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匯管理制度經歷了多次演變，每次演變都對中國貿易和投資產生了不同影響。國際和國內環境變化，外匯交易費用、博弈參與者進行的博弈、意識形態是影響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的因素。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過程中存在路徑依賴，如國家對匯率的干預、中國外匯管理法規“位卑權重”。另外，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方式具有強制性、漸進性的特點。針對這些問題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制度是必需的，未來將呈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意愿結售制等趨勢。

關鍵詞：外匯管理制度；路徑依賴；制度演變

外匯管理是指一國政府授權的國家貨幣金融管理當局或其他國家機關對外匯的收支、結算、買賣和使用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外匯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集中使用該國的外匯，防止外匯投機，限制資本的流入流出，穩定貨幣匯率，改善和平衡國際收支。中國外匯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人民幣匯率行成機制、外匯儲備管理制度、外匯交易管理制度、外匯風險管理制度。

一、中國外匯管理制度的發展演變

外匯管理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進行適當的演變、改進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經歷了匯率雙軌期、匯率并軌期、匯率市場改革期三個階段。

1.匯率雙軌期（1978—1993），為適應改革開放的要求以及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國采取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并存的匯率形成機制、實行外匯留成辦法、1980年10月建立外匯調劑市場，引進更多競爭機制、增加外匯儲備、存在較少的外匯風險，缺乏外匯監管制度。

2.匯率并軌期（1994—2004），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立以銀行結售匯制度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形成統一、規范、有效的外匯市場、取消對外國貨幣在中國境內的計價、結算和流通，提高居民用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1996年12月1日起，實現人民幣經常賬戶可兌換，加入WTO后，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的貿易日益增多，外匯管理局為適應形勢需要，作出相應政策規定。

3.匯率市場改革期（2005至今），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外匯管理制度進行新一輪改革：

（1）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和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匯改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

調整匯率水平，2005年7月21日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一次性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

調整匯率基準價格和掛牌匯價體系。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允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幅為上下浮動0.3％；將人民幣與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浮動區間擴大到3％；擴大銀行自行定價的權限，現匯和現鈔買賣價在基準匯率上下1％～4％以內由銀行自行決定，而且可以一日多價。

（2）調整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制度。截至2008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為18088.28億美元，由于過多地用美元衡量外匯儲備，加之美元兌人民幣正在貶值，這一階段已擺脫之前經濟學家所謂的“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外匯儲備政策，中國開始運用合理的手段，充分利用超額外匯儲備使外匯儲備要保持適度規模。

（3）不斷完善外匯交易制度。增加交易主體，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金融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即期銀行間外匯市場，將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擴大到所有銀行；引進美元做市商制度，在銀行間市場引進詢價交易機制；引進人民幣對外幣掉期業務；增加銀行間市場交易品種，開辦遠期和掉期外匯交易；實行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增加銀行體系的總限額；調整銀行匯價管理辦法，擴大銀行間市場非美元貨幣波幅，取消銀行對客戶非美元貨幣掛牌匯率浮動區間限制，擴大美元現匯與現鈔買賣差價，允許一日多價等。

二、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績效

1.匯率雙軌期。改革開放使中國加強與世界各國經濟往來，進行國際貿易，引進外商投資，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占主要部分。但是國家對外匯規定仍比較嚴格，匯率形成機制由政府和市場雙方決定，以官方匯率為主。但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改變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單一固定匯率制，擴大了市場匯率的調節作用，表現在貿易和利用外資上，增長速度較快，波動幅度較大。

2.匯率并軌期。1994年中國對外匯管理制度進行了新改革，對匯率形成機制、個人和企業用匯政策、外匯市場等都有更加靈活規定，使貿易和投資加速增長。從以下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外匯體制變化使貿易和投資較上一階段有較快增長。1994年貿易額達到2366.2億美元，貿易額增長率達到20.9％；投資額為339.46億美元，突破300億美元，增長率為22.24％。1996年6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宣布中國實現人民幣經常賬戶可自由兌換，實現投資者換匯的便利性，減少交易費用，以此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包括間接投資，1996年外商投資額為421.36億美元，由于時滯的存在，其增長率為11.45％。加入WTO后，國家外匯管理局出臺一些相應政策促進中國貿易和投資發展。2004年貿易額為11574.4億美元，增長率為35.7％。

