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學田的經營管理

錢蓉

(一)

學田，是我國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經濟支柱，設學田以贍學的制度，創始于宋代，此后，一直延續到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站——清朝。清朝統治者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僅繼承了這一傳統，而且認識到崇立學校、征用儒雅是爭取和籠絡漢族地主階級的一個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于是更為重視學校的作用和建設，清代的學校在原來的基礎上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清朝的學校有官立和私立之分。官辦學校包括國子監、宗學、府學、州學、縣學等；私學有書院、家塾、義塾、社學等。各學大多擁有屬于本學校的田產——學田。府、州、縣官辦儒學的學田屬官田，書院、塾學等民辦或官督民辦的田產仍屬民田范疇。不論學田為官田或私田，其土地所有權均為官學或私學等各教育團體所共有，是一種公共土地。所謂所有權，即“所有人依法對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1)在清朝地主經濟的條件下，封建租佃制占主導地位，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采取租佃的形式分離子出去。因此，在認識學田的土地關系時，首先要把握住收益權和處分權。而這兩種權利都為學校這一教育團體所共有。學田的租入是用于一個教育團體的膏火、修葺之費，在這一土地關系中的受益者是整個團體，而不是團體中的某個人。同時，學田的產權一般都表現為一種不可轉讓、不可典賣的財產關系，學校不僅通過強化規則的辦法防止學產的轉移，而且通過向當地官府呈報立案的辦法，憑借封建官府的力量穩定公產的產權，防止私自串捏盜賣。私賣學田被視為犯法，從法律上否定了個人對學田公產的處分權。對于原捐者來說，私產既已捐為公產，就已脫離了原有者之手，不論原有人或其子孫，對業經共有化之財產，不再享有管理權、處分權等。對于原賣者，須在賣地契約上寫明該地自賣之后，聽從買主立界、圍塹、更佃，永遠管業，各親族不得再有異說之辭。“倘有來歷不清、重復典賣及內外人等生端異說，俱系賣主一身承管，不涉買主之事”。(2)且“捐者即并非業主，原賣之人已系隔手，老業主又自無言加言贖之理”，倘有加添回贖等情，“首事即糾通合戶，議定鳴官處治”(3)。學田的管理者也都是代表集團的意志行使管理責任的，個人不具有完整的收益權和獨立的財產處分權。掌管人侵用或借支錢谷要賠償，如有欺隱行為，便由公眾共同清理，失職或德才平庸、不善管理者要隨時公議撤換。據此，在學田的土地關系中，具有排他地支配權的是學校這一團體性地主，即學田的所有權屬于一個集體，而非個人所有，這就決定了學田在經營管理上的特點。

(二)

清朝學田的管理方式各地不一，政府也沒有作出統一的規定。同一府縣、甚至同一學校或書院的所有田的管理方式都不盡相同，甚至同一學田前后的管理方法有時也有差異。但各地對學田方方面面的管理都有詳細的規則，以期妥善經營，不致使學田有名無實，正如湖北墨池書院章程中所說：“圖終于始者，慮事之本心；有初鮮終者，奉行之通患。……謹權事宜，詳議章程，其意本于防微杜漸，其事期于縷析條分，其法必使上之人厘然有籍之可，下之人曉然有規之可守；而其要，歸于上下官民、交互考察，以相為牽制，而后作奸者有所忌而無所容，亦庶幾維持勿替云爾”(4)。學校通常設有專門機構或委派專人管理學田，一般有三種方式，一是由學官管理，二是由鄉紳地主管理，三是由學校生員管理。

