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媒體報道 框架 輿論監督

[摘要]： 本研究以四川省雅安市“10?15水事件”期間相關媒體報道為樣本，較為完整并創新地運用框架分析理論，得出以下結論：在針對該事件的媒體報道中，事發地市級官報較之省級官媒和異地媒體反應略顯慎緩，并隨之對其他媒體的轉載產生了影響；而整體媒介報道中市民話語呈現出邊緣化態勢，市民話語多以兩種裝飾性角色出現并作為政府“穩壓框架”的功能性補充，傳統的危機報道模式歷歷可見；媒介整體能較為客觀、完整地報道事件進程，體現出輿論監督的信息傳播功能基本發揮正常，但同時或因受政府“危機公關傳播”策略影響，媒體的輿論監督批評、教化功能尚顯不足，特別是事發地媒體和網絡媒介尚缺乏問題追究意識。

一、背景與價值

轉型期[1]由于“社會結構和信息傳播方式等的變化，加之人類尚不能準確地預知和控制所有無序因素，越來越多的突發事件成為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公共事件’，并表現出頻率高、規模大、危害大、影響深遠等特點”，諸如廣為人知的“南京冠生園月餅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丑聞”等，均表明“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正在由‘非常態’轉變成為一種‘常態’”[2]。

同時，媒體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關注度也日益升溫，并“具有時效性和導向性強、受眾廣和一定的監督教育功能等特點”[3]。事故發生后，各級政府及主管部門、事故責任方、事故受害者等利益團體在相關媒體報道中均有不同角度的呈現，由此形成了媒體多元的報道框架，“這些框架彼此競爭，以爭取社會大眾的認識與支持”[4]。

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更多的公共衛生事件在轉化為重大社會危機之前，是否已經具有某些征兆？針對性的社會預警機制是否已經建立完善？媒體報道是否使得人們對于導致公共衛生事件頻頻發生的社會深層機制方面的原因引起足夠重視？媒體作為社會轉型期的“守望者”，其報道的內容和方式對于人們直觀認知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有著重要作用，而媒體話語本身亦能引導全社會對于事發原因和事故影響進行有效反思。即，媒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積極作為有助于從源頭上規避和減少此類危機事件再發生，降低社會危機處理成本與代價。

2008年10月15日晚8時許，由于位于青衣江上游的兩家華能公司所屬電站檢修放空水庫蓄水，大量泥沙進入河道，導致江水流經的四川省雅安市全城較長時間停水，城區13萬市民基本飲水呈現危機態勢。空前污濁的江水、刺鼻的氣味、死魚漂浮的場景讓市民迅速“合理想象”到賴以解決全城飲水需求的青衣江水是否已經被化學污染？突然間大量死魚漂浮是否是地震前兆？各種流言瞬間蔓延開來。

“10?15水事件”容易讓人聯想到近年發生的“松花江水污染危機事件”，但無論從波及范圍還是影響深遠程度上，“10?15水事件”都不能與之并論。筆者將“10?15水事件”定義為新時期小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并對事件期間相關媒體報道作了較為系統的跟蹤，期望此類研究不僅能總從重大突發事故之后的媒體蜂擁報道中獲得足夠的研究線索，更能居安思危，見微知著，從類似小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媒體報道中得到必要的啟發。

二、理論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新聞框架理論為主要理論基礎。框架的概念源自貝特森（Bateson，1955），1974年德國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將這個概念首次引入文化社會學。20世紀80年代，這一理論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成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5]。人們認為：新聞并非自然產物，而是客觀現實的建構過程，媒體的工作不僅是簡單的報道事實真相，更重要的是將新聞組織到各自的框架之中，媒體工作者在處理信息中有著整體性的思考基模，即“新聞框架”。因而新聞報道是“框限”部分事實、“選擇”部分事實以及主觀的“重組”這些事實的過程[6]。可認為，新聞框架不僅是一種理論視角，還是與“建構”相關的一種方法論。它通過建構被報道對象的公眾形象，引導人們對新聞事件認知和理解。

在大眾傳播學領域中，框架通常被認為具有兩方面的屬性：一種是名詞屬性，即框架是待分析的新聞文本；一種是動詞屬性，即把框架理解成為一系列的動態過程——選擇、強調或者重組。也就是說，新聞生產者通過選擇、強調或者重組新聞事件、及一系列的框架工具形成新聞的框架，這個框架賦予新聞文本特定的意義，從而影響讀者對新聞事件的理解和認知[7]。

