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革命發端于技術領域，發展于經濟領域，如今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角落，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對政府治理方式帶來了新的機遇、挑戰和啟示。

一、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機遇

第一個機遇是提高行政效率。以前的文山會海，不僅造成了紙張資源的大量浪費，而且層層下達的時滯效應過強。現在電子政務的出現讓信息的傳遞變得更加容易、更加便捷，很多問題在比較低的政府層級就可以得到解決，政府行政效率得以提升。

第二個機遇是提高透明度。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提高源自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將被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新技術解決，政府的法規、政策、項目、計劃等信息更容易被民眾了解和掌握，民眾的意見建議也將以類似眾包的方式在政府決策制定和施政過程中得以更好的體現。不僅有利于政府真正成為人民的政府，也有利于把一些不和諧因素遏制在萌芽狀態。

第三個機遇是增強基層政府職能。地方政府的存在有充分的經濟學理由，比如最接近基層需求的信息優勢，從而更容易提供滿足民眾真正需求的公共服務。進入網絡時代，在政府內部對上對下的信息渠道會更加暢通，政府更容易了解民眾和企業的需求，也讓政府更容易精準提供定制化、個性化的服務，而非所有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無差異化提供。

二、互聯網對政府治理的挑戰

互聯網對于政府治理帶來的影響，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

一是打破了國家對信息的壟斷。傳統社會的信息來源是相對單一化的，大家的思維、理念、是非觀、價值觀都有強烈的趨同性。而互聯網時代是信息的時代，信息來源和信息數量爆炸式增長，甚至網絡里面的每一個人都變成了新的信息來源，而網絡倍增效應又使信息網絡急劇擴張，在過去的五年時間，全球的數字信息增長了九倍。在這樣的一個信息爆炸和自媒體的時代，國家對信息的控制和壟斷徹底被打破。

二是互聯網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傳統社會結構呈明顯的金字塔型，政府靠科層體制可以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到了互聯網時代，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例如意見領袖群體的興起。不管是在微博還是微信中，我們會發現，有一大群人的粉絲數量是巨大的，一個娛樂明星微博的粉絲就可能達到幾千萬，全國千萬級粉絲的博主有一百多人，一百萬以上粉絲的意見領袖有兩千多人，十萬以上的數不勝數，這些意見領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變得非常巨大。

三是網絡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更加多元化和復雜化。當信息來源增多之后，傳統的組織對于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形成作用已經在逐步弱化，而網絡的影響逐漸凸顯。尤其是不同的國家之間意識形態領域的互相滲透從來沒有停止，互聯網成為境外勢力對我國進行滲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從社會的思潮來看，除了傳統的左右之分在網絡時代變得愈發壁壘鮮明，特別需要警惕的是民粹主義的興起。例如2012年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發生的青年砍死醫生的命案，在網絡上的投票結果顯示有65%的網友對兇手這樣的一種選擇表示認同。2013年的夏俊峰案中絕大部分的網民也是站在夏俊峰而非被殺死的城管一面。這種民粹主義的思潮在互聯網上變得異常流行，尤其是在我國網民群體呈現年輕化、低學歷化的今天，如何進行輿論引導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巨大挑戰。

四是身份的隱蔽性對于傳統治理模式提出挑戰。互聯網領域有一句名言“在互聯網的世界里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網絡信息的隱蔽性一方面讓大家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關注度和參與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對我國的政治秩序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尤其是如何保證政治參與的有序性成為艱難的課題。

五是政府面臨著全民圍觀、全民監督。網絡對執政透明度的大幅提高也同時提高了民眾對政府行為的關注度，網絡時代對政府的執政行為和官員的個人行為都提出了高度挑戰。近期諸多官員腐敗、施政行為不當事件都最先被網友爆料，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對事件處理結果起到重要的影響。

六是網絡聚集能力對政府應急機制提出挑戰。網絡所蘊含的巨大力量是中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利用它做好事，會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正效應，但是如果被壞的勢力利用，造成的破壞也將是前所未有的。傳統的群體性事件大多具有熟人社會的特征，牽頭人往往在群體中具有一定威望，而現在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是通過網絡發起的，并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發酵，而我們的政府在應對機制和輿情引導方面顯然準備不足。

三、互聯網精神對政府治理的啟示

(一)重視“長尾”作用

互聯網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大挑戰是二八定律的失效，在傳統經濟社會，前20%的大客戶、暢銷產品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可能占到一半以上，因此成為企業關注和服務的焦點，而其余80%的部分需求因供給太分散，逐一滿足成本高、效益低，從而不具有太高的經濟價值。而網絡時代隨著技術的進步，滿足長尾部分的分散化需求成本明顯降低，而長尾部分的巨大信息優勢將成為企業新的價值來源，因此，有人說互聯網經濟是“屌絲經濟”。不管是阿里巴巴的成功，還是騰訊的成功，都是“屌絲經濟”的代表。

對政府而言，這意味著精英導向的施政理念必須改變，要將視角下移，在對社會金字塔中層和低層的關注和服務中獲得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堅實的執政合法性，換言之，對“屌絲”要更加重視。我們固然要重視精英群體，但是對于最底層的群體，也必須重視起來。“為人民服務”在互聯網時代將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二)運用眾包模式

眾包模式廣泛應用于互聯網經濟各個領域，依靠大眾的智慧而非公司內部的智力資本進行生產和服務，從而使產品和服務更符合消費者需求，而傳統的消費者也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產銷者。例如大眾點評，它自己并不發表關于餐廳的各類評價，而是把消費者的智慧納入進來，在餐飲企業和消費者之間搭建平臺。在科學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課題不是幾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科學界開始流行一種方法，例如要做一個植物學方面的研究，可以建一個網站，世界各地的植物學家都隨時可以到這個網站上來發布最新發現的一些植物的種類、植物的特性、分布的地點等信息，這可能帶來傳統社會不可能實現的知識規模效應。

借鑒于此，政府將可以鼓勵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務，公眾的參與成為大勢所趨。進入網絡時代，每個人都希望有發言權、參與權，每個人都希望制造自己的存在感。我們政府也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和正在回應這種新的變化趨勢，包括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充分吸納了網友的意見建議，有很多的精彩的觀點、精彩的建議、精彩的評論被用到政府工作報告中。這樣的參與是拉近政府和公眾之間距離的非常好的手段，有利于社會成員的參與感、認同感和歸屬感。

(三)學會利用“無序”系統

互聯網時代的社區往往層級性不再那么明顯，更像是一個蜜蜂的聚合群。對于一些必須要控制的工作，可能需要采取非常可靠的線性系統，但是對于非常復雜的尤其是快速變化的一些情況，反而可能需要一些“失控”的系統，就像蜂群一樣，“無序”的系統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意外的驚喜。怎么把如此之多的一只一只的小蜜蜂的智慧融合起來，發揮社群的自組織性，把這種社區的生物性的特性利用起來值得我們研究。一方面要發揮自下而上的自發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基于科層制的領導模式需要做適應性調整。

(四)促進公共服務的精準投放

互聯網公司的基本業務大多采取免費模式，而靠廣告收入和差異化服務業務盈利。而差異化服務的前提是基于用戶行為和用戶使用習慣帶來的用戶信息，從中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出用戶需求，針對需求進行服務的精準投放。

與商業服務類似，公共服務的精準投放在互聯網時代同樣變得更為重要。互聯網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政府和公眾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使政府對于不同群體、不同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可以進行更加精準的把握，從而為個性化的、更切合實際需求的公共服務提供可能。(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文/王茹 編選：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