一般說來，府、州、縣儒學學田，各學分別管理，由教授、教諭、訓導等學官掌管，即擔任訓教諸生的學官，同時是學田的經營管理者。而書院田、塾田則不然，相對于官學，私學具有鮮明的自主性質。一般由鄉紳地主管理居多，鄉紳地主是封建政權在基層的主要支柱，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與政治勢力。而且，其經濟勢力也很雄厚，他們大多支持當地封建教育事業，并對經營土地有豐富的經驗，能充分保證學田租的收入。在公眾舉辦的學校中，為了防止在經營學田中營私舞弊，常常設置幾人共同管理，這樣，可以在管理中相互牽制，難以上下其手。一般是由眾紳士推舉幾位家境富饒、廉潔正直、慷慨好義者擔任董事或首事共同管理，按年輪值，核算每年學田租佃及收支的數額。所以如此，因其殷實才不至“贍其私”，且“田租一項收租有年份大小之不同，出糶有價值貴賤之各異，非歸公正董事經管不足以查照核實”(5)。而分年執掌不僅可預防一人獨攬的弊端，而且倘遇有人想借支或挪用學租時，本期董事則可借其位屢易以推辭，或說無前例可援而將責任推于前任，或說移交時定數難報而將責任推于后任，使想挪用學租的人難以得逞。每年年終董事須向縣上報查核，若該年董事經營有弊，如趨利若鶩，垂涎學租，或專為酬金而來，不務正業等，致使捐主、生童等不服，眾人可上書將其有違規條之罪列出，同聲共討，將其革除職位。首事具體的輪換程序，各學又稍有差別。現舉幾例以說明：臨安縣錦成書院，由地方紳士推舉殷實公正董事四人，每年二人，分年輪流經管，一切發放膏火、收取息錢，以及收租出糶，均歸該董事經管，每年十一月底，由該年董事將全年收支細數登入四柱冊內，交與下年接管的董事備查所有收支，一切事宜“毫不假手胥吏，以期滴滴歸源”（6）；湖北宜昌墨池書院，學租取息歲修各事，“若假手胥吏，即多侵蠹；每年應公舉公正紳士二人，隨同監院管理。惟臨時舉報，易啟營謀侵漁之弊，宜防其漸。今議即于眾首事中核定十二人，于年終散課時，簽掣二人為值年司事，周而復始，巡環簽掣。此十二人中，如有事故不能在院理事者，亦即由眾司事另行預舉，報監院查明實系公正者，歸于年終統掣”（7）；麻溪吳氏塾田，規定不準分房輪管，因“分房獨出帳目，或會稻價高低不實，或會暗圖公費各存私囊”。而應選族中品學兼優、家庭富裕者管理學田，不論房分，立一正一副總理共同掌管學田，三年滿期，或留或換，須聽生童“公議公請，因塾田原為合戶生童甲科而設，租既專為伊等用，田即系伊等之田”，“若地非宗祠，時非長至、人非生童，具謂私請，每年帳目須于冬至日上憑祖先，下憑生童，合并族人面結”（8）；而歸氏學田，卻恰與之相反。學田“呈案勒石，為我子孫膏火之資，三房孫曾照規支領，至收租完賦支放款目，惟三房孫曾輪年掌管”（9）。私學的這種由公眾代表負責管理學田的制度，既能反映地方公眾的要求，亦可發揮其辦學積極性。

有的學校吸收年長學徒參加學田管理，或選家境殷實者，或選成績優秀者，或是在學生員輪流值管，這既是人才、物力、財力的節省，也是對學徒的教育和鍛煉。如康熙九年（1670年），普寧知縣段藻捐俸置田，田租“遞年俱諸生經收”。(10)四川巴縣九華山東川書院膏火田一份，原租83石，一向劉姓承佃，道光六年（1826年）秋，該佃以荒歉為由，僅納租谷50石，該院肄業生童陳嘉言等隨即下鄉查勘，得知九華山“田水冷浸，豐年雨水過多，不如旱年較易長谷，凡九華山附近之田，無不加長，有贏無絀，伊等舞弊莫此為甚”，眾生童又就近訪問，查知該佃將學田私自招佃，從中漁利，濫佃至十三戶之多，于是稟請書院將各佃戶全部更換，“庶朋比之奸可除，霸工之弊可清，則數十年之積弊一新，即川東人士所忭頌于不窮也”（11）；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南雄郡守張杼捐買猴陂王岸租66石，“俾府學、始興二縣應貢廩生納糧輪收”。(12)乾隆十八年（1753年）揭陽縣撥入梅岡都蓮化心等處官荒入學，“遞年租銀一百一十三兩二錢零，交歲科五名前文庠生收辦”。(1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歸善縣佐賓興田“每年議定近鄉殷實在學者及歲科兩試案首輪值收交”。(14) (三)