臺灣學者臧國仁曾經將框架劃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的結構。其中框架的高層次結構，是指對某一個主題事件的定性，即“這是什么事（what’s it that’s going on there）”。高層次的意義經常以一些特定的形式出現，如標題，直接引語[8]。框架的中層次結構為新聞話語分析，根據Allan Bell構擬的新聞文本的話語結構[9]，包括如下具體的分析單位：

1.主要事件：由角色與行動組成，是新聞事件的主要內容。

2.口語反應：其他各方對主要事件的言語反應，包括對該事件的評論，預測和評估。

3.來源：本研究把來源分為消息來源和新聞來源。消息來源指新聞中所引述的機構或人物。在任何新聞中，消息來源是塑造框架的重要變量，不同的記者往往會為了支撐自己的說法而尋找不同的消息來源。而新聞來源，指明網站所登載新聞的來源。

4.事件結果：由主要事件引起的非言語后果，包括主要事件的結果或當事人對主要事件采取的行動。

5.評估：記者本人或媒體組織對主要事件的評價。

6.預測：記者本人或媒體組織對主要事件未來發展的判斷。

7.先前事件：距離主要事件較近而與主要事件有間接關系的背景[10]。

框架的低層次結構是指通過使用某些具有感情色彩與社會心理內涵的關鍵詞和具特殊意義的符號呈現文本基調。

本研究將運用新聞框架的基本理論，具體分析和解構雅安“10?15青衣江水安全事件”發生后國內不同媒體的相關新聞報道。

三、設計與分析

新聞框架研究被看作“一個極度混亂的研究領域”[11]，屬于開放的、多元化的多范式方法論研究視域。本研究以不為理論“異化”為前提，根據既有研究資料靈活選擇前文提及的部分指標進行系統研究。

總體思路為：根據新聞框架的名詞屬性與動詞屬性之別將研究分為兩部分，其中，動詞屬性研究部分主要從報道數量、編輯強勢[12]（報道版面）、報道體裁三個指標著手，觀量媒體是如何選擇、強調與重組信息框架的；而名詞屬性研究部分則主要通過標題、直接引語等指標分析高層框架如何“定性”事件，通過主要事件、口語反應等指標分析中層框架文本話語，以及通過特殊詞、句等符號來研究低層框架文本如何建構文本基調。

樣本選擇上，考慮到事件本身影響范圍較小，樣本總體較小，研究者盡力從Google搜索引擎前十頁中通過關鍵詞搜索出幾十篇相關新聞（文本內容有不同程度重疊者居多），并搜集到部分報道的PDF電子報版面或報紙原始版面截圖，從中遴選出內容基本不重疊的新聞報道19篇[13]，作為框架分析的原始素材。事件期間，以上新聞文本被各種媒體紛紛轉載，成為整個事件階段傳媒界新聞報道的“母本”（亦即其文本內容充分代表了樣本的總體），樣本從完整性、系統性、重要性和顯著性上均能滿足文本選擇的信度、效度要求。

第一部分：從新聞框架的動詞屬性視角

在使用報道數量、編輯強勢、報道體裁三個指標之前，有必要先將包含整個事件報道的動態信息流作一個簡單梳理，如下：

15日，在泥沙入河死魚漂浮（15日20時）并導致停水事件（23時）當晚，未搜集到包括網絡在內任何媒體的相關新聞報道，網絡、廣電……整個大眾媒體處于集體失語狀態。而關于“地震前兆”等各種小道消息通過口口相傳、手機媒體在較小范圍內（當地居民及其外地親朋好友中）四處流傳。

16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市政府應急辦率先在其政府網站雅安之窗上發布“重要公告”稱“10月15日，由于華能公司所屬銅頭、雨城電站檢修需放空水庫蓄水，造成大量泥沙進入河道，自來水公司不能正常制水，造成15日23：00時左右中斷供水。預計16日11：30時可恢復階段性供水。”官方信源開啟，處于“熵”態的信息場開始被不斷梳整。

