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來戲曲文物研究的新進展

車文明

戲曲文物的發現以及戲曲文物學的興起，無疑是二十世紀（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戲曲研究領域的一個新亮點。拙作《二十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對上一個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研究概況作了系統全面的總結[1]。近五年來，戲曲文物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集中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田野調查繼續深入但有所收縮，新的發現不斷披露。

《中國戲曲志》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編纂、全面反映中國各地各民族戲曲歷史和現狀的大型戲曲專業志書。志書明確地在《志略》中為“演出場所”與“文物古跡”立項，由此，開始了全國范圍的戲曲文物普查，將戲曲文物的考察、搜羅、統計和登錄工作推進到了一個無比廣闊的天地。據權威部門統計，僅參加省卷編纂者就達5000多人，加上搜集資料的基層文化館的干部，不會少于50000人，如此推斷，參加文物調查的人員起碼在萬人以上[2]。這在戲曲文物研究史上確實是空前絕后的舉動。隨著三十卷本《中國戲曲志》編撰工作的完成（1999年出齊），全國規模的人海式戲曲文物普查工程宣告結束。田野調查從范圍到規模都有所收縮。但是，那些穩定的戲曲文物研究機構與專家仍然在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其中也有個別參加過《中國戲曲志》編撰以及文物考察者，還有古建筑、考古等專業的加盟者。需要說明的是，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的師生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了更大規模的全國范圍的田野調查，尤其是對山西全省119個縣（市、區）中的90多個進行了拉網式的普查[3]，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隨著學科建設經驗的積累，近年來的田野調查與此前（尤其是早期）相比，不論在認識上，還是在方法與技術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規模與范圍雖然有所收縮，但調查更加細致深入。

戲曲文物的新發現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戲曲文物研究工作者積極、深入的田野調查，這在新公布的資料中占絕大多數。集中發表在《中華戲曲》、《戲曲研究》以及臺灣《民俗曲藝》等刊物上，其中象現存最早的古戲臺――山西省高平市王報村二朗廟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戲臺的披露[4]、山西省蒲縣西河村媧皇廟宋雜劇石刻的新發現等[5]，均是極有價值的發現。上個世紀80年代在山西長治市長子縣發現的十四種明清賽社禮儀抄本的整理出版自然屬于戲曲文物發現與整理的重大成果[6]。其次是考古發掘，雖然具有偶然性，但新的地下發現還是時有披露，比如山西省侯馬市二水M4金承安五年（1200）墓壁墨書諸宮調[7]、山西省聞喜縣中莊村金墓社火人物壁畫[8]、河南省洛陽市道北史家屯村金墓樂舞磚雕等[9]。需要提及的是陜西秦始皇陵園出土的秦代百戲俑[10]，雖然在嚴格意義上它還不能算作戲曲文物，但對研究戲曲形成的歷史卻是頗有價值的。眾所周知，漢代百戲俑及畫像石（磚）的出土很多，秦代百戲俑的首次發現，豐富了雜技史甚至戲曲史的研究資料。第三是相關學科公布的連帶資料，比如美術史、民俗學、古代建筑學等領域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就有部分戲曲文物資料。

第二、研究隊伍有所縮小，但更加精煉，一批年輕學者逐漸成長，形成了合理良好的學術梯隊。

伴隨著全國規模的人海式戲曲文物普查工程的結束，戲曲文物研究人員從絕對數量上講是大大減少了，但正如大浪淘沙，留下的更加精煉。戲曲文物研究隊伍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經形成[11]，現在，老一輩學者年事已高，多已退休（有的已辭世），大多已不再從事調查與研究工作了。中年一代學者多為復合型人才，他們年富力強，銳意進取，成就斐然，代表人物有北京的廖奔先生、周華斌先生、劉文峰先生，山西的馮俊杰先生等。年輕一代學者漸趨成熟，并嶄露頭角，代表人物有山西的車文明、延保全，北京的羅得胤，廣東的宋俊華等。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每年都招收戲劇戲曲學專業戲曲文物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同時，一些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的相關專業如考古、文博、古代建筑、美術史等個別研究生也將目光投向戲曲文物，這些都使本學科研究人才的培養，從教育機制上得到了保證。

