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和社會因素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化和世界經濟政治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個重要趨勢。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企業在政治與市場上的成功同等重要。國外企業積極實施政治戰略，企業政治行為（CPA）理論被廣泛地加以運用，“政治經營”成為各國企業經營管理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中國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更加廣泛，很多企業早已自覺、不自覺地開展了“政治經營”活動，只是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企業的政治經營反映了企業從發揮經濟影響力到發揮政治影響力的轉變，因為很多時候政治手段往往可以實現經濟手段難以達到的目的。全文重點分析了政治經營產生的背景、企業“政治經營”的內涵以及中國企業開展政治經營的思路。

關鍵詞：政治經營 企業管理 政治經營產生的背景 西方學術界把任何直接或試圖影響政府政策或政治過程的復雜行為稱為企業政治行為（CPA）。縱觀美國歷史，我們可以將有關企業政治經營的研究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企業通過單一的政治手段積極地尋求政府的支持 自1709年美國憲法生效以來，企業一直通過資助選舉、游說國會等方式在政府機構中尋找或行使政治權利，積累企業政治財富一直為眾多的企業利益集團所重視。而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發表后，使政府干預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杠桿。在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的勞倫斯和洛爾施合著的《組織和環境》論述了企業外部環境和組織結構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企業應注重依據環境自變數和管理思想及管理技術因變數方面的函數關系確定有效的管理方式，其中政治和法律環境就是不容忽視的外部環境因素。由此可見，非經濟手段尤其是政府力量對企業經營的有效性已得到管理學家的認同。 第二階段：企業通過各種手段全面開展政治經營 20世紀70年代，美國營銷學家菲利普·科特勒在進行國際營銷研究時提出了大市場營銷的思想，即在原4P的基礎上補充了公共關系和權力這兩個新的2P因素，政治力量由原有理論所認為的企業不可控因素已正式介入微觀營銷活動。此時，各種社會團體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對企業經營的影響程度也逐漸增大。因此，企業更加主動地通過參加政治活動，協調公共關系等多種方式來營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環境，對象也由單一的政府擴展到非政府組織和各種社會團體。 第三階段：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治經營上升到企業的戰略高度 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指出：“在超越國界的經濟單位里，國家政治超過經濟力量。”他認為企業面臨的環境有三個重疊的圓，第一是真正全球化的經濟體；第二是一個區域化的經濟體；第三是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方性實體，它雖是經濟性的，但更主要的，它是政治性的。與之相對應，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它們開始采用政治手段推動開發市場的進程，政治經營已成為企業可利用的戰略的組成部分。 而在我國古代，因為從漢朝以來一直實行抑商、輕商政策，所以很多商人不得不依賴于政治，如秦朝的呂布韋、晚清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等人。“權重如山，財流于水”，這是當時的生意人所信奉的教條。當了現代，由于受傳統思想以及原來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范圍及深度比西方國家要大得多，對工商企業的影響也更大。鑒于政府因素對企業的重要影響，我國各類企業無不花相當精力來營造對自己有利的政治經營環境。然而，我國學術界對有關企業政治策略和行為的理論研究都很少，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政企分開、行政干預等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從而筆者認為，關于我國企業實施政治經營的理論與政策體系尚未形成。 企業“政治經營”的內涵 當今的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關系，不僅受經濟因素的左右，而且越來越多的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干擾。非經濟因素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歷史、思想及意識形態等。從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看，在世界范圍內現已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趨勢：一是經濟政治化與政治經濟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二是國際問題國內化與國內問題國際化的趨勢愈益突出。這兩個趨勢都涉及到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企業經營中的非經濟性因素由多種渠道產生：一是市場交易對象的需求目標不僅僅是經濟性的了。他們在要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還附加上其它非經濟性要求，如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不僅要考慮價格、質量等經濟因素，還要關心環保和社會進步等非經濟因素。二是大量的非經濟主體（如消費者組織、環保組織、地區性社團、民族主義團體等社會組織）介入市場活動，與企業之間的磨擦日益加劇。三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企業的影響日益加深。1994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APEC會議上曾說過：“當今世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現代技術縮短了地域上的距離，人類面對的許多挑戰超越國界限制。經濟關系、貿易交流、科技發展、環境保護、人口控制、減災救災、禁絕毒品、預防犯罪、防止核擴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的問題、是相互依存的，無一不需要開展合作，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規范。” 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有兩大因素對之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一是金融危機引起全球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思，維護金融安全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二是國際恐怖主義使得世界經濟的安全成本大大提高，政治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日顯突出。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使人們認識到，全球恐怖主義的安全風險產生的后果遠比最初想象的要大，并且持續的時間更長。新的成本——特別是安全成本——大幅提高，成為經濟生活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力量。 上述力量無一不在改變著企業的經營理念取向。實際上，任何社會組織都有其相應的理念取向，而且它要受其核心的價值觀所支配，企業的經營理念取向同樣也要受其核心價值觀的支配，核心價值觀可以說是構成企業經營理念的最基本要素。經營理念的核心價值觀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企業的使命和宗旨，它主要闡述企業生存的價值取向，它是企業的最高理念，是企業全部經營理念的靈魂；二是企業的目標，主要是指企業長期的根本性的價值目標，它一般由企業家提出，并融合企業、股東和員工的價值觀，它是企業使命和宗旨的具體化。 圍繞核心價值觀而派生的經營哲學、企業倫理等則是構成企業經營理念的重要內涵。盡管經營哲學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日本企業家卻賦予了它鮮明的個性。例如：東芝公司的土光敏夫把他的經營哲學概括為“穩定的經營”，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的經營哲學是“做開路先鋒”，京陶公司的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是“用心經營”，而松下幸之助則認為，經營就是政治，經營過程就是權力和服從的實施、實現過程，企業的政治理念就是企業如何運用權力，擴展企業外部權力空間，落實內部倫理的根本理念。可以說，經營哲學反映了企業或企業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充滿個性的經營觀。 而我們所謂的企業政治經營是指，由于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發生的變化，企業需要將政治手段納入到生產、經營、營銷和管理等所有決策的全過程中，政治力量成為推動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手段，企業家需要以政治家的眼光與手段通過發揮政治影響力來經營和管理企業的經營哲學。我們在考察企業經營的實際情況時發現，企業經常采用政治手段推動開發市場的進程，政治經營已成為企業可利用的“戰略”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