當日，四川在線（四川新聞網）緊跟事態進展，連發四篇新聞報道（《華能公司電站放水 泥沙進入青衣江致雅安全城停水》、《雅安副市長:已成立調查組對停水事件進行調查》、《雅安停水事件并非因化學污染 已局部恢復供水》），《雅安青衣江受污染忽然變臭 市區全城停水(圖)》（記者親自到事發地現場采寫）并轉載《北緯網》稿件《徐孟加：預計18日上午水源質量逐步恢復正常》，首先填補官方消息源渠道。在事發地市級官媒《雅安日報》信息缺位的一整天，事發地所屬省級官方新聞網通過圖文并茂的形式對事件作了較為完整的跟蹤報道。

當日下午1時半，雅安市委書記徐孟加在電視上就斷水一事向市民說明情況并致歉。市政府首次借助傳統媒體流布事發地市級官方渠道信息。

但遺憾的是，16日整天，市級官媒《雅安日報》鴉雀無聲，未作任何新聞報道[14]。市民最為倚重的當地官報——象征政府權威信息源——集體失語，再次為小道消息（謠言）的流傳提供了溫床，一時間關于“水泥廠爆炸導致水污染”、“地震前兆”等各種小道消息此起彼伏，市民蜂擁搶購礦泉水，各種負面情緒難以避免地在城市上空蔓延[15]。

17日，已經壓抑了一天多的市級官媒《雅安日報》爆發式地全面發聲，通過《徐孟加就我市突發公共事件造成城區停水答記者問兩電站同時沖沙導致市區停水青衣江水無其他污染預計18日水源全面恢復正常 》、《行動迅速 處置有效 市民恐慌基本消除》等一、二兩個版面共9篇新聞報道，呈現了整個“10?15水事件”大致面貌。這些新聞報道文本即日起很快成為國內各路媒體紛紛轉載的重要消息源。

當日，時政都市報《新京報》以《雅安江水受污染全城停水》一文率先開啟該事件異地輿論監督先聲；而新華社（成都分社）通稿《四川省雅安市區10月17日9時已完全恢復正常供水》被當作中央級政府新聞源被媒體大量轉載。

《雅安日報》終于盡展輿論監督功能，而異地輿論監督亦跨出省界，中央級媒體開始關注此事，“致歉”（或“表歉意”、“道歉”）一時成為媒體報道中的關鍵詞[16]，“紛紛轉載”直接導致“10?15水事件”媒體報道高峰出現。此外，四川新聞網《雅安頻道》http://ya.newssc.org/system/2008/10/17/011195108.shtml還出現該事件新聞調查全過程的視頻，內含市民代表譴責“市政府反應遲緩”的內容[17]；當日手機新聞報亦出現相關報道。

18日，《雅安日報》頭版頭條登載《雅安市政府和華能寶興河公司昨日舉行新聞記者見面會 華能公司負責人向城區市民道歉 昨日上午9時市區全面恢復供水》一文，作為該報對此事階段性關注的一個小結。

19日，新華社一篇較為深入的調查報道《憑經驗按慣例水庫電站歲檢釀大禍－－四川雅安青衣江水安全事件調查 》為“10?15水事件”做了全面總結，以調查報道的行文方式在澄清事故原因非因化學污染的同時，亦毫不留情指出該市公共管理存在漏洞，并就這點針對水事件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此文再掀轉載高峰，新京報網、光明網、新浪網等以《雅安全城停水并非污染事故》為題紛紛轉載其縮略版，信息峰值再次回升。之后網路上基本已不再出現更新的報道，此事告一段落。

10月17日，筆者在google中檢索關健詞，約有6，950項符合雅安+青衣江污染的查詢結果；17日下午13：12，約有17，400項符合青衣江+污染的查詢結果；而事發后一個多月（11月 21號）再次搜，約有12，300項符合雅安+青衣江污染的查詢結果，約有22，000項符合青衣江+污染的查詢結果。17日搜索結果陡增說明了這一公共衛生事件的“突發性質”以及媒介整體輿論監督反應較快，而后進入信息平臺期，和這一事件本身的影響范圍和危害程度有關。

