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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西方外交的理想主義傳統與現實主義策略

劉毅

【論文關鍵詞】理想主義 現實主義 西方外交政策

【論文接要】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在西方外交政策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西方文明的理想主義傳統有時使其傾向于追求普適價值和民主人權觀念而置政治經濟與安全等實際國家利益于次要地位,然而現實主義策略又使其外交政策傾向于理性和成熟,在反復考量國家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之后作出合適的外交決策。理想主義終極目的是為現實主義服務的。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在西方外交政策中都具有極其重要地位。“關于國際道德的考慮必須防止兩個極端,一是過高估計倫理道德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二是過低估計它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否認政治外交家會受物質利益和實際權力考慮外的任何其他考慮的驅使。

西方文明的理想主義傳統關注道德、制度、個人權利、輿論、法律等精神、意識形態和社會因素的作用,傾向于追求普適價值和民主人權觀念而置實際經濟政治等國家利益于次要地位。冷戰后興起的非國家行為體如國際非政府組織傾向于否定國家的作用,強調公民社會和全球治理,要求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人權事業;政府間國際組織強調國際法應用和全球正義公平。現實主義策略又使其重視國家政策的國際效力,在反復考量各種影響因素和本國政治經濟安全利益之后作出合適的外交決策,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從而表現為外交政策的理性和成熟傾向。

事實上 ,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在執行中并不表現為反對道德,理想主義在政策推行上并非完全不考慮國家利益。在理論上區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根本標準是看在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的過程中是否以國家利益為決策的核, 標準。

1. 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傳統和現實主義策略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是國際關系

理論中的兩大流派,從哲學意義上看兩者的差別在于對事物本質的看法不同。現實主義以外在表象看待與分析事物;理想主義則具有理想化習慣,傾向于以自我描述的理想狀態來解釋事物或期望事物采用自己理想的方式去發展。

外交理念是一國制定外交政策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是價值觀、信仰、思想和文化在對外政策上的集中反映和體現。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外交理念在國際政治中存在很大差異。

從基本主張上看,理想主義主張人性可以改變、戰爭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調和,主張建立國際機構,運用國際法、國際公約維護和平;國際道德在國際關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理想主義者有自己關于世界道德的判斷標準和價值追求 ,要努力促使政府嚴格按照這一標準體系行事來實現某種理想目標。嚴格意義上理想主義并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思潮。理想主義是一種規范理論,主張世界應該是怎樣而忽視現實狀況。理想主義趨向世界政治變革,強調外交活動主要目標應是維護正義,追求人類道德和價值觀等普適性概念。理想主義者認為國際秩序是有序、規范的、受文明社會通行道德準則制約的。國際政治中的理想主義要求國家行為必須直接從公共利益出發,甚至反對各自為私利,然后間接地、通過看不見的手如權力均衡來達到公共利益。理想主義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則為核心,往往從道德和意識形態角度去觀察分析國際關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把國家間爭端看成是惡與善、邪與正、專制與民主、踐踏與維護人權之爭。他們不承認追求道德的政策往往不符合國家利益,主張應重新界定國家利益,把國家未來與人類發展的全球模式相聯系。

現實主義更強調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維護國家利益,重點是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反對把道德、公眾輿論、國際法置于外交上的重要地位,更反對因為道德和世界輿論和其它社會因素而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失。米爾斯海默認為現實主義基本假設是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國家與生俱來擁有某些進攻性軍事能力,從而賦予必要手段來傷害對方并可能相互摧毀;國家永遠不可能確切判斷其他國家意圖;生存是驅動各國行為的最基本動機,國際體系中各國以超越其他各國、實現相對權力地位最大化為目標;國家會體系中生存,采取哩l生=扔支行事,但不時會因信皂不完善而出現誤判。現實主義主張人性本惡,這決定了沖突斗爭是國際關系重要特征。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事務是無序的,沒有普遍被接受的行為準則,國家實力才是決定一國在國際社會地位的關鍵所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保護自身生存、領土主權和軍事安全總要追求權力。為此主張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武力、秘密外交等來實現國家利益,并將國家外交決策權集中于決策者手中。

理想主義對現實政治世界存在的利益紛爭視而不見,過分從倫理和道德角度看世界,過分強調利益和諧與國際法、國際組織作用。他們代表的是發展方向的某種提煉,是社會中個別利益和力量追求,可能只是表達了一種對未來世界的美好愿望,而不是對現實國際關系剖析,不是政治需要忽視了國際政治領域存在的根本利益沖突。它忽視了權力作用,沒有提供一個實現愿望的切實可行的路徑選擇。現實政治運作過程中國際輿論、國際道德的作用很小,一旦涉及根本利益問題,國家利益的核心作用就會發揮影響。理想主義恰恰單純強調自身道德和價值體系作用,淡化了國家利益這一對外政策根本目標。