學田管理的學官或董事、司事一經確立須對學田施行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包括學田如何租佃、租銀如何管理、發放等等。清朝各地學田的經營方式幾乎都采用租佃制，但在具體的租佃經營上也有著不同的形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

其一，學校直接租佃學田的經營方式。學校作為學田的直接經營者，必須親自丈量學田，招徠佃農，確定、收取租額。對于所屬田畝，學官或首事都會親自并選派工書差役協同逐一丈量田畝四至，查明坐址、租額等，繪圖造冊，并須把原存、新撥、續撥、新置等各項另冊注明，以備核查。如錦成書院，學田“雖各有界址，而日久年深，佃戶田鄰，難保無藉詞爭執情事，現當歸管之初，非查丈清厘不足以垂諸久遠，應飭各里董事督同文書將各該里所捐田畝查照捐戶，繪具田圖，注明畝分弓口四至，匯成一冊，立案備查”（15）。很多學校還要將土地的畝數、坐址、四至、租額等有關資料立碑刻石，以防侵沒。如新化學田，“不拘一處，零星散漫，稽查已極難周，況日久生弊，尤恐各佃戶不無以李代桃，指鹿為馬之事，議以田畔概豎石碑，丘大者每丘一碑，丘小而毗連成段者，每段一碑，庶幾彰彰耳目，不敢為冥冥之墮。或時事變遷，而訪詢故老遺民，猶能歷指其處，可籍以清查復額，亦籌前慮后之一法也”。（16）

學田在招佃時，為了保證租米收入不被拖欠和侵漁，一般都規定在學生員不得佃種學田，生員中倘有占管占佃者，即行追回，并嚴加究治。對于族塾來說，須規定不許招本族人承佃學田。如所捐或所買之田原為本族人承佃，必須全部換為外族人承佃，倘有首事徇情蒙蔽，則首事和佃人一同革換。因為本族人佃田既不便收租、拖欠租谷又不便鳴官。一般來說，實際租佃學田的多是農民小生產者。也有個別學校的田地并未佃與農人，山東鉅野縣學田，道光年間，由兩學轎夫、門斗承種；海陽縣學田，也每由門斗乘租（17）；還古書院征收各佃姓氏中，有僧已玄田租1錢5分，現佃古城寺僧信榮，又僧慈融園租1錢7分，現佃古城寺僧信榮，“因書院前輩諸先生以僧寺與書院緊接，便于照看，又僧信榮師徒情意殷厚，故讓與租種”。（18）

有的在學校買田或官員、鄉紳捐田的同時，即將原耕種土地的佃戶一并劃歸學校，福建莆田縣學田，“乾隆元年（1736年），邑人知縣程大僖捐送學田3畝9分余，共載早冬租8石6斗4斛，民田生大溝佃戶林而章；又田4畝4分余，載大冬租10石2斗，坐星渡洋，佃戶戴季哥；又田6分余，載早冬租7斗2斛，民田坐東埔后營，佃戶李義候……”（19）。也有的學校將所得田地另行招穩妥佃戶領耕，親立佃字。嘉慶五年（1800年），四川巴縣職員龔載鼎捐田入東川書院，書院即“飭書赴彼，勘明該處界址，查明條糧，飭撥院冊，另募佃戶劉天祿出備押金70兩，揭還前佃，每年認納租銀26兩，歸書院以資生童膏火”（20）。

佃戶租佃時要履行一定的承佃手續。有愿耕種學田者，須會同保人，認佃納租，并由官府發給印照為憑。各佃戶如有自愿退佃者，須親自向學校報明，由學校另行招佃，新佃戶亦須自請保人，面書佃字，登簿復查，如敢有私相授受，隱匿不報者，查出重罰，并將新舊佃戶一并革退。雖然如此，私相轉佃的情況仍時有發生。山西汾西縣有官荒地400畝劃歸儒學，由任光雷承種，乾隆十三年（1748年），學中齋長賈國儒等查出任實際上只耕種120畝，其余全部轉租他人，學校恐其輾轉收租而導致拖欠，遂令任光雷將自種120畝，另立租約，仍讓其耕種，其余盡行退出，另行招種（21）；四川巴縣東川書院膏火田，原租45石，押佃錢100兩，佃與雙山寺佃戶古萬順，道光五年（1825年），該佃過世，其妻古吳氏孀居，便將田撥出一半給其弟吳興順耕種，后遭古萬順兄古萬興告至官府，“遂斷令古吳氏退佃，其押金銀兩，等招佃后令古吳氏赴案，除銀60兩還債外，余銀40兩給其母子度日”（22）。