在梳理了“10?15水事件”關鍵時期（15——19日）主要新聞報道信息流后，對事發期間的代表性報道數量作一個歸納如下表：

（表1）

表注：其中D代表日期（均為2008年10月），M代表媒體，數值為報道（含原創文本和轉載文本，不局限于19篇文本樣本）出現的絕對數值。其中，《雅安之窗》網站可看作《雅安日報》的準網絡版，連同紙版《雅安日報》代表事發地市級官媒；《四川在線》網站代表事發地所屬省級官媒《四川日報》的準網絡版；《新京報》作為新崛起的時政類“新都市報刊”，可看作異地輿論監督的代表。之后研究將主要沿用這一類別指標，但整個研究的具體數據分析并不僵化于此分類。研究樣本既涵蓋了地域不同的媒體類別，又涵蓋了政黨屬性不同的媒體，還涵蓋了紙版媒體和網絡媒體。由于“異地媒體”一欄文本的選取主要考慮了搜集方便，可能影響樣本的代表性，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即概化到異地媒體文本總體的能力。因此不能將數據作過分推估與解釋，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研究價值。

結合圖（表1）中不同媒體信息發布的數量和時間可知，三類媒體的報道“強勢”此消彼長：由省級官媒首先發聲，市級官媒第一反應相對慎緩，異地輿論監督媒體雖倚重事發地官媒信源，但能通過實地采訪提出獨立見解[18]。據此，已經不能簡單地將媒體類型框架為“政黨”與“非政黨”，從省、市兩級官媒不同的反應速度可以看出其中隱含的“政黨級別框架”。所以從報道數量上至少可以整理出“政黨級別框架”和“媒介屬性框架”層面。

“政黨級別框架”是指同作為官方媒體，事發地市級官媒和省級官媒的反應有所不同，市級官媒作為市級政府機關的直接喉舌，更可能因易受到“政績意識”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從而沿襲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內緊外松”的傳統傳播策略。“所謂‘內緊外松’，是指某些信息只在內部流通讓內部緊張行動起來，而對外保密、封鎖信息、保持外部平靜的氛圍……具體表現在，當國內或者國外發生重大事件的時候，以政府為代表的組織內部可能會緊張地開會、磋商并布置行動措施，但廣大公眾借以獲取信息的大眾媒體通常會被要求保持沉默，政府也選擇沉默。‘內緊外松’使大部分沒有特殊信息渠道的公眾認為事件沒有發生。”[19]在“10?15水事件”中，盡管事發地市級官媒《雅安日報》在17日爆發式發布辟謠信息，但是16日整整一天信息缺位，不能回避和“內緊外松”的信息策略有關，反映了與地方保護主義傳統有關的“政黨級別框架。

《雅安日報》的準網絡版《雅安之窗》較其紙版先聲奪人，而就這一新聞事件《四川日報》紙版索性將信息刊載權“讓渡”給其準網絡版《四川在線》網站，體現出因為媒介屬性不同，網絡媒體可能被“授予”更大的政治傳播尺度，凸顯了“媒介屬性框架”。

編輯強勢反映了報紙版面吸引讀者的程度，也體現了編輯試圖通過版面設計對不同稿件重要性進行排序。通常同標題的層數與新聞重要性成正比；而從版序來看，整個報紙靠前的版序，以及攤開報紙來看右邊版序通常比左邊版序更具有編輯強勢；從區域來看，某一版序頁面的上半區優于下半區，左半區優于右半區，報頭、報眼、頭條也體現了比普通區域更大的編輯強勢。本研究以此為指標分別選取《新京報》和《雅安日報》幾篇相關新聞稿作對比。選用這兩個樣本主要鑒于既有文本完整性（文本在整個版面的呈現）的考慮。

通過對異地媒體《新京報》的版面分析可見，在17日的報道中，《雅安江水受污染全城停水 電站檢修放水，大量泥沙進入青衣江；13萬人停水至少12小時》一文采取了主標題加副標題的形式，稿件位于版面左區域，且在報眉之下配以大幅新聞圖片，圖文面積超過整個版面一半，形成了極大的編輯強勢。18日《雅安恢復供水市委書記道歉》一文，則位于編輯強勢次于左上區域的右上區域，不再配發圖片，文體面積僅占整個版面的1/6大小。而20日《雅安全城停水并非污染事故》一文位于版面最左下方，不配圖，文字面積占整個版面的1/7大小。三篇稿件分別位居A24、A15與A19版，均為該報的“中國新聞——社會”版——整體而言這三日相關報道隨事態進展其編輯強勢遞減。

