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日本 對華外交 現實主義

論文摘要:現實主義是日本外交的傳統。隨機應變、攀附強者以發展自己的外交特征既符合日本的歷史文化傳統，也符合日本政治家對如何使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判斷。21世紀以來，日本政壇首相更替頻繁，日本對華外交也經歷著冷暖的交替。在變幻莫測的對華外交活動的表象之下是不變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傳統。

20世紀 90年代中后期以來 ，中日關系一直起伏不定。進入新世紀，中日外交關系更是大起大落，由小泉時期的“政冷”低谷、安倍時期的“破冰”之舉到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日本的對華外交呈現急速大轉身的特征。其實質只是日本為實現 “政治大國”的國家戰略目標，依據 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迅速做 出的調整 ，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鑒于此，基于日本現實主義的外交傳統視角，回顧日本對華外交的近十年歷程，分析日本政壇歷經小泉、安倍、福田和當前麻生等不同時期的對華外交決策與實踐，對于我們認識中日關系的發展不無裨益。

一、 日本現實主義的外交傳統

美國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梅說，日本是立志要躋身于強國之列的，它的地位不是上天恩賜的。從 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不斷地為贏得大國地位而苦苦奮斗。強權第一的想法和 日本的民族特征促成了日本外交政策的現實性。這種現實主義成 了整個近現代 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點，在 日本 的外交實踐中表現為“與強者為伍”的外交傳統和外交上的“機會主義”兩個 突出的特征。

歷史上的日本一直是一個等級森嚴 的社會 ，重視等級的觀念使日本人不可避免地形成 了對權威 的服從 與依賴 。外交實際上是“內交”的延伸。和對待國內問題的看法一樣，日本人對國際關系的全部問題也都是用等級制這種觀念來看待的。在日本人看來，國際社會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等級結構，各個國家按照其國家實力的大小、強弱、貧富分別處于這一等級結構的不同層次和位置上 。小國、弱國、貧國只能在大國、強國、富國控制和左右的國際秩序下生存。因此，早在明治維新之時，被稱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的福澤渝吉，就將人類分為“渾沌”“野蠻”“未開”“文明開化”四類，并主張日本應加入法國、英國、德國、俄國等列強的陣營 ，“與西洋文明共進退”。

具有等級觀念的民族主義的實踐導致 “與強者為伍”、同最強大的國家結盟來達到戰略 目的成為近代 以來 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縱觀近代以來 日本的外交實踐 ，每一次結盟 ，日本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 了它所認為的世界第一強國。從“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軸心”，再到戰后 的“日美同盟”，都證 明了這～點 。

在整個日本外交史上，日本外交另一個重要的、多次重復出現的特點就是隨著國際秩序的主流而見風使舵 ，以外部大環境的變化作為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 ，呈現出跟隨強者走的富有靈活性的現實主義特征，表現出很強的功利性和機會主義色彩。對此 ，美國學者肯尼思 ·派爾指出，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像 日本那樣迅速調整國內秩序以適應 國際環境的變化。翻㈣ 如果我們看一下過去的歷史，就會發現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在面對西方入侵時，為了重獲 日本的自主地位而對社會進行調整 ；上世紀 30年代，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 ，使得 日本試圖創造一個自己的東亞體系 ；二戰后 ，日本在美 國主導的自由國際體系中實現了令人難 以置信的經濟復蘇 。同樣 ，面對冷戰結束后東亞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不可避免地會針對冷戰后的新環境進行調整，不過是以他們國家特有的方式”。

概而言之，于日本自身的脆弱性及獨特的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日本 的外交表現為很強的現實主義傾向，一方面為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外交很善于針對 國際局勢作機會主義式的調整，表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征；另一方面 日本民族具有服膺權威主義的傾向，外交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傍霸主”的理念 ，誰足夠強大就結交誰。認清 日本外交的現實主義有助于我們認識和分析當前日本對華外交和中日關系的走勢。

二、新世紀日本“政治大國”戰略下的對華外交

20世紀 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 ，東亞進入了一個過渡期。以國際大環境的變化為背景 ，日本的對外關系在多邊與雙邊兩個層次都進人了一個結構性變化的新階段。今天走向“政治大國”的“普通化”之路已成為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在該戰略中，日本給中國的定位是政治上的“對手”，軍事和安全上的“威脅”或“潛在威脅”。不管是小泉時期的對華強硬外交還是以后安倍的“融冰之旅”、福田的“迎春之旅”，日本的對華外交戰略鮮有實質上的改變。