學田一經承佃，經管人即須立一總簿，將承佃情況登記在冊，寫明佃戶姓名，田畝若干，坐于何處。更換經管人時，必須逐莊按簿查核，如有侵占隱匿及砍伐樹木等事，必稟告官府處治追還，倘經營人徇情寬恕，也一并受罰。康熙年間，閩浙總督姚啟圣對福建全省的學田普遍捐贈了田地或銀兩，為了“興儒之意”能千秋彪炳史冊，也為了更好地收取學租，他將凡耕種他所捐土地的佃戶編排起來，“另置一戶于首圖，甲首之名同姚興儒”（23），“姚興儒”戶下的田地，佃戶和租額等即歸屬當地府州縣學。

各地學田租額都有定數，交租也會規定一個期限。在此期限之內，或由佃戶自送，或由管理人包繳。多數學校都會派人協同鄉保逐戶催納，且須查照底本，另立田畝租錢征冊，注明完納日期，給與鈐印執照。如有花戶抗租，或逾期不納者，必稟官追究，除追出租課外，仍公同革退，催租不力者也有一定的懲罰。甚至有為催租而鬧出命案之事。湖南邵陽縣彭在興佃種義學田畝，每年應納租谷49石8斗，折錢24900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欠租未交，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義學首事王宏前去追討，彼此征鬧。彭在興恐其稟官，便捏告王宏強牽豬牛，并要王華山作見證人。后經審訊，王華山供明實情，仍將彭在興責懲追租。彭在興因恨王華山不肯袒證，就趕到王華山處吵鬧，發展到棍棒相加，彭在興被歐致死（24）。

這種由學校直接經營的方式，校方需進行一系列相當繁瑣的工作。而第二種情況，即學校并不直接對學田進行具體的經營管理，而是委托他人經營便可節省大量的人力。如臨安縣庠發會，為一種民間助學組織，專門經營學田供給各學學租。該會有田產296畝，均為邑民捐助，并由紳士管理，助給辦學經費。臨安縣的錦城書院原有田7畝，后由邑紳章相等稟請學憲撥入庠發會，“每月朔望縣學官集諸生于堂會課文藝，生童分三等，縣官擇其優者獎給花紅，庠發會助給膏火”。（25）余杭縣學田，乾隆三十一年（1772年），由黃湖鎮貢生陳筵捐田31畝1分7厘，額租谷48石，“每年仍屬陳宅承辦，除收租一切費用及水旱歉收不計外，每年凈繳折租錢26000文”（26）；廣東佛山勞公，于嘉慶十四年（1809年）將己田的三分之一捐為族中公田，作為進庠、登賢書者膏油之用。議定其百年后，“倘有進庠登賢書者出乎其間，即許其對該業田收租管業，以為膏油之用，一人進庠登賢書者則一人所得，兩人進庠登賢書者，則兩人派分，推之百十人亦然”（27）。這是將學田讓其資助的學生自行經營收租。這種經營方式對于學校有一定的益處，由于學田土地分散或遠離學校所在地，而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教學，對于分散的學田進行直接經營必然會多少對正常教學產生影響，把學田的經營權分出、學校僅僅收取地租的經營方式就能解決這一矛盾。

(四)