17日的《雅安日報》頭版頭條《兩電站同時沖沙導致市區停水以》一文以三重標題的復標、配彩圖形式，首先搶人眼球；整個頭版5篇文稿和5張彩圖近整版專題報道，形成強烈的編輯強勢。整版主要內容為水事件政府辟謠、相關緊急措施與事態進展。而在翻頁第二版中，則用近半版面的文字與一張黑白圖片交代了水事件對雅安市民的影響。通過《雅安日報》頭版頭條主題與第二版編輯強勢的強烈對比，“官民框架”歷歷可見，即同一事件中官方和民間的呈現順序、強勢有著明顯不同。18日該報刊登的《華能公司負責人向城區市民道歉》一文同樣采用了三重標題、頭版頭條的強勢，但整份報紙僅呈現了一篇相關報道。通過《新京報》和《雅安日報》編輯強勢比較分析，又可以看出，一方面，兩報對相關事件的關注度都隨事件新聞性的消減而迅速消減；另一方面，當地媒體的報道強勢明顯勝過異地媒體（主要通過“頭版頭條”和“專題”等形式體現），反映出“地域框架”，即當地媒體和異地媒體對同一事件“新聞價值”持有不同評價。

從報道體裁看，在搜集的19篇原創報道文本中，除異地媒體新華社（成都分社）《憑經驗按慣例水庫電站歲檢釀大禍－－四川雅安青衣江水安全事件調查 》一文屬于深度調查報道以外，其余報道體裁皆為普通的通訊和消息報道，沒有出現評論等體裁。

一方面，評論的缺位可能和該事件影響范圍有限有關，但事發地官媒《雅安日報》沒有刊登一篇相關社評，也反映出其中 “穩壓框架”起了作用。“穩壓框架”是指官方“通過媒體不斷向公眾發布權威信息、告知事故最新的處理情況”，“選擇并重組對政府形象有利的信息進行報道”，比如“大部分報道的主要內容是圍繞著政府對事故的緊急處理和進展”以“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20]的危機事件傳統的信息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異地而非當地輿論監督中出現探究事件真相的調查性報道，亦體現出其中的“地域框架”。“地域框架”在此處和報道時間存續期上皆體現了異地輿論監督更具有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展江教授指出：“對于輿論監督來說，允許異地輿論監督至關重要，因為許多重大事件，本地媒體是不敢進行批評監督的。”[21]異地媒體，更具備避開地方保護主義藩籬深入調查事件本質的條件，因此往往能展開更為充分的輿論監督。

第二部分：從新聞框架的名詞屬性視角

名詞屬性主要側重于對報道文本內容進行話語分析。新聞標題選擇不同命題作為主旨就形成不同的新聞框架，因此新聞標題可以很直觀地顯示出不同媒體對主題事件的定性[22]。

在框架的高層次結構中，通過19篇樣本稿件標題的分析發現，市級官媒《雅安日報》9篇相關報道中，有6篇標題采用了“行動迅速、處置有效”、“全力保證”、“及時水”、“消除……疑惑”等明顯含有 “穩壓框架”的正面詞匯，2篇中性詞匯，僅1篇（《……影響市民生活》）標題呈現負面傾向；省級管媒《四川在線》4篇報道標題文本均呈現中性傾向；異地媒體6篇報道中2篇通過標題中的“憑經驗 按慣例”、“險釀大禍”等貶義詞凸顯出負面傾向，其余4篇呈現中性傾向。

換算成百分比[23]用圖表（2）可得到如下呈現：

（表2）

表注：表中數字單位均為%，且數值均四舍五入。

由圖表（2）可知，市級官媒在對于新聞事件的定性中，正面傾向性明顯，省級官媒采用了更為客觀的中性傾向框架，異地媒體對于本次事件（轉載除外）基本不持正面傾向——在客觀報道的同時，亦發揮出一定的異地輿論監督批評功能。縱向統計來看，中性傾向，即“客觀報道框架”占大多數；正面傾向多過負面傾向，即“10?15水事件”中，各媒體報道采用的“穩壓框架”比“批評監督框架”更為明顯，雖然較為客觀的中性文本在報道數量上仍是主體。