(一)小泉時期的“聯關抑中”戰略

小泉內閣在外交上一直奉行“聯美抑華”路線，選擇了“沖突中合作”的對華關系模式。對日本來說 ，中國經濟發展是機遇 ，而軍事現代化則是威脅。為此，日本采取利用中國機遇與應對“中國威脅”的兩手政策 ：一方面繼續保持雙方經濟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加強了防范、遏制中國的一面。在日本制衡中國的戰略選擇主導下，日本政府不惜利用“中國威脅”凝聚國內共識。通過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向中國妥協和誣蔑中國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干涉日本內政，爭取擺脫受歷史問題“矮化”的心態，從精神上尋求全面與中國對抗的心理資源。

可以說，日本堅定而明確的“制衡中國”的戰略選擇既滿足了通過加強美 日軍事同盟 、讓 自己在歷史和現實中永遠都是“與強者為伍 ”的心理和安全感 ，又為日本擺脫二戰后的戰敗國地位和戰敗后發展起來的“和平主義”提供了重要的階梯。在歷史上每當日本民族面臨外在的威脅時 ，這種威脅立刻能轉化成一股一致對外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小泉政府通過在“靖國神社 ”等問題上的強硬姿態，向世人展示日本的“自主性”，吸引和調動國內輿論，激化中日兩國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發兩國民眾的“互厭”心態惡性循環上升，從而達到遏制其邁向“普通國家”之 目的。 日本決心“制衡”中國的戰略選擇直接加劇 了中 日之間日益對抗性的歷史問題認識和排斥的民族情緒，使得 中日關系中沖突性議題變得更加復雜和尖銳 ，中日關系陷于1972年復交以來最嚴峻的“政冷”低谷。

(二)安倍晉三的“價值觀外交”

安倍上臺后，面對的是小泉留下的“差距社會”和“外交孤立”的負遺產。日本國民對“差距社會”的不安與不滿，令安倍對繼續推動“小泉”式改革望而卻步。經過權衡 ，安倍掩藏其鷹派鋒芒，把調整小泉“從美輕亞”外交路線作為鞏固政權的頭三把火。因此，上臺伊始，安倍成功打破了中 日政治關系僵局 ，與中國領導人一道創造 了“破冰 、融冰 、回暖” 的局面。此次“破冰之旅”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穩定持續動蕩的中日關系、減緩雙方在靖 國神社問題上的對立發揮了直接作用。然而，在困擾兩國關系的歷史問題上安倍并沒有承諾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他所采取的“既不說去 ，也不說不去的政策顯示了安倍在對華政策上比小泉富有靈活性 ，但卻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外交上的“小泉路線”。隨著執政時間的推移，安倍“右翼”政治理念的一面逐漸表現出來。2007年月 ，安倍屢次發表否決 當年 日本強征 “隨軍慰安婦”罪行的言論 ，同時大力提倡“價值觀外交”，推動構筑“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和歐亞大陸“自由與繁榮之弧”，欲在中國周圍構筑一道意識形態圍墻。

與小泉政府的“沖突中合作”的對華關系模式相比，安倍政府則采取 了“在競爭中合作”的模式。安倍一方面倡導“日中戰略互惠”，另一方面推動“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其實就是對中國采取“兩面下注”戰略 ，即一邊與中國交往從中取得實惠和達到穩定周邊的目的，一邊又在戰略上試圖防范和牽制中國。