收入的學田租銀需造冊登記。經管人將全年所有租谷錢糧若干、田租糶出若干、何項開支若干，共用若干等等，通盤核算，開列四柱清冊。并于年終或董事換界時，將各收支帳目結算報銷。有的還要約集各鄉紳士或生童共同清算，開列清單，張貼公布于眾，以示公而無私。如新化縣學田，“每年收支約于五月賓興會后結數一次，首事先一月督同司事將各項數目逐一核對，繕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詳細帳簿一本，聽候臨期公算，另繕四柱簡明清冊一本，呈送縣署存案，其各團則照數刊印二百份分看，亦欲使人人共知免生疑謗之意也。每逢結數之期，須請城鄉正紳公同核算，先二十日具柬知會，務必齊到，人馬食錢按遠近致送，20里以內600文，40里以內800文，60里以內1000文，80里以內1200文，百里1400文，在城不送，非請不送，……”（28）；粵東啟蒙義學，每年臘月核算，“總理暨司事將一年出入總帳，用黃紙一一書明，會同本地紳衿耆老，衣冠詣本境香火廟，書疏一紙，凡會議者，各各署名畫押，并出入總帳，拜焚神前爐內，同明心跡，以示征信”（29）。清查無誤后，如無虧挪，則可移交給下一任經管人。如有虧缺，生童或紳士可請示更換，并令其照數賠償，倘或互相徇私，含糊接辦虧挪之款，后任接管人也須一并受罰。若非如此，恐管理人經手租息，蒙混作弊，以少報多，以至錢糧日侵月削，日后無憑可查，有違學田助學之愿意。

學租是專為培養士子之需的，在具體發放時，也有一定規章。由于各學田地租銀具有定數，所以經費需量入為出，一年中須用束修膏火及其他雜項，必須就該年應收租息通盤核算，不能漫無節制透支濫用。府、州、縣儒學，每年各學的學租銀由學官收上再解司轉解學院賑給貧生，學校必須通過學政衙門或地方政府專撥才得到經費。清朝散發學租，“舊例學臣散給學租于各處考試事竣，始據各學冊報結發，其中易滋弊端”，乾隆十年（1745年），諭曰：“散賑于考試事竣之日，何如散給于士子云集之時，嗣后學政學官確查極貧次貧，造具細冊，于按臨之日投遞學臣核實，即于三日內逐名面賑”。（30）各學如有需要動用學租，須得到藩憲的允許方能行之。如昌化縣學宮，乾隆年間，“殘缺者非止一處”，該縣令查明學冊中有學租谷價銀370余金，于是“詳請修葺，惟藩憲尚未允行，以致有待”，直至下一任縣令到任，再次向藩憲說明詳請，于是才得以動工，“首文廟漸及廡祠堂閣，皆以次整輯”。（31）可見官學學租的分配權掌握在布政史、學政手中，而學官不能隨意動支。書院等私學的學田租銀支用則勿須官審官批。每月應發錢文，值年董事查照章程，先開具數目清單。生員膏火、教師束修往往按月或按季發放；學校的考課費，于每課核定名次之后，確定其得獎等級，由掌教開單發交董事，于下課給卷時按名給發；學校的賓興費，于考試之年或由司事托付誠實可靠者帶往考試之地分散，其帶銀往散者，除應得試資外，再另加酬銀，或由司事于赴試者起程前幾日致送。 (五)

