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外交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時期的毛澤東外交思想有不同的特征。本文在分析“文革”時期毛澤東的一些重大外交活動和史實的基礎上，總結了此階段毛澤東外交思想的一些重要特征，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探究，即外交思想的承前一致性以及革命色彩濃厚的外交方式。其中，從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獨立自主原則和“三個世界”理論這三個方面來論證毛澤東“文革”時期外交思想的承前一致性。在總結了這些特征之后，本文又對其外交思想表現出這些特征的原因進行分析，得出當時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變化等是當時中國外交呈現出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毛澤東；外交思想；特征；原因

Abstrac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major foreign activitie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facts，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 thought of diplomacy of the stage，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consistency and "revolution" diplomacy. Among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to analyse the consistency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independence and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After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per， I’ll show the cau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omestic and and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himself .

Keywords:Mao Zedong， diplomatic thoughts， features， reasons

正文：

本文研究的是“文革”時期毛澤東的外交思想，首先對“文革”時期做一個界定：本文中的“文革”時期即是指1966——1976年我國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十年，闡述的就是在這十年浩劫的背景下毛澤東的外交思想?！拔母铩笔辏袊饨凰艿挠绊懴鄬τ谄渌矫娑允呛苄〉?，中國外交甚至全面登上歷史舞臺并形成了建國以來第三次建交高潮。本文主要從“文革”時期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特征以及產生這些特征的原因進行探究，最后指出其對我們的啟示。

一、“文革”時期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特征

（一）承前一致性

“文革”時期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指導原則是對以前外交思想的繼承統一，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國際利益至上原則

“文革”時期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始終堅持國際利益至上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迫于國內外的壓力，逐步變杜魯門主義的全球戰略為尼克松主義，其中包括對華政策的調整。美國通過“葉海亞渠道” ，“羅馬尼亞渠道”等向中國發出改善關系的意向。毛澤東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通過釋放美國囚犯，開展“乒乓外交”等給予積極回應。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堅持不僅體現在中美建交上，更體現在中美建交三原則即美國必須同臺灣“斷交，撤軍，廢約”上。1972年2月21日，離《上海公報》公布還有24個小時，而尼克松卻迫于國務院的壓力提出要修改，毛澤東說：“任何要修改臺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告的可能性?！盵1] 1975年12月福特總統訪華時，毛澤東明確提出要保證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中美關系的正常化。而公報中較突出的內容是：美國在同新中國交往中第一次公開承認中國只有一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確認了美國從臺灣撤出全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目標。

美國的“越頂外交”使得日本和歐洲盟國深受震動，此后，中日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歐洲大部分國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幾乎已全部同中國建交。歐洲共同體成員除愛爾蘭外也都同中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 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及日本的侵略行徑恨之入骨，支撐他超越意識形態，高瞻遠矚地與這些國家改善關系的根本源頭就是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毛澤東深知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就如他在會見基辛格時所說：“只要目標是一樣的，我們不會傷害你們，你們也不要傷害我們。有時，我們要批評你們一下，你們耶要批評我們一下，這就是你們總統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但雙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發展友好關系。”[2]中美關系的改善不僅為中國贏得發展機遇，突破外交孤立，也有利于抵制蘇霸，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方向。毛澤東這一外交戰略，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深刻表現。

2． 獨立自主原則

“獨立自主權是主權國家的基本權利之一。獨立自主是一個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完全自主地處理對外事務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的權利，它與國家主權有著密切的聯系?！盵3]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一個中心點。”[4]早在1949年6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上指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贝撕蟮拿珴蓶|一直貫徹獨立自主原則，雖然有時由于國際形勢的客觀需要而同某些國家結成同盟，但這只是一種外交戰略和方式，我們并不依附任何一個國家。 對毛澤東這一階段獨立自主原則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中國逐步脫離蘇聯的控制及中蘇關系的對立。20世紀60年代，蘇聯多次侵犯我國邊境，尤以1968年的“珍寶島”事件為甚，面對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中國進行了有力的反擊。對于1969年蘇聯極力拼湊“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做法，毛澤東指出了蘇聯的真實目的是組建一個反華集團并將其它各國劃歸蘇聯的控制之下，因此，蘇聯的這種做法并未得到響應，甚至與蘇聯關系較為密切的印度等國也不愿接受。 1969年10月起到1978年6月，中蘇就邊界問題共舉行了15輪會談，由于蘇聯不改變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及中國堅定的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雙方一直未達成協議。 另一個例子就是對于美國不斷制造“兩個中國”，阻撓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毛澤東的態度非常明確。毛澤東在1973年和1975年會見基辛格時反復強調：“至于我們與臺灣之間的問題……我們將會為得到它而打仗?！盵5]毛澤東還指出，“不能把臺灣上的國際問題同國內問題混淆起來?！盵6] 從毛澤東對蘇美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堅持外交上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決不讓國家主權受到絲毫侵犯，不僅維護了國家利益，還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獨立自主原則，不僅是“文革”時期毛澤東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中國建國以來整個外交思想的中心，我國一直奉行這一原則。

