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初步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截止到2003年，全國共有各類高校2110所，每年畢業的高校學生有幾百萬，但是，由于我國是一個勞動力供應大國，從就業形勢上分析，許多普通高校尤其是地方管轄高校的學生在就業方面困難較大，這必然會阻礙我國高等教育事業良性發展。所以，為了能使學生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許多學校迎合市場導向，紛紛開設了各種熱門專業，或者著力培養復合型、寬口徑人才。可以說，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還存在一些實際因素影響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本文擬就此作一分析，以求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高校實踐教學難的制約因素淺析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還處于粗放型階段。教育帶有普及性，重在傳授知識，而指導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比較欠缺。同時從歷史的因素來看，高校長期以來一直從屬于政府管轄，自立意識不強，也使眾多高校缺乏各自特色，辦學模式雷同。就大多數情況來看，影響實踐教學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1.1 高校辦學定位方面存在問題 國際上，高等學校的劃分通常比較精確，如美國的高校可分為研究型大學、博士授予大學、綜合性大學、普通四年制學院、社區學院及專科學校，它們均有各自定位，彼此之間競爭并不激烈，而我國過去對學校的設置則由中央和地方各級部門依各自管轄權限而設，學校缺乏獨立自主性，同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相當多的學校不能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在教學目標上，也不能進行準確的定位。由此形成一個“怪圈”：常常是學校里學習不好的學生畢業后能創出一番事業，幾年后便可達到“經理級”，而那些 在校學習較好的學生畢業后卻往往只能做個好職員而已。許多調查還顯示，學歷（位）與職位的關系并不成比例。對于這一問題在一些高校進行調研，基本上也能印證筆者觀點。前幾年中國婦女報上還曾報道一位班主任連續數年對歷屆畢業學生進行調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這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的怪現象說明什么呢？筆者認為，病因在教育圈內，而根源卻在政府部門對高校的考核上。目前，政府各級對高校辦學質量考核普遍存在“高水平、高質量”的偏見，僅重視學位點、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發表論文數等純學術因素，而忽視了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應用因素；此外，對不同類型的高校考核其水平和質量的標準差別并不大，還導致許多高校高不成低不就，難以適應社會多樣化需求。而就教師來說，在各高校為了爭升格、設點，將不切實際的科研任務強行分攤到教師身上并以此作為其優勝劣汰的考核標準的前提下，即使有關部門三令五申強調教學是學校的中心工作，但“教學科研兩張皮、科研本位”的思想仍然難有改觀。

1.2 學校各方面的條件、經費有限 美國學者沃克溫（J.F.Volkwein）1989年對86所大學的研究表明，與高校質量、水平和成功程度聯系最緊密的是政府提供經費的多少和學校規模的大小。[1]無疑，經費對學校各方面的工作是重要的。如果說企業的行為基礎是賺錢，那么高校的行為基礎則是通過對錢的使用來滿足社會各界的教育需求從而維持學校的聲譽。在這里，教育經費僅僅是學校達到目標的手段。盡管許多人認可大學對社會經濟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認為在后工業時代，大學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要推動力量將取代工業公司的地位)，但日益增長的辦學費用和搖擺不定的資金來源已使世界范圍內的高等教育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從我國高校的實際來看，那些經費來源主要由地方財政撥款的高校往往情況更為嚴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經費不足必然導致教學科研得不到有效投入。當然，在財政收入不見漲[2]的同時，影響高校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員膨脹難以遏制，由此也衍生了一系列問題，如學科體系全、單科弱，一般人才多、特殊人才少，管理粗放、工資財政等等。總之，基于財政問題使學校許多應該及時解決的關鍵性問題得不到處理，造成學校發展的“資金性瓶頸”。