盡管各學都制定了如此詳細完備的學田管理規則，但實際上學田管理不善，以致學田被侵沒、學租被挪用等情況仍時有發生。嘉慶九年（1804年），白鹿洞書院經費虧至七千余兩，以致“院長修繕有缺，生徒膏火不給”，江西巡撫秦承恩見狀命人按籍核查田畝，“向時積負，嚴限追償”，“考議條規，一矯舊弊”，又借南昌友教書院寸銀兩千兩，為白鹿洞書院修建、置田以圖復興。但以二千兩的借款，填七千兩之虧欠，終究是無補于事，多年的侵蝕、敗落，不是一時之間可以振作了的。（32）又如余杭縣學，“舊日相沿有佃戶孫承恩名下插納糧銀1兩3錢6分，無田租可查，歷年本學賠糧”（33）。學田或其租銀逐漸擺脫官府的控制而落到私人手中，有多種途徑：其一，為官吏侵沒。康熙十三年（1674年），白鹿洞書院清理洞田時，總額共3850畝，歲收洞租銀930余兩，但“惟正講、副講二人歲支學俸共百金，余盡歸郡、縣官吏中飽”（34）；臨安縣學，黃敏中于乾隆年間任該學訓導，前知縣置田畝山地交儒學收息為歲修之資，久為胥役侵沒，于是黃核實原冊，擇近城誠實諸生輪收（35）。經費被中飽，這種腐敗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的通病。其二，地主豪強雖捐辦學田的例子很多，但其侵占和兼并學田的現象亦十分普遍。他們或直接將學田吞并歸己，如明清之際，社會動亂，岳麓書院在明代艱苦積累的學田，又為豪勢之家所占，到康熙年間，已是“皆不可卒問矣”（36）；或與老胥蠹役通同為奸，買賣學田。在福建漳浦縣，由于豪紳和官吏相勾結，私相授受學田，致使學田“既多侵沒，所征不及十分之幾”（37）。其三，佃戶對學田的隱匿，在清朝也是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有關官員在提到學田弊端時，常把佃戶隱占與豪紳兼并、胥吏侵沒通同并列。“狡佃”或借口水旱歉收，或詭稱畝數不足，拖欠學租，甚至佃上招佃、抵當偷賣。道鄉書院，“佃戶不肖者盜當盜賣，以及暗中頂耕，無所不至，始則繳租不足，旋且隱沒田工，實為田間一大蠹。如雷觀章、雷之質、雷得后、雷得茍以及雷得仁等，非以書院公田私行變賣，即以他人批約冒濫承充，于是該學將盜賣之契追繳，分別懲創退耕”（38）。其四，有些捐戶也違反契約，擅賣所捐學田。道光元年（1821年），四川巴縣陳文貴將所買黃泥坳田業一份，送入字水書院，以充膏火。道光十六年（1836年），文貴亡故，其子與子侄等人因人丁浩繁、租谷不敷日用，加之開設炭窯折本，負債累累，即商議將該田出賣，書院告至官府，官府命其或將原田追回，或照當時賣價如數繳納，以便另置產業生息。（39）其五，宗族塾田的租銀有時也會因族內他項事物而被挪用。如周氏家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置田收租，“嗣后接年所收田租因宗族修整支用。咸豐元年（1851年）憑族眾清算，宗族實虧欠義學錢300串……”（40）。其六，寺院僧徒對學田也有侵蝕現象。如道光年間，黎世序官淮海道，將崇實書院原被普應寺僧占去的膏火田600畝，清出復歸書院（41）。以上種種對學田的肆意侵沒，給學校造成了嚴重后果，不少學校由于學田被侵等原因，學徒眾散而去，“弦歌之音不聞久已”。

清朝學田收支管理的嚴格性、獨立性，使其基本不受國家財政盈虧的影響，各學錢糧收入做到了專項、專收、專管、專用，避免挪用借支，加上屋課、息錢之類，遂使各級各類學校大多擁有一定數量的學田及穩定的錢糧收入，保證了學校的日常費用的支出，不免使古人有“欲求一經久之方，萬全之策，誠莫善于學田”之嘆！（42）這也正是學田制度最根本的意義之所在。同時，學田制度將封建國家和私人辦學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有效地解決了清王朝的教育經費問題，不僅從文化教育上加強中央政權的穩固，而且為人才的培養，為社會教育的擴大以及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是一種在我國封建社會具有現實可行性的土地利用形式，在清朝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釋：

（1）江平、巫昌禎主編，《現代實用民法詞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16頁。

（2）嘉慶《漢口紫陽書院志》卷六。

（3）（8）乾隆《麻溪吳氏族譜》卷一三七，《塾田條規》。

（4）（7）《墨池書院章程》，載璩鑫圭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第210頁。

（5）（6）（15）宣統《臨安縣志》卷八，藝文志，《錦成書院記》。

（9）嘉慶《京兆歸氏世譜》，《義莊志》。

（10）乾隆《普寧縣志》卷四《學校》。

（11）四川大學歷史系、四川省檔案館合編《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第491頁。

（12）乾隆《南雄府志》卷五《學校》。

（13）乾隆《揭陽縣志》卷八《學校》。

（14）乾隆《歸善縣志》卷八《學校》。