第三、成果豐碩。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里，產生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廖奔先生是以戲曲文物研究為切入點開始戲曲史研究的，早在上個世紀，就出版了數部高質量的戲曲文物研究專著，成為本學科的領軍人物。進入新世紀，廖先生筆耕不輟，不斷創新，與夫人劉彥君合著出版了4卷本140萬字的《中國戲曲發展史》[12]。著作出版后，立即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多名學者撰文評說，贊譽有加。該書以其鮮明的特色和宏大的氣魄立足于戲曲史專著之林，成為中國戲曲研究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者將戲曲作為一種演出形態來考察，對與戲曲演出有關的內容如劇場、戲班、演員、表演技藝等作了考察與論述，并且將它們與戲曲文學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梢哉f，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立體式的、比較完備的中國戲曲發展史著作。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多年來對戲曲文物的考察與研究，全書采用了大量田野調查資料，僅插圖就多達305幅，在為讀者提供詳盡的文字描述的同時，又給讀者提供了具體生動的形象資料。戲曲文物研究不是專門為文物而研究文物的，它要通過對文物的研究來考察論證有關戲曲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面貌，并總結出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吨袊鴳蚯l展史》正是戲曲文物學學科宗旨成功實現的一個范例。此外，2003年底，廖先生還出版了論文集《戲曲文物研究發覆》[13]，是對作者過去20年所著力從事的戲曲文物研究工作的一個回顧性總結。將這些很有學術價值的個案研究與綜合性研究文章結集出版，也是一件嘉惠學林的好事。

周華斌先生是著名的戲劇學專家，也是成果豐厚的戲曲文物研究專家，與廖奔先生一樣，也是上個世紀戲曲文物研究的領軍人物。2002年，周先生又主編出版了一套大型的《戲劇戲曲學書系》[14]，其中的《中國戲劇史論考》、《中國戲劇史新論》匯集了作者近20年來對中國戲劇史探索的成果，既有宏觀的把握，也有微觀的探尋，其中多數論文從戲曲文物入手。由周先生與朱聯群先生合編的《中國劇場史論》與《中國劇場史資料總目》是書系的另兩部力作。前者收錄了國內44篇具有代表性的劇場史論文，分為“總論”、“原始祭壇與宗教壇場”、“古代舞臺與傳統劇場”、“近代戲院與現代劇場”四篇，時間上從上個世紀30年代一直到2000年。后者收錄了1913年――2002年6月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劇場史之文獻，內容基本上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文字索引，二為圖片索引。資料來源于專書、期刊報紙、論文集、資料匯編、志書、百科全書、專業辭典等出版物，以正式出版物為主。收錄范圍以大陸為主，兼及港臺。以上兩部著作，都是戲曲文物學資料建設的新收獲。

劉文峰、江達飛的《中國戲曲文化圖典》是一部圖文并茂，具有較高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的著作，同時也是國家藝術科學規劃項目成果[15]。編著者從搜集到的數萬張圖片中精選出2300多幅，加之20多萬字的介紹、論述，以戲曲發展史為綱，以戲曲藝術的各個門類為目，呈現給讀者一部戲曲文化形象史。本書的成功得益于《中國戲曲志》的編纂，劉文峰先生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國戲曲志》的編纂工作，從普通編輯到編輯部主任，歷時17年，同時積極從事戲曲文物的考察工作，積累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使本書的編撰成為可能。

馮俊杰先生主編的《山西戲曲碑刻輯考》是山西戲曲史料的新發現[16]，本書精選了一百通宋、金、元、明、清戲曲碑刻，以時代為序，先錄碑文，接附考述?？际鲋袑R宇沿革、主神來歷、戲臺建筑、碑文作者等均有詳略不等的考論。同時，考述中還不時提出種種闡釋，多有發明，更有創獲。這100通碑文絕大多數屬于首次公布，為中國戲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神廟劇場資料及其它戲曲史料。該書也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成果。作者的另一部著作《戲劇與考古》[17]，對神廟劇場、戲曲碑刻、祭祀與神誕獻戲、賭博罰戲等民俗進行了論述，還把中國古代神靈分為政統神系、民俗神系、佛教神系和道教神系四大統系，對這四大統系的神廟及其戲臺建筑進行分別研究，總結我國神廟劇場的演進歷程。