3．“三個世界”理論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盵7]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并非一時提出的，而是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它源于1946年的“中間地帶論”。1946年8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第一次提出“中間地帶論”——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過1962年，1963年的發展，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在與美國朋友的談話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直到1974年，毛澤東正式完成了其從“中間地帶論”向“三個世界”理論的轉變。 中國對第三世界的支持表現在很多方面，如：對于從60年代廣泛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第三世界國家興起的“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中國都給予堅決的政治甚至經濟支持。 從“中間地帶論”到“三個世界”理論，雖然在敵友組成的內容上有些不同，但其中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爭取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霸權主義，為中國發展贏取有力的國際環境。“三個世界”理論是對“中間地帶”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正確地將世界劃分為三方力量，為國際統一戰線提供了戰略依據，使人們看清了蘇聯的爭霸意識，也突出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斗爭中的重要地位。

（二）革命色彩濃厚

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毛澤東受“左”的意識影響，形成了錯誤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由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拔母铩笔辏袊鴳椃ǖ雀鞣矫嬖馐苒`踏，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不穩定，行政制度包括外交機制遭到破壞，造成了中國成立至今61周年外交決策史上最混亂和特殊的十年。 1967——1968年，我國外交大權旁落入林彪、江青等人之手，他們借口支援世界革命，進行“輸出革命”式的外交，四面出擊，打倒一切，高喊武力收回香港，在群眾大會上呼喊打倒外國現任政府等，更發生了惡劣的“三砸一燒”事件，嚴重破壞了國際關系準則，多國因大小問題與中國發生外交矛盾，三十多個國家與中國的關系破裂，中國外交遭受空前的挫折。中國駐外大使幾乎全部召回開展“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毛澤東在與外國客人談話時的一個主題是中國堅決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哪個地方發生革命，我們就支持?！盵8]在外交指導思想上，中國有嚴重背離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外交路線的的表現。 對此，周恩來進行有力斗爭并積極修復外交工作，毛澤東也親自過問并決定重新派出駐外使節，如：“毛澤東后來在1968年對輸出中國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見，1968年5月16日，毛澤東批評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認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的‘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澤東對外交部關于加強宣傳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歐北美革命群眾斗爭的建議批示說：“第一，要注意不要強加于人；第二，不要宣傳外國的人民運動是由中國影響的，這樣的宣傳易為反動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運動?！盵9]經過一些修復和整頓，中國外交逐步恢復正常并同一些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二、“文革”時期影響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因素

一國的外交政策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針對“文革”時期毛澤東外交思想所表現出來的特征，主要從國際環境，國內政治和毛澤東個人因素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國際環境因素 “每一個國家制定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都必須認真面對外部的國際環境?！盵10] “文革”十年，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一直比較危險，國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美國對印度支那的戰爭嚴重威脅我國安全，北方蘇聯在中國部署近百萬重兵直接侵犯中國領土，中國面臨著同時對付兩個超級大國的困境。因此，對毛澤東來說，尋求改變自身安全環境的任務迫在眉睫。此時，內外交困的美國主動改善與中國的關系，毛澤東對此積極響應并借機改善與日本和西歐的關系。 兩線受困下，毛澤東為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霸權主義而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為中國發展贏取有力的國際環境。 此階段內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都是在這種嚴峻的國際大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帶有深刻的“冷戰”烙印。

(二)國內政治因素

馬克思在談到19世紀60年代美國的外交政策時，指出了內政與外交的關系。他說：“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一致，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盵11]“內政與外交同屬于上層建筑，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兩個方面，但內政又是決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的最重要的因素?！盵12] “文革”初期，毛澤東在對內思想上“左”傾錯誤嚴重，奉行“以階級斗爭為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再加上國家領導集團的變動，如江青等人的篡權，使我國外交事業嚴重受損。 中國的經濟在歷經 “大躍進”后不僅沒有趕超美英，還蒙受重大損失。毛澤東對此進行反思，逐步把爭取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發展我國的經濟作為重要任務并進行了工業化道路的探索。1975年，經毛澤東、周恩來審閱定稿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即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13]這樣的國內政策就決定了我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國內經濟，由此，超越而中美關系正常化等對外政策就有了深厚的內政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內政對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深刻影響，對外政策是圍繞國內發展這個中心而制定的。“文革”時期的對內政策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這使得我國對外政策也呈現出建交高潮和低谷的狀態。