現實主 義只承認歷史客觀 發展過程,而拒絕接受歷史過程的道德評判。現實主義認為政策制定者的使命熱情和外交政策假設不應為政治道德標準所主導,一國各時期外交政策最根本目的是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來追求某種理想道德。一國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圍內實現的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國人民所珍視的普遍價值觀念的延伸,這樣該國本身就是這種道德理想的傳播基地。它自身安全、利益與強大程度決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傳播的強度和廣度。如果作為道德觀念載體的國家本身生存和利益受到威脅,輕則國家的人民喪失傳播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則使這個尊崇該種道德理想的民族遭到毀滅。所謂理想主義當然無從談起。

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明確劃分和界定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要區分兩者,尤其是理想主義并非易事。現實主義可能忽視道德,而理想主義外交政策卻不能根本忽略國家利益。實踐中二者劃分只能是相對的,即國家間相比較而言,一國某一時期外交政策同另一時期相比而言。帶有更多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特征的某一國家或某國的一定時期的外交政策,即被稱為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外交政策。

2.理想主義傳統和現實主義策略成因歸納

一國尤其是西方大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傾向性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體系層次因素包括結構和進程兩個方面。結構層面原因體現為國際體系中實力對比和單個國家間實力對比。從進程層面看,相互依賴程度、國家之間的交往密度與經濟全球化是促使西方對華政策趨于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因。國際制度與國際組織的因素相對獨立,但也對國家的外交政策傾向產生影響。文化因素即國家之間達成的共識與認同是西方各國理想主義傾向的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義歷史淵源使外交理念更多滲透價值觀理想主義色彩。

國家層次因素即一國的 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傾向性產生重要影響。結構層面因素有國家本身政治結構 、各政府部門之間職能分配、國內各政治力量對比 、國家政治制度如選舉和政黨制度,國家本身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與利益集團的利益布局等。政治方面的進程因素有大眾輿論的政治文化、國內民眾司的互動 、民眾與政府的互動等。

個人層次因素也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傾向性產生一定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普遍人性、民族性格、領導人個人性格與具體情況等。 3.西方外交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

歐洲國家的理想主義與西方知識界具有互相交織的多重情結密切相關:(1)長期的批判主義、自由主義 和理想主義傳統;(2)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居高臨十F;(3)現代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對原始文明的熱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 ; (4)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仍存在巨大差異。

除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色彩外,西方對中國崛起題上仍殘留著過去數百年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體傲慢。西方國家習慣于非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西方國家根本不了解中國;其次西方國家對中國一貫抱有仇視態度;再次中國的發展令西方世界感到恐懼。三種因素交織在一起,西方國家會不斷對中國進行負面認識,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國。

但歐洲理想主義外交理 念不會走得太遠 。國際體系的均衡作用體現在其通過 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國家行為 ,在國家橫向之則存在均衡作用,這種作用使體系結構的作用存在機制化條件和有組織的功能結構。從某種意義上看均衡也是國家共存關系的核心機制和有組織的功能結構。受其影響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會進一步改變和不斷調整和重塑自己的純自助行為,使國際關系中混亂和動蕩不定的因素以及國家行為的自發和理想主義成分得以進一步清除,國家行為趨于理性。盡管西方可能會認為推進人權外交是自己國家利益所在,但它們不會因為這些問題影響其對華關系。

以美國為例,美國一向以理想主義和 “人權衛士”自居,但現實主義始終是其外交理念主線與核心。作為外交傳統和信仰追求在外交政策實踐上的具體反映 ,美國現實主義側重于從本國角度探討如何看待美國在世界上地位及與世界其他國家關系,如何制定外交政策和尋找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途徑和方式。盡管中國在美國政府心目中時而是敵人,時而是戰略伙伴,時而又是競爭者,但更一直是其不得不重視和極力研究觀察的重要國家。美國對中國的研究 “無微不至”,其在涉華問題上反應具有國家利益至上性、國家實力參照性特征。

4.結論

一個大國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中難免遭遇摩擦,聽到任何反對聲音也在所難免。增強國家實力和影響力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和根本所在。置身于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處理外交事務過程中應當深刻理解西方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外交理念,在充分把握其所提供的外交空間和客觀機遇基礎上,以西方所熟悉的辯論、談判、溝通和妥協等外交技巧開展對外工作。對于西方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要繼續堅持有理、有力、有節的斗爭,積極化解理想主義設置的矛盾,不斷提升雙邊關系機制化、制度化水平以及抗風險能力,從容應對國際挑戰,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只有中國真正強大自信地走向世界,以世界眼光和胸懷,從更高層面處理各種國內國際問題和挑戰,才有可能實現和平崛起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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