形態的傳播，隨著信息傳播手段的不斷進步，意識形態的傳播速度和效果也不斷提高。所以，利用信息霸權進行意識形態擴張，已經成為當今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重要手段。而互聯網上信息相對自由的流通與傳播，使之成為美國傳播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也是美國進行意識形態擴張的有效途徑。并且，因為互聯網自身的一些特性，使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呈現出新的特點：

首先，網絡傳播使美國意識形態傳播更加突出民主化。美國的意識形態傳播，是一個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輸自身思想觀念、價值體系、本國文化及政治思想的過程。網絡作為傳播信息的一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美國意識形態擴張的強制性，使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傳播具有了一種民主化的色彩。網絡結構的無等級觀念，保證了意識形態傳播主體與客體的平等性。“在信息社會里，任何國家和地區的任何人都有權享受信息和知識。”④而網絡中無主體自由的格局，使得網民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身份，意識形態傳播的主體相對自由地傳播自己的觀點甚至政治思想，而客體也可以在網絡中自由地接觸來自各個主體所傳播的思想。

其次，網絡傳播使得美國意識形態傳播更加高效化。網絡傳播體系是十分敏感的，當今國際舞臺上的任何一個微小舉動，都能在互聯網上有所反映，并迅速波及現實世界中的任何角落，從而對現實的外交活動產生巨大的刺激作用，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⑤網絡在傳播信息方面速度快、共享性強、覆蓋面廣，網絡憑借其極快的傳播速度，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某個國家的新政策、新理論、新思潮傳播給受眾，而其他國家的網民可以迅速并隨時了解到這個國家發生的事件，這便大大提高了傳播速度。另外，由于網絡傳播速度的加快、信息和受眾數量的增加，必然會間接提高傳播的效果。而網絡開放靈活的管理體制以及高效運行的傳播機制，也為提高美國意識形態傳播效率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最后，網絡傳播使美國意識形態傳播更具整體性效應。網絡是一個體系，它具有整體性、協同性的屬性。網絡內各個節點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它構成了一個跨地域的體系，這個體系能夠把眾多的社會領域連接成一個整體，使之呈現出“一體化”的特性。在非網絡條件下，由于傳播主體在不同的場所、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彼此之間在傳播意識形態過程中，往往難以聯系和配合，容易導致傳播能力分散、減弱甚至抵消。而在今天的網絡傳播條件下，可以做到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作用于同一對象，這樣，美國以及一些西方傳播機構在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就可以實現政府、團體、公司、個人多種力量便利地交流信息、溝通情況、配合聯動，從而使意識形態傳播產生一種綜合性效應。因此，網絡技術的這種關聯性，也大大提高了意識形態傳播的整體性效應。

網絡條件下，美國的意識形態傳播對其意識形態外交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且在互聯網上實施的信息霸權和文化霸權的擴張也開始呈現出強勢化的特點，對其他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建構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在信息方面，網上的信息傳播是非常不對稱的，信息的流向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文化信息也開始整合移入，從而使其他國家原有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壓抑和影響。并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互聯網技術，從而掌握了信息的控制權，促進了其信息霸權的實施。而這一現實強化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意識，使文化全球化、意識形態全球化實際上成為西方化，國家慣例也將變為西方規則。像中國這些非西方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傳統和主流意識形態，由于受經濟技術方面弱勢的影響，將難以抵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沖擊。

因此，我們在清楚地分析美國意識形態外交方法的同時，還要看清美國利用各項網絡技術，在互聯網上實施意識形態外交，對其他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美國以及西方發達國家意識形態的不斷侵入，使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嚴峻考驗。因此我們必須制定一部完整的意識形態安全應對戰略，合理地對抗美國網絡意識形態侵略，有效地避免走向意識形態危機的局面。

首先，要加強我國內部意識形態建設。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它所具有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不只是邏輯上的或純理論上的，而是在社會革命和建設的時間中得到證明的，而且具備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而由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運用而形成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成果，都是這一理論品格的體現。因此，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的指導思想，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以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為了鞏固其政治統治，都要維護和發展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但是，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并不代表要絕對地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對其他意識形態的包容和整合也十分重要。此外，還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亡發達的不竭動力，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⑥主流意識形態必須不斷推出新的整合方式，才能不斷完善其社會功能，并增強其控制力。

其次，要增強國家的民族凝聚力。李宗桂在《優秀文化傳統與民族凝聚力》一文中指出，“所謂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是該民族文化對其成員的吸引力。它主要表現為該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精神風貌”。⑦民族凝聚力能夠強化民族意識，增強民族文化和政治認同；它能弘揚民族精神，推動民族思想文化的進步；它能抵御外來文化和意識形態強權的侵擾，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由此可見，民族凝聚力是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傳統價值觀產生巨大沖擊和不利影響的今天，提升民族凝聚力刻不容緩。

最后，要制定健全的意識形態管理體系和完善的相關法律法規。目前，我國在意識形態管理方面還沒有制定明確的法律法規，所以才會出現諸如谷歌之類的跨國企業欲公然對抗中國的網絡信息審查制度，以此來傳播美國及西方的意識形態，想要達到主導中國輿論導向的目的這樣的事件。因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管理體系的健全對我國文化意識形態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意識形態管理體系，才能有效抵制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干擾，為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才能保證本國權力機構正常發揮功能。

注釋：

①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劉靖華：《霸權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張驥等：《中國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戰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安南：《共同努力建設信息社會》，載于《人民郵電報》，2003年5月16日。

⑤唐小松、黃忠：《論信息時代的網絡外交》，《現代國際關系》，2008（6）。

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李宗桂：《優秀文化傳統與民族凝聚力》，《哲學研究》，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