二、掃除實踐教學障礙的幾點思考

2.1 如何適應市場需求，準確定位 應該說，我國目前已對高校實行分層管理并也制訂了一定的政策[3]，但由于歷史原因，全國1500多所本專科院校（無碩士點）還普遍存在小而全、專而不精等情況，同時國內有關教育發展理論尚不成熟，對許多問題的探討還未取得廣泛共識，致使高校千人一面，培養模式雷同，以知識傳授和采用灌輸式教育為主，特色鮮明的高校并不多見。以研究生和專科教育為例，據國務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1999年的調查研究顯示，研究生在工作態度、專業知識、動手能力、創造能力、合作精神和知識面等問卷項目中，創造能力的得分最低；而專科生的動手能力和合作精神也比本科生和研究生為低。這不能不說是研究生教育的欠缺和專科教育的失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值得我們反醒，是不是現行的精英教育過于追求知識體系而扼殺了創造精神，致使專科教育變成本科教育的翻版，而本科教育則成了“考研預備班”。在此情況下，一方面是學校對目標學位授予點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是社會用人單位、學生、家長對大學教育的深切抱怨，高等教育已到了自身反醒的時刻。筆者認為，鑒于我國高等教育業已步入國家和民眾共同投資階段，民眾有權追求通過投資高等教育獲得應有回報，這體現在能通過大學教育獲得應有技能，不僅能夠適應特定職位要求，還能滿足創業的需要。當前高校應當根據四類人才標準：學術型（科研理論）、工程型（設計、規劃、決策）、技術型（工藝、執行、控制）、技能型（技藝、操作）來切實安排、設置教學計劃，突出實用理論，注重實踐教學，來促進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培養。具體要做到以下幾點：①要加強實驗、實習、社會實踐、畢業設計（論文）等實踐教學環節，保障各環節的時間和效果，把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不斷改革實踐教學內容，改進實踐教學方法，要通過政策引導，吸引高水平教師從事實踐環節教學工作。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教育，探索開辟網上合作教育的新形式，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不斷拓展校際、校企、校所之間的合作。要多方籌集資金，加強各類實踐教學基地和實驗室建設。②要改變課堂講授學時過多實踐學時過少的狀況，構建模塊式課程結構和彈性學制，不斷擴大學生對專業、課程等教學資源的自主選擇權，把素質教育融入人才培養的全過程。③推進討論式教學、研究式學習、項目團隊等新教學組織形式，積極引導大學生開展多種學術觀點和思想的交鋒（如各種論壇以及與媒體合辦節目），追蹤本學科最新領域進展，提高學習自主和獨立研究能力。要讓大學生通過自主選題或參與教師科研等多種形式，進行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在這里，華中農業大學開設的大學生科技創新基金(SRF)就已形成一套較為成熟的運作模式 [4]。此外，有條件的高校還應積極推行雙導師制(科研、實踐，學校、企業)，為學生全面發展提供組織保障和制度安排。 2.2 教學和科研的矛盾如何解決