車文明《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是教育部“九五”規劃、第二批人文社會科學博士點基金項目成果，共55萬字，143幅圖片，將地下考古資料、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資料相結合，對二十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研究作了細致的梳理，著錄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該書首次從正面的、以整體學科為對象來審視戲曲文物，同時從劇場史、演出史、觀念史三個方面抉發了它的價值內涵，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推動了戲曲文物學的發展與深入。書后35萬字的戲曲文物資料著錄使之具有了學科數據庫的性質。本書是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獲2002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羅得胤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戲臺建筑研究》是近年來戲曲文物研究的重大成果[18]，它首次從建筑學的角度對古代戲臺進行了系統研究，探討了戲臺建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填補了該領域之空白。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講，它的意義更是非同一般。我們知道，戲曲文物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雖然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就有一些考古學家（如徐蘋芳先生、楊富斗先生）、古建筑學家（如柴澤俊先生）涉足該領域，并給取得了一些經典性的研究成果，但在非戲曲研究專業人員中，仍然沒有出現一本戲曲文物研究專著。作為一名建筑技術專業的博士，寫出一部中國古代戲臺建筑研究方面的專著，對戲曲文物學學科建設的啟迪與示范，大大超過了著作本身所含學術價值的作用。全文25萬字，199幅插圖，足以成專著之規模，我們企盼著它的早日出版。另外，作者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表了數篇有關古代戲臺的研究論文，顯示出對這一課題鉆研的連續性，希望他能夠繼續堅持下去，成為戲曲文物研究領域的中堅。

中山大學中文系宋俊華博士的《中國古代戲劇服飾研究》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戲曲文物的，但確是“二重證據法”的成功之作[19]。大量戲曲文物資料的征引，成為本書一大特點。該書是在作者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作者的博士論文獲2004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浙江省紹興市藝術研究所的謝涌濤先生參加了《中國戲曲志·浙江卷》的編纂以及相關的田野調查工作，任務結束后，謝先生的調查研究沒有停止，雖年過花甲，但壯心不已，仍然獨自一人進行古代戲臺的考察研究，終于在2000年出版了專著《紹興古戲臺》[20]。全書16.5萬字、130幅插圖，全部銅版紙印刷，非常精美。作者對“戲曲之鄉”紹興地區的古戲臺（當地因其“永久”存在而稱之為“萬年臺”）進行了比較詳盡的介紹，并力圖從文化層面發掘其價值內涵。

陳琪、張小平、章望南合著的《花雨彌天妙歌舞――徽州古戲臺》是《中國文化遺珍·徽州卷》系列叢書之一種[21]，全書13.9萬字，170幅插圖，不僅全面介紹了徽州現存古戲臺（以祠堂戲臺為主），而且敘述了當地戲曲發展之歷史以及演出習俗等內容。以上兩部著作都是戲曲文物區域性專題研究的新收獲。

張林雨先生的《山西戲劇圖史》也屬于《中國戲曲志·山西卷》編纂工作的后續成果[22]，全書篇幅宏大，計2500萬字，3000多幅圖片，對山西戲劇的歷史及其相關文物作了描述，尤其是有關舞臺美術、演出習俗、班社藝人等內容，頗有史料價值，不足的是內容龐雜，略顯粗疏。

杜廣沛先生從自己收藏的幾千張戲單中精選出134幅，出版了《舊京老戲單》[23]，時間從1909年到1949年，忠實地記錄了這一戲曲鼎盛時期的盛況。我們可以從每張戲單中的戲班、演員、劇目窺知當年劇場之變遷、演出之習俗、劇目之安排，是一部近代北京戲曲的演出史，這是戲曲史研究領域的珍貴資料，當然更是戲曲文物研究的新資料。

