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是對湖北荊門市近20個村的村委會選舉觀察的理論總結。文章認為，引起學術界和政策部門廣泛關注的村委會選舉，不僅決定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狀況，而且決定于村莊本身的狀況。特別是村民與村民之間的關系、村莊非體制精英、作為體制精英的村組干部與非體制精英的關系等，構成了決定村委會選舉和村級治理的主要村莊基礎。本文試圖通過對決定村委會選舉的村莊原因的描寫，刻畫出荊門農村處于轉型期的村莊性質，由此理解荊門農村的村委會選舉和村級治理，并以此構成理解當前轉型期鄉土中國這一宏大目標的一個部分。

關鍵詞：村委會選舉 村級治理 村莊性質 非體制精英 荊門

一、討論策略

選舉當然不止是場面上的那些東西。假若我們不只是關心當前村委會選舉是什么樣子，而且關心村委會選舉為什么是這個樣子的話，我們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進入到國家與農民關系這個村莊之外的關系和村莊選舉的社會基礎這個村莊之內的關系中去。當前學術界特別是政治學界和政策研究部門仍然主要集中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討論村莊選舉，對村莊選舉的社會基礎的研究相對不足。

討論村莊選舉的社會基礎即村莊選舉何以在村莊之內呈現出既有狀態，必須做到以下三點：第一，對村莊選舉的狀況有一精確描述，最好對選舉有一歷時性的描述，觀察歷屆村委會選舉的狀況，第二，將村莊選舉擴展到村級治理這一更為廣泛的領域，觀察村級治理本身的特征，第三，觀察村莊內部的各種關系，以解釋諸如在選舉和村級治理中發現的特殊事實。以這種視角來觀察選舉，則每個村莊的選舉都是特殊的選舉，選舉成為村莊治理中的焦點性事件，這一焦點性事件構成了凸顯村莊性質的東西，同時又正是通過對焦點性的選舉事件和村級治理中的其它焦點性事件的討論所發現的村莊性質，可以成為解釋村莊選舉狀況的特殊理由。

因為關注村莊性質的討論，事實上已遠遠超出對村莊選舉本身的關注，而將關注焦點擴展到村級治理諸多方面。1999—2000年，我們先后在荊門農村觀察近20個村的村委會選舉，其后多次返村調查，認為荊門這一中部地區農村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我們稱之為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型村莊[1]。荊門市域村莊性質討論暫時放一下，我們先來討論如何深入到對村莊選舉社會基礎的考察上。

第一，關注村民與村民之間的關系，即關注村莊社會關聯的性質。所謂村莊社會關聯，我們將之定義為村莊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性質和強度，[2]因為革命運動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滲入，荊門農村出現了典型的人際關系理性化的現狀，村民已大大原子化了。

第二，關注村莊非體制精英的狀況，即那些在諸如村委會選舉和村級治理中表現得比一般村民更為活躍的非村組干部者的狀況，他們的道德感、公共意識、人員數量、群眾基礎、動員能力，以及他們之間的競爭關系。

第三，關注作為體制精英的村組干部與非體制精英之間的關系。在村莊中，往往是體制精英和非體制精英的關系決定了村莊選舉和治理的面貌，而體制精英與非體制精英的關系狀況又嚴重受制于體制精英所掌握資源的類型和非體制精英的人數、精英意識與道德感。 第四，關注體制精英的狀況以及村支書與村委會主任的關系及這種關系的村莊基礎。村莊體制精英何以愿意出任村組干部，他們擁有的村治資源是什么，這些村治資源本身在如何變化，以及村莊體制精英之間關系狀況如何等等。[3]

我們希望通過對以上方面的考察，建構一個完整的村莊社會特性，由此反過來理解村莊社會的選舉與治理。這樣可以給讀者建立一個關于某種特性村莊具體性質的類型，還可以為政策研究提供更為具體的基礎。

二、制度分析與性質研究

展開以上四個方面的關注，我們希望建構一個有助于理解荊門市域這一中部農村村莊特性的類型。就當前一般的關于村委會選舉和村級治理的討論而言，學界大都喜歡借用杜贊奇的經紀理論。[4]經紀理論的優勢是綜合從國家與農村社會關系的視角和村莊社會內部關系的視角來考察村干部的行為。贏利型經紀源自嚴酷的國家與農村社會關系狀況和村莊內部團結的解體，保護型經紀則必須借助村莊內部的團結來獲得力量和保護行為的價值。糟糕的是，當前學術界在運用經紀理論時，似乎只關注被看作經紀的村干部行為本身和他個人的行為選擇，未看到村干部行為事實上受到了村莊內部性質的根本性約束。

由于忽視了村莊內部情況的考察，學術界很多人過于關注制度層面的建設，以為通過制度建設即可以解決當前農村出現的治理方面的諸多問題。他們還以為制度建設本身應是普遍的無差別的，而不是針對具體類型村莊的有較大彈性的那種制度安排。這種忽視對村莊社會內部關系考察的理論，在實踐中很可能碰壁。