3.匯率市場改革期。在總結以往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經驗及符合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的前提下，中國在2005年又一次對外匯管理制度進行了改革。這次改革使匯率靈活性加強，外匯市場更加完善。雖然2006年外商投資增長率僅為15.23％，但從整體規模上看，貿易和投資都在增長，2006年貿易額和投資額分別為17606.9和735.23億美元。

三、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背景及影響因素

1.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背景

（1）國際環境變化。20世紀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國際上整個匯率體系都隨之作出調整，由固定匯率制開始向浮動匯率制轉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各國先后調整原有政策以應對危機。2002年末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大和外匯儲備激增，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2005年前后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又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逼迫人民幣升值。

（2）國內環境變化。中國逐步放寬外匯管理，不斷加強外匯市場建設，推廣外匯市場工具，各項金融改革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宏觀調控成效顯著，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勢頭，僅由國家制定固定的匯率已不適合經濟發展需求，1994年開始，中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更加明顯，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已不能體現市場的主動性，改變中國外匯管理制度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2.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具體影響因素

正如諾斯所言：“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只有當這一條件得到滿足時，我們才可望發現在一個社會內改變現有制度和產權結構的企圖。”[1]外匯管理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在于變遷主體對制度創新利益的追求。

（1）外匯交易費用。匯率雙軌期，官方匯率干擾市場匯率有效發揮，帶來經濟活動扭曲和配置失當，產生管理費用。銀行結售匯制阻礙外匯流動性和可得性，影響個人和企業用匯，并且容易引發外匯黑市猖獗。 （2）博弈參與者進行博弈。在匯率雙軌期和并軌期，中國新外匯管理制度的產生是參與者重復博弈的結果。外匯管理制度的博弈參與者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及其分局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先制定新外匯管理制度，一段時間實踐，根據博弈學習理論，進出口企業個人等其他博弈參與者認為新制度會給自己帶來一定收益，他們選擇合作博弈。到匯率市場化階段，進出口企業、個人不再滿足被動地接受博弈的結果，政府也相應的考慮到他們的需求，他們開始參與到博弈中去。

（3）意識形態變化。知識發展方式會影響人們的世界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使中國意識到匯率制度需要由固定匯率制改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傳統意識認外匯儲備存在“衣柜效應”，安全系數越高，但現階段過多的外匯儲備導致外匯占款過多，易壓迫人民幣升值，引發通貨膨脹、中國意識到對外匯市場的管理應由原來只由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外匯業務，改為現在多種非金融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都可進行外匯業務、意識到隨著市場的開放，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必然會帶來相應的外匯風險，相應的抵制風險制度也應出現，目前中國有多種規避外匯風險的手段，如貨幣遠期合同、貨幣期權期貨合同等。

四、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的方式、路徑及其特點

1.國家對匯率的干預。雖然改革后的制度在對匯率的管理上有所放松，匯率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上下浮動，但政府仍可根據實際需要進行管理，政府仍發揮著主導作用。

2.中國外匯管理法規“位卑權重”[2]。中國外匯管理法規從一開始就以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包括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國家立法機關通過法律的形式出現。導致中國在外匯管理這一領域只由一部行政法規《外匯管理條例》調整，一切外匯管理活動都以其為準則。

五、中國外匯管理制度演變的趨勢

1.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匯率制度采用浮動匯率制。根據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各國只能選擇其中對自己有利的兩個目標。綜合中國的現實情況，中國資本市場終究會完全開放也會長期擁有獨立自主貨幣政策選擇相應的浮動匯率制度可行。

2.合理利用外匯儲備。到國外投資、用儲備換技術、關注環境變化，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減持美元儲備，增持歐元、馬克等貨幣資產[3]；轉變引進外資理念，注重成本效益分析[3]。

3.逐步確立由強制結匯制向意愿結匯制的轉變。意愿結售匯下，易于增強企業和個人自主創匯的積極性。

4.積極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堅持依法行政，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外匯市場秩序以及完善外匯風險的監測與化解機制。

5.建立外匯管理制度法律體系。參考別國相關法律的優點，寫出自己的法律，與世界接軌，促進中國外匯制度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盧現祥，朱巧玲.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460.

[2]曾文革，余盈穎.中國外匯管理制度的若干改革趨勢[J].Economic & TradeUpdate，VoL5，2007.

[3]劉立楓.高額外匯儲備的成因、影響及對策[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