此外，不少單篇論文也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平。

第四、研究范式的確立與鞏固

范式是由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的一個解釋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概念[24]，它包括科學家們所具有的共同理念，所共同關注的問題，他們所共同遵守的操作規程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在科學實踐中產生的某種公認的范例等。范式既不能從資料中推導出來，也不能從規律中推導出來，他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研究的前提，是科學家共同體的集體信念?？茖W家之所以共同接受這樣的信念，不是推導、論證出來的，而是由于同樣的教育和訓練。范式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學科成熟的標志：只有當一門學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該學科才從前科學時期進入科學時期。

依照庫恩的劃分，范式的形成及其革命有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范式前時期，在理論層面上表現為無共同范式，研究對象不確定，研究范圍不明確；沒有共同認識到的觀察結果或標準的研究方法；搜集到的數據沒有系統性。在社會學層面上表現為同時存在很多相互競爭的流派或制度規范；學科成員之間缺乏溝通；書本是最重要的溝通媒介。其次就是范式的確立階段，在理論層面上表現為出現了可效仿的研究成果；在有關學術問題、解決辦法以及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致；就基本的形而上學問題取得了一致。在社會學層面上表現為開始專業化；產生了專門的期刊、協會和科學團體；安排了專家會議；期刊的文章成了最重要的溝通媒介。下一步就是標準科學時期，在理論層面上表現為研究作為范式的明確表達，有清除和解決疑惑的作用，研究者遵從相同的規則和標準。由于有了共同遵守的準則，研究的進展十分迅速。在社會學層面上表現為大學里有了這些學科和教材；該學科取得了對新成員社會化的控制權。以后就是有了異?，F象，出現了新的不符合范式的現象，范式出現危機，導致科學革命，舊的范式被拋棄，新的范式出現。

雖然庫恩的“范式”理論從一開始就有人反對，但40多年來，在世界上還是頗有影響，在我國學術界也被經常引用，所以本文試圖從范式的視角總結一下戲曲文物學的發展歷程，而并不拘泥于近五年之期限。

雖然學術界對戲曲文物的關注始于20世紀30年代，但直至70年代，戲曲文物研究仍然是零星的、分散的，既無專門研究人員，也無專業刊物以及專著出現，對一些學科基本問題如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還未探討，這類似于范式前時期。

戲曲文物研究的大規模興起以及研究范式的逐步形成始于80年代。1983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專列“戲曲文物”項目，表明了戲曲研究界對戲曲文物研究的高度重視。1984年，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成立，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家以戲曲文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所。1986年，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創辦了學術輯刊《中華戲曲》，第5輯開始與中國戲曲學會合辦，目前已出版30輯。該刊以公布并研究新發現的戲曲文物、戲曲文獻為主，同時兼顧理論探索與當代戲曲問題的討論，是海內外戲劇戲曲學核心輯刊之一，發行到歐美及東南亞、澳洲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廣泛而良好的影響。同年，劉念茲先生的《戲曲文物叢考》出版，雖然主要是調查報告與研究文章的匯集，但畢竟是戲曲文物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其意義不可低估。而且，更具學科建設價值的是作者首先宣告了“戲曲文物學的問世”，同時對該學科的性質和任務及其定義作了比較準確的概括與界定：

專門研究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實物史料，考察論證有關戲曲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面貌，借以觀察戲曲藝術形態的發生、衍變的歷史過程，由點入面，一事一物，予以詳盡的闡明，提出新問題，填補戲曲史上疑難不解的史實空白，這就是一種新學科戲曲文物學的興起和當前的任務。戲曲文物學，是戲曲藝術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是運用考古手段研究戲曲歷史現象的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25]

此外，諸如戲曲文物研究范圍的重點應該從戲曲形成的宋代開始，宋以前者應從略等主張在學科建設、規范上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與深遠的歷史意義。拙作《二十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前言》對戲曲文物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學科性質以及學術工具、研究方法等又作了進一步闡發，顯示出“戲曲文物學導論的構設”框架[26]。