其實，可能所有人都會承認，制度建設是有社會基礎來支撐的，而當前中國農村由于傳統文化本身韌性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農村發展的非均衡性十分明顯，大一統的農村制度建設必須與小區域的農村社會狀況相結合。仍然以經紀理論為例，抽象地講，村委會選舉尤其是以“海選”為基礎的村委會選舉，必然造成保護型經紀，這里面制度層面的道理十分簡單：既然由村民來選舉自己的當家人，他們當然愿意選那些愿意為他們說話和辦事的人來當村干部，而那些人品不好，能力不行或一心向著上級的人，就會被村民選掉。但在荊門這一市域范圍，選舉并未帶來保護型經紀的盛行，雖然有村干部說，我不會隨便違反村民的意愿行事，否則他下次就不會投票給我。但他更不愿意得罪上級，因為得罪了上級的村干部，他并不能從村民那里獲得足夠抵制上級所需要的支持。

進一步說，在荊門這樣的缺乏分層和缺乏記憶型村莊，村民之間的人際關系鏈條很短，他們無力組成強有力的一致行動，從而無力為那些保護型經紀提供強有力的村莊支持力量，保護型經紀本身也很難從原子化的村民中獲得文化價值。村干部出任村干部的動機，大都有經濟收益上的考慮，特別是一些優秀的農村能人，他們當村干部的機會成本很高，村干部報酬不足以對他們產生足夠的收益預期，相反，他們偏向于上級從而獲得與上級交往的收益，可以提升他們的收益感。當上級的任務較重時，他便愿意充任國家經紀來壓榨村民。選舉制度安排可能將他這樣的農村強人選下來，而將農村中的老好人選上去。老好人為上級辦事的時候，是沒有那些強悍的村莊精英的魄力的，他不能為上級辦理好村莊政務，上級不滿意。他同樣也不能為村民辦理好村務，村民也不滿意。下次選舉，老好人就下去了。村民想，還是選一個強人好些，要有些魄力哦，否則他什么事情都處理不了，而村莊本身的秩序保持需要有一個能處理問題的人出來。這樣，下次選舉，又可能選出有魄力的強人，這個強人在缺乏村莊價值支撐和村民強力約束的背景下，很快又蛻變成一個贏利型經紀，這樣一來，選舉制度安排在荊門這類村莊造成的后果，可能不是保護型經紀的普通存在，而是贏利經紀和癱瘓村莊之間的交替循環。

三、村民之間的關系狀況

村民之間的關系狀況是決定村莊選舉和村級治理最為根本的社會基礎。對于村民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有一種說法，即農民是一袋馬鈴薯，原子化而互不關聯。正因為農民的原子化，他們只能乞盼來自上面的陽光雨露，也就是乞盼皇帝來保護和賜福于自己[5]。中國農民從古至今的“清官”情結，或許與此有關。不過，馬克思所講的農民是“一袋馬鈴薯”的比喻，是講農民缺乏形成大規模組織的手段，不能象工人那樣造成與機器大生產相連結的一致行動能力。而在中國傳統農村社會，農民事實上很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在村落社會中密切互動著的。不止是密切互動，而且有著強大的一致行動能力，典型如宗族組織強勁有力，在對內協調，對外談判中，往往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費孝通在討論傳統鄉土中國的性質時，十分生動地描寫了村落社會中人們之間相互熟識、道德輿論成為教化權力以及村落內部互助的狀況。這種意義上，村落就是一個共同體，或說是宗法共同體。梁漱溟便持此說。

其實，馬克思所說農民是一袋馬鈴薯和梁漱溟所持村落是一個宗法共同體的說法，并無本質不同。馬克思關注的是農民與國家的談判能力或說農民有無組織起來挑戰國家權威的一致行動能力，無疑，宗法共同體的農民即使內部團結有力，他們也無力組織起更大的規模來構成對國家權威的挑戰，相反，宗族之間的爭斗，大都需要國家的調解，從而事實上增加了國家權威，在宗族本身并不是一個單一的行動者及宗族與宗族向來不能聯合起來向國家構成挑戰的情況下，農民就成為與工人階級完全不同的“一袋馬鈴薯”。

當前中國農村的情況較以上宗法共同體類的傳統村落大有不同，這不奇怪：第一，自二十世紀初開始，持續近百年的革命運動，構成了對宗族和傳統文化的致命打擊，傳統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斷裂。第二，市場經濟及伴隨著市場經濟而進入鄉村的現代傳媒和西方文化（現代文化）開始深入人心，人們在被物質所征服的同時，也被文化所征服，這樣，即使宗族意識等傳統的觀念還在，當前中國鄉村大部分農村，也很難說還是一個共同體，更不用說什么宗法共同體。[6]

盡管如此，當前中國農村因為傳統瓦解的程度不同以及傳統文化本身所具有韌性的不同，不同地區村民與村民之間的關系狀況相當地不同。從我們的調查和有關研究報告來看，當前在東南地區，宗族組織和傳統信仰仍然十分發達，村民之間的關系呈強有力的傳統關聯狀態。[7]我們在江西泰和、崇仁等縣調查發現，村民之間的宗族相關性也很高。

荊門的情況與此相當地不同，當前村民之間人際關系理性化趨勢十分明顯，不止是宗族已近乎徹底地消失了，而且小群體內部的一致行動能力也開始喪失，以至于極端如有農民說出兄弟關系也不過是那么回事的話來。也就是說，在荊門農村，村莊內部村民與村民之間關系鏈條的強度和長度都很低，村民已呈原子化的狀態，以村民之間相互關系鏈條（即社會關聯）為基礎建構起來的村民之間的相互約束能力和一致行動能力大為減弱，內部越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