在框架的中層次結構中，主要選擇消息來源、主要事件等指標進行分析。以消息來源為指標進行中層框架分析，可得下表（3）數據。

表（3）

表注：S代表消息源，M代表媒體。表中數值為19篇文本中三方消息來源出現的人次數。

將消息來源指標結合口語反應指標分析發現，無論是哪類媒體，在消息來源絕對數量上，官方消息源仍占有明顯優勢，沿用了我國將官方信息作為權威消息源的新聞報道傳統；責任方話語多以解釋事件原因和承擔責任的身份介入；而利益相關的百姓，相對于官方消息源仍然明顯處于弱勢的話語地位。

通常，消息源是構建新聞框架的一個重要指標。通過交待消息來源，媒體一方面可以表明新聞事實是有根據的，增強新聞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對不同消息源的選擇，同樣也隱含著媒體的態度和立場[24]。

即使表（3）反映了市級官報新聞文本中官、民消息源絕對數值上均等，體現了對于當地來說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上媒體對民生的關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民生框架”。但結合口語反應進行話語內容分析，即可發現市民消息源的角色基本僅具有兩種功能，一是對事態發展過程作無關痛癢的中性描述，一是在事件反應中補充正面話語，即對政府舉措作出“反應快速”的正面評價，“書記及時出面，讓謠言沒有了市場”。然而果真如此嗎？事實中，各種謠言仍在事件期間流傳，甚至通過短信、網絡等媒體傳布到外地。因此，可以認為民間消息源僅僅起到了“裝飾性”效果，從消息源指標結合口語反應指標分析來看，又一次凸顯了“穩壓框架”。

以主要事件為指標進行中層框架分析，可得下表（4）數據。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在質化辨識意群的基礎上將主要事件進行量化計次，在信度上可能不及簡單量化計次法（比如僅記錄出現的某一關鍵詞）準確，但這并不影響數據反映大致態勢以說明問題。

表（4）

表注：E代表主要事件，M代表媒體。表中數字為已經作過處理的百分比數值（單位均為%，且四舍五入），即比如第一個數字29.3代表“停水進程”作為主要事件在《雅》報所有報道中作為主要事件呈現的比例為29.3%，即前三行數字均為各行的橫向加總百分比率；而末行數字由每一列數字縱向加總后再進行橫向百分比率計算得出，代表圖表（4）中6個類別的“主要事件”分別占整個“主要事件”的百分比，比如37.1代表“停水進程”作為主要事件在19篇樣本中作為主要事件呈現的比例為37.1%。（待續）

