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村民委員會競爭性選舉中，賄選現象愈演愈烈，這已成為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大障礙。賄選的產生和蔓延有其內在的社會基礎，構成這一社會基礎的主要因素有利益取向、村莊派系、人際信任和半熟人社會中的“面子”等，它們相互之間形成共振并反作用于現行相關法律制度。所以，必須運用多元的手段和方式來約束和調整賄選行為。

【關鍵詞】賄選；社會基礎；法律制度

【寫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浙江省M村村委會選舉與提出問題

M村處在浙江省沿海城市城郊結合部，全村有11個村民小組和2300人口，2005年人均收入有8900元，村級集體經濟較為發達，為本市的富裕村莊。該村有1個大姓6個小姓，大姓為李姓，約占全村人口的50%，小姓有施、陳、葉、黃、張和金等姓氏，其中施姓和陳姓分別占有16%和13%。2005年該村采用海選方式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參與村主任競選的有李某、施某。選舉前幾天，村里十分熱鬧，白天宴請不絕，夜間串門頻繁，不時傳出送錢送物的消息。正式選舉后，施某以10票之差的微弱優勢獲勝，李某不服結果，以流動票箱投票有“鬼”和施某有賄選行為為由狀告本次選舉不規范，要求重新選舉，市鄉兩級有關部門接到投訴后迅速派人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為：證據不足，選舉有效。

李某是上屆村主任，家里開辦了小型電子器件加工廠，經濟實力較強，又是李姓中有影響力的人，實屬本村經濟和宗族文化雙重性質精英。而施某也在本村開辦五金加工廠，賺了一些錢，是本村數二數三的富人，同時由于其妻子又是本村的李姓，其房頭較大，兄弟較多，所以施某在李姓中也有人脈。據村民金某反映，“李某和施某分屬于兩大不同派系，勢力相當，他們是兩派中的主要人物。李某為上屆村干部，人眼較熟，但任職二屆后自然得罪了一些人，這是其失敗的一個原因，至于選舉中送錢送物的事情，外人難以搞清楚”。

據本人調查，如M村的選舉情況，在其它地方特別是在其它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中相當普遍。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選舉的競爭性越來強。這不僅激發了廣大村民的政治參與熱情，而且也激發了各競爭主體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參與競爭的積極性，作為內生性賄選行為由此產生出來。

賄選是指候選人以金錢或其它好處做手段，影響選民的投票意愿，使選民將選票投給候選人自己。按照黨國英的理解，賄選有三個顯著特征：第一，賄選者只給那些承諾給他投票的選民某種好處，而對其他選民不施以任何好處。第二，賄選者對選舉過程進行某種監督或控制，以確保得到自己好處的選民給自己投票。所以，凡是發生賄選的選區，選舉過程一定是不合法的。第三，賄選者在給選民施以某種好處時，采取秘密行動（黨國英，2006）[1]。近二年來，一些學者和地方官員紛紛從法律規范視角上研究賄選行為，認為產生賄選的主要原因在于現行法律制度對賄選界定不夠細化，適用性不強，如預選階段送一包煙或一瓶油，怎么定性（方立明，2007）[2]；對賄選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制度缺乏剛性；監督主體不明確，監督虛化（胡建，2005）[3]；理性的民主觀念不強，行賄者從功利出發，用盡各種手段獲取勝利，從而謀取個人或群體的經濟利益；收賄者本著實用主義的精神放棄公共利益，獲取個人經濟利益（黃寶久，2005）[4]；所以，要完善現行的法律制度，增加賄選成本，使競選者不敢賄選，不愿賄選；強化教育，提高廣大選民的政治素質，使行賄選者不能得逞（徐延山，2006）[5]。

制度規范越完善和越剛性，對賄選行為的約束力越強，這是以上學者和基礎干部把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作為主要考量的基本邏輯，但是，在認定現行法律不夠完善的前提下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無論是沿海發達地區諸如M村莊選舉，還是內地相對落后村莊的選舉，盡管地方性法律制度正在不斷完善，但賄選現象越來越突出，賄選手段越來越隱蔽，制度邊際效應遞減越來越明顯。是何種因素在反作用于法律制度呢？

由于村莊是一個有結構的系統，構成這系統的結構要素有：自然空間、制度規范、利益取向、村莊派系、人際信任和半熟人社會中的“面子”等。其中，利益取向、村莊派系、人際信任和半熟人社會中的“面子”等要素共同構成人們行動的社會基礎，由此支撐賄選行為的產生和蔓延，并反作用于現行法律制度。

二、賄選行為的社會基礎

利益是賄選產生的動力來源，競選者的利益目標誘導出他的理性計算，從而產生賄選行為。從廣義上講，這種利益目標包括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二個方面。經濟利益目標是競選者把賄選當成一種風險投資，并能夠獲得經濟利益回報的預期。非經濟利益目標主要指精神層面上的一些需求，諸如“爭口氣”、“有頭面”、“過把癮”等等。經濟利益目標是競選者的主要取向，相對經濟需求來說，純粹的精神利益需求促使村莊精英產生賄選行為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普遍。一般而言，多數賄選者獲勝后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能獲得精神利益。所以賄選可能發生在經濟不發達的村莊里，更也有可能發生在經濟發達的村莊里，兩者的差別在于賄選普遍的程度和成本的大小上。