2.2.1 對教學和科研的認識 在歐洲的大學史上，傳統的大學是沒有科研之說的，而首次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思想的，是19世紀初德國的教育大師洪堡。現在看來，這對于大學乃至整個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于大學，需要通過培養人才直接服務于當前經濟，因而教學相當關鍵；需要繁榮學術以服務于未來的發展，則科研也相當關鍵。郭石明認為，如果大學只具有傳播的職能，則將永遠處于社會邊緣，而只有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才能使大學成為名符其實的學術組織（郭石明，2004）。馬陸亭認為，高校的科學研究功能雖然產生較晚，但其地位在不斷提高并在不斷地對教學功能發起沖擊（馬陸亭，2004）。而實際上在更早的時候，就有許多教育專家對此感到深深的疑慮，認為研究會干擾教學，高等學校將因此而遠離于社會。如美國卡內基促進教學基金會前任主席歐內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在《學術水平反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簡而言之，現在許多學校面臨的是一種目標危機。它們不是自我確定目標，而是追求外在的名望???在這一過程中，自己的辦學目標模糊了，研究水準遭到損害，教和學的質量令人不安地下降了???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不僅使社會失去了大量的智力服務，也削弱了高等教育的活力。”的確如此。從實際情況看，在現有的考核模式下，教師的主要精力被迫集中于科研，教學只是“走走過場”，而科研才是真飯碗。于是乎，教師的理論水平提高了，但更確切的說，是編寫能力提高了或運作能力提高了，其實踐水平則無從談起。這也許就是許多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應用價值，也不具有原創性的原因了。相反，越是純理論、套套話、總結陳詞就越容易得到編輯認可并順利發表。順理成章的是，理論的原創性被拋棄，應用價值無人關注，學術儼然就成了學者之術（技能）。的確，有些學者他可以只管生產不管銷售，但是應用學科的學者你不能。你必須保證你的研究具有原創性（如果可能），具有應用價值，不是為評職稱而寫文章，不是為謀經費而搞課題，更不是為原創而原創（需建立在把握前沿和理解實踐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國是一個科研大國，但不是一個科研強國。的確，與毗鄰的日本相比，國人的創造精神尤弱，這似乎與兩國的社會文化傳統有關（日本“全民皆創”）[5]，同時，體現在學術上，也是一種價值取向。因此，為了提高學者的創新精神，防止學術政治和學而不創，當前亟需改革現有學術評價機制。如同北大教授武際可認為的，這也許是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但或許提高到更高位置，這還關系到未來中國的科技安全（不僅僅是學校內部的事）。當務之急，筆者認為，鑒于教學和科研矛盾的客觀存在性（在時間上），而學校對二者政策畸輕畸重，科研考核重量不重質且以發表刊物級別衡量成果價值具有很大缺陷，在教學考核上，由于“人情分”的泛濫也使其喪失激勵功能，因此應當教學和科研聯結起來進行改革。

2.2.3 考核結果如何利用 筆者認為，由于國情和發展水平差異，我國高校（至少是大部分高校）暫不能采取西方高校所普遍實行的教師考核聘任制度，而應采取“誘致性制度變遷”。[10]以減人為目的、重使用輕培養且過于頻繁的考核和過度量化只會使正常的考核機制扭曲，從而導致教師對教學投入的減少并不利于真正學術水平的積累。這種考核機制更無法實現學術自由。在學術表面繁榮的背后，真正的科技創新能力正在衰落，但愿這只是危言聳聽。[11]為此，有兩套方案（前提是在編制緊張情況下嚴把高校“進人關”）：一是對在崗教職員加以合理分類，適合搞教學者搞教學，適合搞科研者搞科研，對兩類人群制定不同的考核要求，考核結果與各自崗位聘任掛鉤。搞教學者主要注重應用課題研究，將教學、科研、實踐很好結合一起，考核期可以短些。搞科研者分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應根據各人情況和研究項目采取不同考核周期加以考核，爭取出大成果和精品，學校和個人都應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氣。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把論文和著作作為獎勵的唯一標準。二是現行崗位設置和考核標準不做太大調整，將教學考核結果與教師崗位聘任掛鉤，科研考核結果與職稱評審掛鉤，評聘分開。職稱與績效津貼脫鉤，但仍然可以與教學工作量系數（同時還應由教學評估結果決定）掛鉤。績效津貼（由學校根據各單位工作量和創收情況從學費中按一定比例劃撥）分配由教學和科研工作量總積分(如華中農大等高校)共同決定，管理人員參照教師的一定比例分配。總得來說，這兩套方案的目的是給教師“松綁”，而“松綁”是為了使人盡其才，使不同類型的教師都能取得更好的教學和科研效果。這不僅有助于解決教學和科研矛盾，而且有助于教師把目光投向實踐領域。如果教學和科研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不光教育質量無法最終提高，理論與實踐的結也永遠無法解開，而大學教育中實踐教學形式化，理論脫離實際是必然之局，相信這與國家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也是背道而馳的。