[注釋] [1]注：社會轉型在社會學上是指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從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鎮化社會、從同質單一性社會向異質多樣性社會、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等的轉變。目前學術界一般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見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見的手》，《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 [2]胡正榮、李 舒：《突發公共事件報道：新聞媒體實力的全面檢驗》，2008年06月04日，人民網－傳媒頻道，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341848.html。 [3]顏燁、韓迪，《轉型中國安全事故和突發事件曝光于媒體的社會效應分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 03期。 [4]岳璐，曾慶香：《礦難報道的框架研究》，《新聞前哨》，2007年6月。 [5]陳新勇 張紅霞：《媒體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報道框架研究——以“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為例》，人民網-傳媒頻道，2008年11月10日。 [6]張克旭等：《從媒介現實到手中現實——從框架理論看電視報道我駐南使館被炸事件》，《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年第2期，第4頁。 [7]陳新勇 張紅霞：《媒體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報道框架研究——以“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為例》，人民網-傳媒頻道，2008年11月10日。 [8]臧國仁等：《新聞媒體與公共關系(消息來源)的互動：新聞框架理論的再省》，陳韜文等主編：《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香港爐峰出版社，1997。 [9]Allan Bell，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News Stoires，In Allan Bell and Peter Garrett(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Blackwell Publishers，1998. [10]肖灑：《境外中文媒體對中國危機事件的報道研究》，《傳媒學術網》，2007-04-23。 [11]注：美國政治學家恩特曼（Entman）將其概括為“破裂的范式”。見潘忠黨：《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一期），轉自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870。 [12]注：編輯強勢指版面具有的吸引讀者注意的特性。報紙不同的版面或某一版面的不同區域，對讀者的吸引力不同，即強勢不同。 [13]注：涵蓋《雅安日報》、《四川在線》、《新京報》、新華社（成都分社）等19篇當地媒體和異地媒體、網絡媒體和紙媒體報道。 [14]注：有知情者透露，16日該報記者作了采訪，但“稿件壓著，上面還在審”。 [15]注：四川在線（http://focus.scol.com.cn）《雅安青衣江受污染忽然變臭 市區全城停水(圖)》一文中這樣描述《雅安日報》正式出聲前市民的反應：“那些有車族，他們就開起私家車載著水桶、鍋盆向郊外奔去。剛剛開了門的商場、超市水架上的礦泉水在迅速減少。急切的人們為購水排隊還吵起了架，城區彌漫著焦急、茫然、無奈的氣氛……青衣江觀景臺上擁擠著市民，他們對著渾濁的江水議論著：今天停水我連臉都沒有水洗；這水是怎么回事？這江水還能吃嗎？……” [16]注：其中，比如在四川新聞網轉載時標題已改為《電站清淤雅安市區停水12小時 市委書記出面致歉》。 [17]注：但此鏈接現今卻再也無法打開。 [18]注：17日，《雅安日報》爆發式新聞報道涌現，到達信息發布峰值，政府官方網站不斷更新曝露信息，引起異地輿論監督的關注并成為主要消息源（信宿）；截止19日，停水事件基本得到解決后，市級官媒不再作任何后續報道，反倒是異地媒體《新京報》從事件調查全過程的角度對整個事件作了回顧，并提出了自己的獨立觀點，再次掀起轉載小高峰。 [19]鐘新：《危機傳播研究》第123頁，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05年。 [20]岳璐，曾慶香：《礦難報道的框架研究》，《新聞前哨》，2007年6月。 [21]《沒有輿論監督難消社會毒瘤 專訪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http://www.takungpao.com:10000/gate/gb/www.takungpao.com:82/news/08/10/09/ZM-972258.htm ，2008-10-9。 [22]陳新勇 張紅霞：《媒體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報道框架研究——以“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為例》，人民網-傳媒頻道，2008年11月10日。 [23]注：因為涉及轉載問題很難反映出整個媒體報道的傾向性數據，故本研究特以原創性（內容基本不重疊）文本為對象，計算三類媒體文本中傾向性占每一類文本的比率，并由此可計算傾向性總合。 [24]陳新勇 張紅霞：《媒體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報道框架研究——以“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為例》，人民網-傳媒頻道，2008年11月10日。 [25]注：“按照常規，每年的檢修應該在汛期，但今年遇到冰災、地震，又要保奧運用電，公司一直處于抗災保電滿負荷運轉，所以檢修工作被迫推遲到１０月。１０日下午，公司接到通知，電網計劃于本月１４日至１７日對公司的雨城、銅頭電站共用的輸電線進行停電檢修。因兩個電站是共線輸電，為了不二次停電，只能兩個電站同時放水檢修。” ……雨城電站位于雅安雨城區，而銅頭電站位于雅安蘆山縣，按照程序，他們只需要上報所在地的水利主管部門備案即可，雅安市有關部門并不知道。 ……“過去多年，公司的檢修備案程序也是這樣的，作為企業來講，已經是完成了相關手續。我們憑經驗，在制定放水方案時只考慮了對下游人畜安全的影響，沒有考慮到水庫淤積泥沙對下游城市飲水安全的影響。加之今年情況特殊，地震造成了大量的山體滑坡進入河道，對水庫內淤積的泥沙量估計不足，所以才導致大量泥沙進入青衣江，造成河水渾濁度劇增。” 見《憑經驗按慣例水庫電站歲檢釀大禍－－四川雅安青衣江水安全事件調查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0/content_10220880.htm。 [26]《置評：應高度警惕安全事故報復性“井噴》，中國江西網，http://china.ynet.com/view.jsp?oid=43454304。 [27]胡正榮、李 舒：《突發公共事件報道：新聞媒體實力的全面檢驗》，2008年06月04日，人民網－傳媒頻道，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341848.html。 [28]陳力丹、陳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中的信息流障礙分析》，《新聞界》，2005年第6期。 [29]《民意新管道 執政新模式 胡錦濤肯定網絡民意合法性》，中國人權網，2008年6月22日，http://www.humanrights.cn/cn/zt/xwgzrd/2008/wlmyztc/t20080622_356712.htm。 [30]胡正榮、李 舒：《突發公共事件報道：新聞媒體實力的全面檢驗》，2008年06月04日，人民網－傳媒頻道，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341848.html。 [31]陳力丹、陳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中的信息流障礙分析》，《新聞界》，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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