五年前，筆者對戲曲文物研究方法曾作過如下總結：

由單種對象的介紹考證到眾多遺物的綜合研究、由個別地方的考察拓展到區域性的研究，從而分析某一地域在特定時期的戲曲發展狀況，或進而推向更大區域與更長時期戲曲歷史的研究是戲曲文物研究常用的方法。以戲曲形態為標準，將某一時期的某類文物作綜合比較，從而歸納出某種戲曲樣式的特征，是戲曲文物研究的又一常見方法。把對象放到文化整體中，在大的文化背景下來觀照、審視的歷史文化研究方法是戲曲文物研究者正在積極嘗試并努力追求的方向。[27]

近年來，對戲曲文物的歷史文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比如，從1997年臺灣《民俗曲藝》第107-108期《山西賽社專輯》開始，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的師生開始以一種新的撰寫方式發表有關神廟劇場的調查報告，主要內容有廟貌描述及廟史沿革、所祀神靈考、賽社演劇考、重要碑文附錄等，基本上囊括了整座祠廟的所有歷史文化內涵。近年來，他們在《中華戲曲》、《民俗曲藝》、《戲曲研究》等刊物上共發表了51篇這類調查報告。再如，以前在傳拓、整理碑刻時，只注重碑陽（特別是涉及到戲臺、賽社等部分）內容，而對那些主要記錄捐施名單等內容的碑陰則不大重視（個別涉及到“舞亭”、“舞樓”者除外）。其實，碑陰中恰恰包含著許多當地社會組織、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信息，是研究民間社會史的寶貴資料，具有學者可資利用的學術價值。在近年的碑刻輯錄中，研究者開始重視碑陰內容的收錄[28]。在多數專著中，研究者都特別注意從傳統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社會制度等歷史文化角度審視、分析戲曲文物以及賽社演劇的價值與意義。將地下考古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文獻資料相結合，注意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去考證、闡釋研究對象，已經成為戲曲文物學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

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在從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向具有獨立的方法論、學術工具、理論方向及研究課題的系統化學科的轉變，是一個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期間，要經歷許多變化，比如知識系統的變化，也就是要取得“知識性認同”。戲曲文物學是一門交叉學科，研究者除了具有戲劇戲曲學的基本學術素養外，還必須掌握文物考古學、古建筑學、金石學、民俗學等基本知識與基礎理論（文物工作者要掌握戲曲知識與理論），成為復合型人才。經過幾代人多年的不懈努力，終于“逐漸形成了一支這樣的研究隊伍，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29]，這從近幾年的相關研究成果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

總之，戲曲文物學已經進入了類似庫恩所說的標準科學時期，研究進展迅速，研究成果豐碩。當然，研究者還需要不斷地完善范式本身，擴展范式的應用范圍，尤其要準備應對范式出現危機時“科學革命”的挑戰。

[1] 車文明《二十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第1－12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

[2] 劉文峰《〈中國戲曲志〉的資料價值、學術成就和對學科建設的影響》，《中華戲曲》第28輯，第372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5月。

[3] 119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年7月。

[4] 參見馮俊杰《中國現存時代最早的神廟戲臺》，《戲曲研究》第58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4月；延保全《山西高平市發現一座有紀年之金代舞庭》，臺灣《民俗曲藝》第140期，2003年6月。

[5] 延保全《山西蒲縣宋雜劇石刻的新發現與河東地區宋雜劇的流行》，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編《文學前沿》第2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

[6] 楊孟衡校注《上黨古賽寫卷十四種箋?！?，臺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20000年。

[7] 楊及耘、高青山《侯馬二水M4發現墨筆題書的墓志和三篇諸宮調詞曲》、延保全《侯馬二水M4三支金代墨書殘曲釋疑》，《中華戲曲》第29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6月。

[8] 《大運路考古成果》之田建文、李永民《中莊金墓：磚雕也流俗》，《文物天地》2002年第11期。

[9]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道北金代磚雕墓》，《文物》2002年第9期。

[10] 袁仲一《關于秦陵百戲俑幾個問題的探討》，《文博》2000年第4期；段清波《武俑之后是文俑——秦始皇陵園文官俑百戲俑發掘記》，《文物天地》2001年第6期、2002年第1期；張衛星《秦始皇陵百戲俑的彩繪紋飾》，《文物》2002年第3期

[11] 參見拙著《二十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