2.3 實踐教學體系的重構與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培養 湖南大學孫宗禹認為，當前應重構實踐教學體系，因為實踐是創新的基礎，所以應該徹底改變傳統教育模式下實踐教學處于從屬地位的狀況。他認為，擺在高校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加緊構建能盡可能為更多學生提供一個更具綜合性、設計性和創造性的實踐環境，以便使每個大學生在4年學習中都能接受多個實踐環節的培養，這不僅能使學生掌握扎實的基本知識與技能，而且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大有好處。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教高司函〔2004〕259號）指出，高等學校應著眼于國家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堅持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注重能力培養，著力提高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要堅持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深化教學改革，構建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培養體系。為達到此一目標，筆者建議，對一般性本科教育不妨構筑實踐教育和研究型教育兩大體系。在教學模式上，西安交大實施的“2＋4＋X”研究型人才培養模式可供借鑒，但應稍作調整，即通識教育兩年后，引入一次分流，一部分進入實踐教育培養，一部分進入研究教育培養。進入研究教育培養的學生兩年后再進行一次分流，一部分如期畢業，另一部分進入碩士階段學習。這樣的話便可按學生能力和興趣準確定位，因材施教，確保人才培養質量，使大學兼具應用型人才和學術型人才的培養功能。在培養學生具有良好道德素質、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方面，應從學生心智發展實際出發，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措施和培養計劃。首先，要改變過去一味對學生“灌”、“壓”、“束”的做法，樹立人人平等、生師平等、生管平等意識。在道德素質的培養上，建立全校師生道德積分，歸口宣傳部門管理，充分借助網絡信息媒體和其他先進技術手段，宣傳師生良好道德素質和精神風貌。應抓緊修訂有關導師制的具體辦法，對學生的科研和實踐活動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應允許學生在不影響自身學業的情況下自主創業，加快建立新體制下學生能力成長的保障機制，深化改革而不放任自流。其次，要加強外語、案例教學、多媒體技術、信息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要促進教師積極探索對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如著名的巴黎高等商學院有一門"企業組織和管理"的必修課，老師要求每個學生選取一家企業就其組織管理狀況寫一份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是這樣完成的:在學期初，學生首先選定一家自己熟悉的企業(自己實習過的企業、父母朋友所在單位等)，以后每上完一節課，學生必須把這節課所講的理論用來分析自己所選的這家企業。課程結束后，學生的報告也已完成了70%。這時，老師要求學生把這些分析連貫成一個有機整體，然后綜合分析這個企業在組織結構上所存在的問題，并就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展開討論。該學院的這種教學方式，通過循序漸進地指導學生把課堂理論用來分析解決實際問題，能夠啟發學生對實際問題的思考，有利于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和創造精神，非常值得借鑒，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最后，應完善實踐教學管理方法，創新實踐教學機制，加強對實踐教學的投入。要對教師的教學實踐和科研實踐（管理咨詢服務、技術推廣、產品開發、新型技術研究等）進一步提出要求。對學生的考核除少數課程仍沿用理論考核外，多數均應改用操作、演示、答辯、綜合性研究、項目策劃設計來考核，必要時實行實際任務考核或與產學研合作單位聯合考核。

注 釋： [1]J.F.Volkwein:Changes in Quality Among Public Universities.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Vol.60，No.2，1989. [2]筆者認為，財政投入不見漲的原因在于近年來農村稅費改革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困難，以及國家對日益活躍的民資采取“放水養魚”的政策，短期將產生一定影響。 [3]如馬陸亭1996年的研究，將高校分為四類：研究型大學、教學科研型大學、教學型本科高校、高等專科學校和高等職業學校。 [4]具體參見華農教務處網站：《華中農大科技創新基金（SRF）管理暫行辦法》。 [5]參見于連濤，劉偉主編.創新與創業教育[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4.8，P99-109頁. [6]參見盛洪主編.現代制度經濟學(下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5，P225頁。 [7]參見2005年2月24日《科學導報》。 [8]筆者認為末位淘汰是不妥的，還有“不升即走”，這種做法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令人質疑。 [9]如果不具備這個技術條件，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那樣通過閱卷機讀卡也是不錯的選擇。這樣不僅速度快，而且有利于防止人工計算的誤差以及人為影響。 [10]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參考林毅夫：《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原載美國《卡托雜志》，1989年春季號。 [11]由考核帶來的問題參見北大教授武際可：《就人事改革給校長的一封公開信》。錢理群，高遠東編.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0.P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