村莊派系是競爭性選舉的始作甬者。因為村莊精英的利益博弈實際上是其背后派系的利益博弈，派系力量的對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競選的結果，所以賄選與村莊派系密切相關。從M村的調查情況來看，村莊派系活動往往滲透到賄選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是：派系核心精英在本派系內部組織競選“班子”并進行動員——秘密調查選民意向并分析可能的得票數和失票數——確定失票對象并分析其社會關系——跟蹤觀察其對方的賄選方式與程度——確定一般賄選與重點賄選對象----班子成員分工實施——投票跟蹤監督等。賄選始于組織競選“班子”，組織班子的目的不僅在于擴大競選者的動員和控制選舉能力，而且在于構建賄選平臺。因為“班子”由派系內成員產生，是“可信賴的自己人”，競選者不是直接面對選舉人參與賄選，而是秘密指揮這些“班子”成員進行賄選活動，這樣有利于他們規避法律制度的調整。

村莊派系是指人們以特定的關系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現實功能的非正式組織。在當今中國農村，聯結派系的既可以是血緣、業緣、地緣等傳統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背景甚至人的性格等因素。各種因素在派系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著客觀差異，但在經濟導向型的村社區中，利益無疑是派系的最終訴求和終極定位。而且，在現代農村社會中，伴隨派系應運而生的派系競爭，實質是以派系為組織依托，旨在改革現存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集團性競爭行為。（孫瓊歡、盧福營，2000）[6]，一般而言，村莊派系結構有三個層次，一是派系中的核心精英，他往往是村莊選舉中的候選人和競選者，也是“班子”中的核心成員。他的性質取決于派系紐帶的性質，如果派系紐帶是宗親、地緣、業緣或者是利益性質的，那么對應就是宗親精英、地緣或經濟精英，也可能是以上多重性質交叉的精英，如M村的原村委會主任李某屬于宗族和經濟雙重性質精英；而施某屬于姻親和經濟雙重性質精英。二是精英系中的精英，他們是圍繞著派系核心精英的次級精英。在競選“班子”中這一層的精英扮演主要角色，是競選者信得過的人。三是一般派系成員，他們人數最多并處在派系的最外層（吳思紅，2007）[7]。

由于賄選是一種非法行為，并為現行法律制度禁止，所以法律制度越完善，賄選活動的組織性越高，這就進一步強化了派系成員參與賄選的一些過程。據溫州W鎮駐村干部張某反映，在賄選過程中派系的核心精英即競選人的主要行動就是從本派中選擇可靠人員，組織競選“班子”，收集信息，評估自己的力量，以確定自己的失票數和重點“公關”對象，并對班子成員進行分工實施賄選，所以派系中的核心精英往往是幕后的指揮者，也是賄選的間接操作者。而精英系中的精英即“班子”成員的主要任務是收集信息，接受核心精英的指揮，直接實施賄選。派系中的一般成員，主要是提供信息，投票于本派系競選人。由于派系成員往往處在差序格局的外層，與核心精英的利益關系相對松馳，在物質利益的誘導下，他們的思想容易產生動搖性，所以往往成為另一派系競選者賄選的對象。

一般而言，“班子”成員對另一派系普通成員實施賄選是需要條件的，這一條件就是“班子”成員與另一派被賄對象應該有一定的文化網絡關系，諸如姻親、鄰里、同學戰友、或者是某種利益關系等等。因為被賄對象與自己所處派系中的競選者有共同的價值或依附關系，在選舉中一般不會支持另一派核心精英，如果背叛自己所處派系核心精英，就有可能被逐出派系之外而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由此擔負一定的人格和依附鏈條斷裂的風險。所以，對于另外一派的賄選者來說，僅僅依靠手中有限的錢物實施賄選是難以得手的，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網絡關系并利用錢物激勵才有可能成功實現賄選目標。從M村來看，施某之所以獲勝，是因為他在李姓中有姻親關系，而且他的李姓堂兄弟屬于本房頭的精英人物，也是施某派系中的精英系精英，所以，通過他們在李姓中進行賄選，施某才得以成功。

賄選方式主要有二種，即實物賄選和口頭許諾賄選，實物賄選主要包括錢財在內的諸多物品交易，如煙、酒、油之類，同時也包括宴請。這種賄選較為直接而相當普遍，主要由“班子”成員負責實施；而口頭許諾賄選主要由參與競選的核心精英私下向某選舉人承諾，如果能夠獲得對方投票，那么獲勝后將幫助對方實現某些利益，投票人得到的許諾只是一個可能獲利的預期，所以，競選者用得較少，只有在一些特殊場合和關系中實施。顯然，無論哪種賄選方式，實質上都是參加競選的核心精英與投票人的一種物質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