(三)福田康夫的“平衡中關”外交

中日關系經過“破冰”“融冰”而出現“回暖”趨勢。但是安倍首相推動的 “價值觀外交”給中 日關系帶來了一股寒流。福 田出任首相后，不再提“價值觀外交”，明確否定“中國威脅論”，并把“日美關系與亞洲外交的共鳴”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福田首相在jE京大學發表演講時提出，中 日兩國應該繼續深化“戰略互惠”，成為“建設亞洲及世界美好未來的創造性伙伴”，為此建議把 “互利合作”“國際貢獻“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作為三大支柱。福田的曲阜之行，既是對中日悠久文化交流史的重溫 ，也是對東方 “共同價值觀”的認同。福 田成功訪華，給邦交正常化 35周年的中日關系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繼福 田成功訪華之后 ，中日關系呈 良好發展的勢頭，2008年 5月 7日雙方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即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為中日關系今后的發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礎。 縱觀 21世紀初期的 日本三任首相小泉、安倍 、福田的外交路線 ，表現 了如下變化 ：小泉推行了一條 “挾美制亞”“聯美抑華”路線，采取利用 中國機遇與應對“中國威脅”的兩手政策 ，強調“制衡”中國的一面 ，使 中日政治關系跌人“底谷”；安倍采取了一條“兩面下注”“聯西圍華”的路線 ，價值觀色彩濃厚，其特點是改善對華關系和強化對華包圍并舉 ，困境十分明顯 ，其對華包圍戰略引起 了中國各界高度關注 ，其“日中戰略互惠”政策宣示的局限性日益暴露 ；福田采取的是一條“親美入亞”“平衡中美”路線，意在探索出一條在新的內外環境下日本外交的最佳路線 ，表現出其對華關系中重“協調”的一面。嘲‘ 而現階段 ，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國內政治 、經濟形勢的變化 ，麻生的對華外交政策尚未表現出太大的動搖性和不確定性。日本的對華外交要服務于其邁向“普通國家”的戰略 目標 。因此 ，從本質上看新世紀日本不同時期的對華外交沒有實質的差別 ，如果有變化也只不過是戰術層面 的調整而已。誠如新加坡著名學者卓南生所言 ，小泉之后，其后任安倍 、福 田以及麻生三任首相對華態度之調整 ，與他們不穩定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安倍上臺之初要面對一年后參議院的大選 ；福 田和麻生都得面對執政黨在參議院大選受挫后、處處受反對黨民主黨牽制的窘境。基于此 ，上述三名首相無不把精力集中于內政，而無暇顧及外交 。在對華態度上 ，三者都傾 向于采取相對穩健的態度。三位首相都明白節外生枝并不利于其政權的穩定，與此相反 ，如果善于與鄰 國溝通和對話 ，還可作 為刺激其支持率上升的武器。由此可見 ，小泉下臺后 中日關系之所 以能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小康狀態 ，并非 由于其接班人較為“親中”或對華態度有著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轉變，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三、日本對華外交的未來走勢

2l世紀中日關系的走 向將直接影 響亞太地 區的安全與穩定 。但是，中日關系的穩定與否不僅取決于中日兩國，還要取決于中美關系。誠如日本學者山田辰雄曾所言：“中日關系不是兩 國間關系，而是多國關系。” 現在和未來的中日關系的發展與穩定，是建立在 良好的中美關系的基礎之上的 。

眾所周知，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也是日本現實主義外交的重要內容。日本政府歷來十分擔心美國帶來的外交沖擊，尤其是美中關系突然改善。1972年的“尼克松沖擊”和 1998年 的“克林頓沖擊”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日本政府目前正時刻關注奧巴馬政府是否也將如此。但對奧巴馬政府從成立至今的對日外交人選和政策傾 向綜合分析的結果表明，“奧巴馬沖擊”的可能性不大：其一 ，美國東亞外交政策最前沿出現了多位重量級的“知日派”官員，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被任命為駐日大使，非常熟悉日本事務的庫爾特·坎貝爾被任命為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約瑟夫·奈積極強調重新定位美日同盟、強化美 日同盟關系；其二，美國明確表達了重視美日同盟的立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中，將美日同盟定位為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礎。

當前，美國面臨一系列難題，需要戰勝經濟危機 、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火 、防止恐怖行為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應對全球溫室效應等。在這些方面，美國十分需要同盟國13本的協作。而希拉里上任后首訪亞洲的第一站就是 日本亦證明了這一點。目前問題在于自民黨政權的存否。繼短命的安倍 、福田政權后，麻生內閣也面臨四分五裂的局面。在今年將要進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極有可能負于小澤率領 的民主黨 。但正如韓國學者孫基燮所說，無論日本政權是否交替，美日同盟在日本外交 中的地位將不會發生太大變化。

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上臺伊始 ，中美關系的發展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不排除未來 日本對華外交隨著 中美關系的變化 以及日本未來國內政局的變化而進行的機會主義式調整 ，但就目前國際形勢與日本國內情況而言 ，日本未來 的對華外交仍將延續其合作與防范的兩手策略。這一策略在中 日雙方綜合實力對比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較長時期內不會輕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過，日本民族的趨強性和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傳統中“與強者為伍”的原則告訴我們，決定中日關系最終走向的還在于中國的綜合實力。中國的進步和發展是推動中 日關系向良性發展的根本因素 ，也是解決當前中日問題的最終答案。

預測未來趨勢，中日關系有望繼續保持“回暖”勢頭，但也要充分預見到遭遇“冷空氣”的可能。只要中日雙方保持“破冰”“融冰”的初衷，就能經受住“不測風云”，最終迎來戰略合作的“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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