“文革”十年，毛澤東的各方面思想對我國的外交政策都有一定影響，下面從幾個方面分別論述毛澤東個人因素對我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首先，毛澤東的愛國思想濃厚。毛澤東的愛國思想從小就有，面對被蹂躪得千瘡百孔的中華民族，他積極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毛澤東的愛國思想還具有傳承性，自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使他的愛國思想根深蒂固?？梢哉f，愛國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念支撐，國家利益至上，獨立自主等一些外交原則都是這一思想的延伸。 其次，毛澤東軍事戰略家的思維方式。對一個南征北戰的軍事家來說，斗爭是永恒不變的主題之一，因此才會有毛澤東的“斗爭哲學”。這一思想使得毛澤東在面對我國多面受困的環境下做好了充分的戰斗準備，“大三線”的建設，抗美援越，不放棄武力收復臺灣等都是毛澤東以一個軍事戰略家的角度思考的結果。同時，軍事戰略家的思維也使毛澤東做出了錯誤的決斷即把運用于中國國內革命的統一戰線推廣到世界范圍，致使中國外交違背了國際基本準則，與多國關系破裂。 第三，是毛澤東的哲學觀。毛澤東的哲學觀主要體現在辯證法和矛盾論方面。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在分析中外國關系時，運用對立統一方法，精辟地闡述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的辯證關系。毛澤東指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盵14]毛澤東還有關于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辯證法。建國初期，意識形態至上，因此才有“一邊倒” ，“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灶”三大外交方針；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中蘇大論戰，也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而后中蘇關系破裂，中美關系改善等則是國家利益至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革命”外交則又是意識形態占上風。 毛澤東的矛盾觀也對“文革”時的外交產生重要影響?！拔母铩鼻捌?，毛澤東認為階級斗爭是主要矛盾并把這一觀念推至世界范圍；“文革”中后期，毛澤東對中國的主要矛盾的觀念有所轉變，因此主動修復外交關系。由此可看出，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觀點影響了他的外交政策。

以上這些都說明：毛澤東的對內思想與對外思想是統一的，都受到他的哲學觀念的影響，帶有明顯的“哲學”痕跡。

總之，“文革”時期毛澤東外交思想不論其正確方面還是錯誤方面，都是有一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對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研究離不開對此階段國內情況，國際形勢和毛澤東個人的研究。

三、結語

“文革”時期，由于受當時嚴峻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以及毛澤東個人觀念等方面的影響，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呈現出國家利益至上，獨立自主，“三個世界”理論等具有承前一致性的特征，在這一特殊背景下，毛澤東的外交思想也出現了明顯的錯誤傾向即“世界革命”，使得我國外交體制被打亂，外交事業嚴重受挫，與多國發生外交矛盾，然而，毛澤東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些問題，主動修復外交關系，中國出現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因此，總的來說，此階段的毛澤東外交思想是正確的，只是在一小段時期內受“左”的意識的影響造成了錯誤的決斷。

筆者從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發展狀況中得出幾點啟示，即：要正確處理外交與內政的關系；在進行外交工作時，要時刻保持辯證思維，處理好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關系；要吸收并發展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正確方面，妥善地將其運用于中國當代外交中，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1］ 謝顯益.中國外交史 [M].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毛澤東思想史[M] ．北京：中國人大出版社，1995.

［3］ 基辛格．動亂年代第一冊[M]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

［4］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5］ 魯毅等．外交學[M].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7］ 張歷歷．當代中國外交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人民出版社.毛澤東著作選讀》[M]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10］ 張樹德．國際風云變幻中的毛澤東[M].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11］ 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2］ 傅建中.基辛格秘錄[N]．《中國時報》，1999年1月10日.

［13］ 范賢超、王華生.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建樹[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14］ 尹承德.試論毛澤東外交思想[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15］ 葛沐.論毛澤東外交政策與建國初期中美關系[J]．世紀橋，2008年，第8期.

［16］ 朱軍.毛澤東的外交遺產[J]．協商論壇，2007年，第2期.

--------------------------------------------------------------------------------

[1]張樹德：《國際風云變幻中的毛澤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02頁。

[2]基辛格：《動亂年代》第一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頁。

[3]魯毅等著《外交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301頁。

[4]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6頁。

[5]傅建中：《基辛格秘錄》，臺灣，《中國時報》， 1999年1月10日。

[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82頁。

[7]張歷歷：《當代中國外交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122頁。

[8]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85頁。

[9]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月版，第276頁。

[10]魯毅等著《外交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7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頁。

[12]魯毅等著《外交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82頁。

[13]范賢超、王華生：《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建樹》，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14]人民出版社：《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 1986年8月版，第7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